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情，阐述日本归附文化上的源头对于日本民族的伟大意义，探讨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如何优越于弱肉强食虚伪残忍的西方式殖民秩序的学术著作开始出版，一个个以“新日本文艺革新”为宗旨的报刊杂志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在日本的上流社会，汉学原本就是区分文明人和暴发户，下等人的主要工具，现在更上了一层台阶，不会两句汉语，几首唐诗，您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外相小村寿太郎去职，并接受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判有罪，处十年监禁。一贯亲华反战，又是五摄家之首的公爵近卫笃磨就任外相，很快就被在日的西方外交官称为“中国外交部日本分部长”，因为其对一切问题的答复几乎都是“我需要考虑一下”，随后出来的口径绝对和中国方面一模一样。
就这样，在日本新内阁的一致努力之下，一股狂热的亲华浪潮席卷日本列岛。
“中日亲善，建设新日本”，“中日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同文同种，友好互助”，“致力建设中华帝国主导，中日友好之东亚新秩序”的标语铺天盖地，中国的赤底金龙国旗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表情严肃，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进驻了各个主要城市和交通要津，各个列车之上，都有精通日语的朝鲜“特管”队员押车，这些人直接听命于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接管了主要的治安维护职能，不时发动对“国贼”的“讨伐”。
日本的警察被清洗，并且接受中国驻军司令部派遣的“督导员”指挥，进行巡逻和执勤。
日本各县，各市政府，都进行了改组，一色的忠君，亲华，反战人士，东京派出来的特派员，由日本近卫军军人护送，四处巡察，纠察风纪。现在敢骂一句“支那”便是国贼，毒打之后送到东京监狱，还要没收财产。
十一月十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鉴于日本一再侵犯中国，必须给与惩戒以儆效尤，日本政府将配合中国占领当局提供有关两次侵华战争的一切秘密档案，供中国方面调查战争罪行，并配合一切相关的逮捕，审讯事宜。
作为对中国的合理赔偿，日本将以十年为限，根据中国方面开具的战费清单，对中国支付总计二十亿美元的赔款，其每年的具体赔偿额逐步递增，最终达到总额，但具体的实际赔偿额，将根据美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
除此以外，除了海外的一些岛屿，包括但不限于对马岛，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火山群岛，南岛外，中国不割占日本四岛的任何土地。
这个赔款金额的确定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最早，日本方面提出五千万美元的赔款约定，结果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年轻干员颜惠庆轻飘飘地甩过来一句“日本的四千万人，一个人才值两块日元”，当场把日本代表气得暴走。
因为“使日本国民受辱”，日本谈判代表团中的几位年轻人当场就要切腹谢罪。日本谈判代表内田康哉赶忙解劝。代表天皇列席的伏见宫贞爱亲王也有些挂不住面子，当即提出暂休，随后和日本代表团成员密谈。
再恢复谈判之后，日本方面一改之前的低姿态，上来就是异常恳切地谢罪，并“请无论如何接受不少于十年五十亿美元的赔款，以显示日本的诚意”。
这个数字连中国方面也吓了一跳，讨论了一下之后却是直接拒绝。
最终方案还是中国原来提的二十亿美元，不过期限延长到二十年：
构成：
中国领土上损害的财产和人员赔偿，总计十亿美元。
中国支付的战费，总计九亿七千万美元。
中国出兵日本，平叛，维持占领行动已经支付的费用，总计三千万美元。
一共二十亿美元。
这个时候，日本人反倒来了精神，一再恳切地表示“五十亿，拜托了，日本值这个价”。
中国方面自然不是发善心。
大家心里明白，日本人高姿态的背后除了表忠和卖乖，也是摆明了还不起。到时候中国也没什么办法。与其定一个天文数字，让日本耍赖，还不如定一个比较靠谱的赔偿金额。
用郑宇的话来说：“日本都是我们的，赔多赔少有什么所谓？搞太狠了，对大局未必有利。”
就这样，最终定下了二十亿美元二十年付清的方案。
十一月十二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中日友好商务合同》，日本政府以九州岛，四国岛的一切官营资产和土地，以及国内各项税收为抵押，从中国借款两亿华元，用于采购中国的工农业物资，满足日本国内消费需求，以及工商业的原材料。
凭借中国农产品的涌入，日本政府勉强满足了“配给制”的供应，国家的局势也开始稳定下来。因海路断绝，原材料匮乏陷入停产的工商企业，又获得了充足的血液，不过很多厂家生产的方向已经转向民品。原本的统治经济，已经由东京政府转向民用品导向，统筹规划。
此外，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双边关税互换协定》，也就是两国政府分别把自对方国家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官方形式进行互换，再以出口退税补偿给出口企业，也就是事实上实现了零关税，自由贸易。
这样一来，日本愈演愈烈的工商萧条和失业情况也顿时出现了转机。
十一月十五日，由于德国“斡旋有功”，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协议，以德国提供十年期总计五亿金马克的低息贷款，并一次性提供两亿金马克的租借费为条件，日本政府将佐世保军港租借与德意志帝国，租期九十九年。当然，这些金马克统统都作为战争赔偿被中国占领当局毫不客气地收走，不过也给日本方面增加了两千万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购买中国机器和商品。
