，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轻心难乎？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也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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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局势恶化
第186章 局势恶化
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各界人士奔走，联络一些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领衔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来打消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他地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的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兴国、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江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地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江镇守使由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此前，袁世凯已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山电令广东**，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地气氛过的。柏蔚虽曾有皖、赣先行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地沉重的打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由他的妹妹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地控制。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作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地调停地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央之谣传，并申明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地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地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地一些会党领袖动的，其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策动起事的过程，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地某些活动，早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的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的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31日凌晨1时，徐企率领一多人，打着“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地努力，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地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地斗争，南北调和声，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稳住北疆，袁世凯虽然同意秦时竹拿下疆，但暗地里，他还是希望能牵制住越久越好，故而一方面着令秦时竹查办，另一方面又偷偷给杨增去电，让他做好准备，只要拖延时间，让秦时竹拿不到确切证据，袁世凯就打算保住他。
对这点小伎俩，秦时竹压根就没有放心上的，他早就准备好了武力夺取，只待袁世凯给的大义名分一到，他就要下手。此次派遣前去的既有监察局的人，也少不了得力的部队――李春福的骑1师。出前，秦时竹给李春福面授机宜，授予他全权处理此事，让他管放手去做，出了问题自然有秦时竹兜着。
对于秦时竹的暗示，李春福心知肚明，出兵疆，地域广袤，秦时竹要挑人肯定骑兵部队里挑，但既然已内定马占山为外蒙古护军使，可见秦时竹把疆护军使的位置留给自己了。李春福清楚的很，论起打仗，自己不如马占山或者孙烈臣两人，但是论起政治治理和稳重，自己倒是比这两人要强。征讨漠北，选自己为总指挥，可见秦时竹对自己的厚爱，此去疆，自然还是以政治解决为主。为了帮助李春福熟悉疆，秦时竹还特意把参加过伊犁起义的邓宝珊划拨到他帐下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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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面面相觑
第187章 面面相觑
李春福是个谨慎的人。经过各方面、各渠道的了解，疆兵力不多，能打的当属范山河的部队，但由于杨增扣奖金并不会与自己为敌。其余驻人马，由于拖欠军饷，对杨也早有怨气，大军入，交战不是不可能，但战况必然不会太激烈。想想自己再不济，凭手下骑1师近万虎狼之师，拿下疆还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驻甘肃的夏海强协助，李春福是信心十足，他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拿下疆，大限的降低损失。
再问邓宝珊得知，疆地域虽大，但心城市并不多，有全省战略意义的城市只有三座。第一是哈密，哈密是进疆门户，握有哈密，就掌握了全疆的钥匙，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是迪化，此城是疆的政治、化心，具有全局意义；第三是伊犁，伊犁地处疆边陲，对于边疆巩固有重要意义，由于俄国东北吃亏，难保他们不会疆生事，只要伊犁不失，边疆还是稳如泰山。由此，李春福制定的计划是，迅速出兵占领哈密并留兵护卫，然后入迪化城，一鼓作气拿下杨增，等局面稍事安定，伊犁传檄可下……
、俄第三阶段的谈判依然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各种难过的坎一一被克服。每当谈判处近乎崩溃的边缘，各方就联合努力，每当达成共识，各方就积极推进，因此虽然每每剑拔弩张，但真正破裂的机会却没有。理由很简单，破裂所造成的后果是谁也承受不起的。俄国不能冒失去英法财政援助的风险。北疆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地战事。
方一个要要求是俄国撤退东路驻军，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俄国东路驻军并没有法理依据，日俄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虽然规定了护路队字样，但这一条款并没有得到国方面的认可，甚至也违背了《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得侵犯国主权的规定。《朴资茅斯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处以风雨飘摇的危机前沿，无力也无法提出抗议。但目前的态势大大不同于清末。国防军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国的权利主张。
俄国代表很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