德皇当即开始组建“远东舰队”，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并向日本政府提出“利益均沾”，日本政府的答复很简单—“请咨询中华帝国政府”。英国方面马不停蹄地找上中国方面，提出“德国人能得到的，作为盟友的大英帝国也应该得到”，中国的答复也很明白：请询问日本方面，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不反对。英国人就这样在两边跑了几个来回，依然不得要领。日本新任外相近卫笃磨被英国人逼急了，干脆提出“再逼迫的话在下只有切腹”，英国人最后也没了办法。
十一月二十日，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日友好合作条约》，宣布中国将无限期承担起对日本政府的“督导”责任，直到中华帝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均认为日方已经无须接受督导为止。
在督导期间，中华帝国政府将对日本中央及各县，各市派出各方面的“督导员”，监督指导日本政府的改革与日常运作。中华帝国对日享有驻军权，探矿权，于日方合作开采权，自由开办工厂和购买土地的权力，中国企业，商户，国民，在日本享有等同于日本国民的一切经济权利，并且可自由往来，居住，通商，办学。
中华帝国将指导日本政府在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组织体制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以提升日本国民福祉，促进东亚友好和共同发展为目标，建设新日本。
条约的签订，让日本各界，从精英到底层民众都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前的空前乱象，让这些人都产生了难以遏制的恐惧。既然战败已成事实，中国人也已经控制了日本，能保住国体就好，至于改革……早就听说中国人过得不坏，这么多年大量的国家资源用在军备之上，到头来还是惨败罢了，既然如此，干脆转向民生建设，对国民不也是好事？
在皇室和公卿的授意之下，以伊藤博文此前的老班底“政友会”为首，国会开始了“修宪”的筹备，准备按照中华帝国督导提供的“大纲”，彻底修订日本宪法，以契合中日友好提携的“新局面”。
按照新宪法，日本帝国将改名为“日本国”，采取君主立宪体制，天皇万世一系统御国家，而民意也将得到充分尊重，达到天皇受民意于天的状态。
在日本宪法中，把中日友好，接受中国之督导，中日经济提携，外交一致，致力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则明确纳入。此外，宪法中还规定，为了确保日本文化传承，正本清源，日本教育必须以汉学为必须和首要之学科。
不得不说，日本是个很奇妙的民族。
器小易盈，一旦得志，简直就在自我膨胀之下变成毫无底线的野兽；可一旦被彻底打败，又会对击败自己的强者顶礼膜拜，驯服得如同羔羊。
两次击败日本，现在更歼灭日本海陆军，俘虏天皇，登陆日本的中国军队，在日本，已经成为了神の样。
第一百五十章东亚新秩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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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章 东亚新秩序 三
第一百五十一章东亚新秩序（三）
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之下，中华帝国的军人们并没有进行残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买卖。从中国运来的大批粮食物资敞开供应，价格……自然是随行就市。
物资被征用，又被物资匮乏搞得饥饿难忍的日本国民，纷纷到中国开设的典当铺面和收购站用大白菜价抛售各种家传宝物。在日本人当中，一批文物贩子应运而生。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种手段低价收购本国人的“真家伙”，然后加倍卖给中国官商和军人，又从这些人手里换来紧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后高价卖给出售文物的日本饥民，算是皆大欢喜。
镰仓时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经，唐朝时遣唐使带回来的中国宝物，唐朝宫廷御赐下来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传的名画，纷纷以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落入中国官商和军人们的手里。
郑宇早就盘算好了，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等日本有勤劳致富的那一日，这些东西，每年抛出个几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里的钱掏出一大块。
按照中华帝国大本营的策略，中国在日本采取了占领区货币政策，即以中华帝国印刷的“日本占领区银行票”，简称“日票”，作为有效支付凭证，强制流通。
至于日本国库价值三千万英镑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早在中国禁卫军进驻东京的时候，就以“确保战争赔偿支付”的名义被中华帝国征用，装船运输到了中国，随后名正言顺成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战争赔偿。
这一下，日元汇率更是惨跌，日本物价飞涨，倒是中华帝国占领当局的“日票”显得坚挺了许多。一时之间，市集之内日元形同废纸，倒是“日票”极为抢手。对此，日本政府也是无可奈何，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访日本派遣军方面，请许凡给与解决。
许凡的对策也很简单：“既然日元不顶事，大家都认帝国信贷银行的日票，那干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后形势稳定下来，贵国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换回来即可。”
日本诸位元老面面相觑，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支应战费，日本政府滥印日元纸币，日元原本就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日票出现，日本硬通货被中国运回，更让日元信用瓦解。与其徒劳地挽救信用破产的日元，倒不如暂时依靠中国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这样，“帝国信贷银行东京分行“悄然开业，中华帝国特别印刷所印制的“日票”源源不断供应给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军当局，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和采购物资，一切的税收，也全部以日票支应。奄奄一息的日元经此打击，更是惨跌，日本富裕阶层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很多靠养利息度日的食利阶层，包括很多资产来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寻找工作。
最终，日本政府干脆宣布，以一万比一的汇率回收日元，发行日票。日本也从此成为当时的世界上采用纯信用纸币的第一个国家。不过，当时已经被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也都没想到，日本却是因祸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谓“日本经济奇迹”的货币基础。
这个开创之举，后来被日本人津津乐道了很多年。不但没人感觉被中国方面用纸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许凡，以及那位大中华皇帝陛下的恩德。
平叛之后，对日本军队的整肃随之展开。
按照约定，日本政府想中国方面移交了政府和军部的档案资料，并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议的“战犯名单”，基本上都是萨长藩阀，旧藩武士，财阀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团骨干，皇族和公卿人物几乎绝迹，而反战派的元老及其党羽也推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在东京召开了公审，日本本土的两万六千八百多名战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将与中国方面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一同在中国服刑。
未来的日本军队规模将大大收缩，陆军规模限定在四个师团，每师团编制为三联队，编制仿照华军国防军乙种师。此外，还会保留四个简编旅团的架子，实际上就是联队规模的部队，在战时可扩编为师团。
海军陆战队规模限定在两个旅团，而海军舰队现有五千吨以上的舰只作为战利品全部转交中国海军当局。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的战舰，海军总吨位被限定在中国海军总吨位的一成。
在辽东和朝鲜投降和被俘的日军，已经被发送到战俘营组织起来。进行一个月的洗脑教育和再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未来将在统一的北京公审上获得应有的惩罚。服刑的，自然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往朝鲜从事“劳动改造”和“再就业培训”，主要是从事路桥建设以及开矿。在这方面，赵秉钧的“警政部”有组织旗人“劳动营”的丰富经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广泛开战劳动竞赛，以成果决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虏内部展开全方位的洗脑教育，发动俘虏开战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并组织俘虏中的先进分子担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劳役，表现特别优异的，可以酌情减免，表现顽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郑宇的计算，这些壮劳力能够给帝国创造的财富，有旗人爷们珠玉在前，郑宇还是很期待的。跑？朝鲜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任何一个明智的日本人，都不会愚蠢到在这里逃跑。老老实实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日本政府，鉴于财政困窘，最后也开始在劳力输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军俘虏，以及被抓起来的罪犯，干脆被日本政府判处罪行，并“移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按标准（当然是极低的标准）核定劳务报酬交给日本政府，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中国合法使用的劳工。
这部分劳工，被中国政府交给警政部送到内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之中。手头骤然宽裕起来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两头整肃一遍“国贼”，把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国“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战后的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日本“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应该说，日本由于民间家门传承的缘故，民间其实隐藏了很多的财富。这场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连根拔起，连带着收缴了大批隐藏起来的财富。因祸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