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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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帝国- 第4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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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吹捧为中国科技巨匠,实际不过是把前人作品加以总结的宋应星实则愚昧无知至极,其人认为欧洲人带来的地圆说是诬天怪论,严词批判说:‘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空,凡物四面蚁附……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

    “明朝所谓科技进步,无非是将前人成就加以总结,没有任何突破之处。要说进步,无非是明末内外jiāo困,西洋器物涌入,尤其是火器之jīng令明朝政fǔ入mí,再加西人传教人力图用知识吸引中国人入教,多有翻译之事,但此等行为影响太小,对整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毫无贡献,可偏偏有人以此作为明朝‘科技发达’的物证,简直是恬不知耻……”

    “这等封闭自大,无知而愚昧之旧皇朝,专以扼杀思想,僵化社会,维护家天下愚民统治为业,居然被某些人吹捧成圣朝,而祸luàn中华流毒至今的理学,也被捧为‘圣学’,可见这些所谓大家们实在是昏聩无耻至极……”

    “除历朝历代开基之时惯有之所谓‘武功’之外,前明对外软弱无力,空有百万‘卫所’,‘边兵’,‘京营’,又有前代未有之火器之利而无能为,数十倭寇即可东南,杀戮上万军民。对东北区区建奴而丧师失土,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一个亿万人口的大国,开国之际已有火器,面对几万人的骑shè部落被打到丢盔弃甲失地丧师,敌人国境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闻所未闻,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偏偏此等人还动辄高谈阔论‘不割地不赔款’,实则不过是理学固有的虚荣好面子罢了。比诸满清鼠尾辫,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无形之辫笑有形之辫。”

    “明朝兴理学,以孝悌治天下,以八股取士,无非是用孝悌的观念推而广之,使民众对君上,官员无限盲从,听任压榨奴役。而官员对君上服从,以求‘和谐’。以八股取士,则文人思想限于道德文章,四书五经,再无余力和兴趣以求真理。此等文人,也就成了猪狗一般的牲畜。”

    “所谓明代内阁,与选举制产生之国会,责任内阁全然无关,不过是皇帝的书秘机构,其权力完全来自皇帝赋予,即使张居正等所谓‘权相’,存废不过皇权一念之间,不过是‘摄行’部分皇权罢了。皇权信用之则位高权重,一朝罢黜,便是土崩瓦解。此等以名分来定权力,以尊卑分明来‘致太平’,上对下以强权压制,下对上则只有道德牵制的文化体制,最终的走向自然是**宗法下的主奴社会。”

    “明季小民生计艰难,辛苦一生但求温饱,而一遇荒灾就是民变蜂起。明朝李昌祺《内乡县》诗:‘岩邑千山里,荒村户半逃。晓餐炊橡栗……自伤无善政,抚问敢辞劳。’所谓万历盛世,郭正域作《孺人朱氏墓志铭》,其墓主朱氏出身于耕读之家,其夫李宗鲁万历时中进士。据郭正域在墓志铭中所述,朱氏嫁到李家时,李宗鲁尚未中进士,家境相当清苦。朱氏晚年对‘儿fù辈’回忆自己嫁李家后的情景,说:‘吾昔在田间,与若诸母作苦;jī鸣机轴轧轧未休’,却仍是‘啖橡芋尚不饱’。”

    “……明代官军则既贫且残暴,但知杀良冒功,劫掠民财,jiānyinfùnv,故民不乐官军而喜贼寇,luàn军自然是越剿越多。明代皇亲贵戚官绅士人为人上人,不必纳税,不必服差,又可肆意兼并田土,囤积居奇,故而小民越发贫苦,而皇亲贵戚锦衣yù食。若非明朝晦暗荒唐,民不聊生,建奴以区区游猎部落,面对持火器之百万明军,如何能叩关入主中原……”

    “……明之所谓正人,如东林之类,纯属祸国殃民,动辄大言不惭,讲起来头头是道,又专好党同伐异,无视国家公共利益,满心不过是小集团之sī利,祸luàn国家而在所不惜……以宗法礼教为圭臬,以理学为‘名教’,空谈仁义道德,xiōng中却没什么真正的经世才干,所通者不过是‘圣贤之言’,权谋之术。遇到君主懒惰懦弱,则以‘祖制’为借口争权夺利,损公féisī,上下勾串;遇到局面崩坏,君主有心振作,又打出‘祖制’,‘遗训’的旗号,煽动无知乡民百般阻挠……”

    “……历朝历代,国君所谓的‘责任’不过是自己家族的社稷宗庙,而在‘保社稷’的基础上要么贪图享乐,要么为了自己的‘功业’虚耗国力,享受以天下奉一人的快感,而长于深宫fù人之手的后代君主,从小耳闻目染的不过是如何争宠固宠,满心不过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多半无治国之才,唯有争权夺利之所谓权术……此类一家一姓的皇朝,无不是初时对外炫耀武功,四处征伐以打击威胁皇统之敌寇,并彰显武力,以慑服国内之民……到了后期,国家从上到下**透顶,民众再无生路,不得不揭竿而起。如此大国,对周边区区小弱部落而屡战屡败,每每被寡民之游寇一战即溃。对内则残暴强横,官员但以媚上残下为能事,个个锦衣yù食妻妾成群,开口闭口皆是颂圣,跪君上,跪上司,跪圣人,跪牌位,奴颜婢膝,无耻之尤,不知所谓圣学到底有何用……”

    “在这种文化之中,臣子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信任,下级的权力来自于上位者的信任,所谓的士林清誉不过是迎合流行的道德取向,结果就是人人争相媚上,知识分子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一心钻营权力。皇帝看似威权至高,可上面还有孝道,有死去的皇帝留下的种种‘祖制’……尊卑上下的宗法体制之下,国家绝对统治权的传承依赖于血统而和能力无关,所经受的竞争也不过是宫廷的权力斗争,比的都是争宠固宠的手段;官僚的任免出自上位者的心意,而活着的皇帝也不得不拉拢一批谋求幸进的臣子来对抗那些以死去皇帝的权威为号召的官僚团体,争的只是权力,是利益……国家陷入毫无意义的党争,而敌对双方都不过是官僚权力斗争的好手,欺上媚下和口是心非的典型,于推动国家进步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没有真正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他们要么懦弱而神经过敏,要么妄自尊大轻佻无知。赶上风调雨顺还可以在歌功颂德中沾沾自喜,遇上内忧外患马上就是百病齐发轰然崩溃……”

    “……有明一代,在此等理学文化之下,整个国家上下不过是一群被‘圣人思想’统治的知识分子统御据大多数无知愚民,等级分明,以道德灌输和礼教秩序来‘维稳’。开国君主们往往都是趁着天下大luàn打出‘有道诛无道’的旗号篡夺政权,故而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效法自己夺了后代的江山,因此对知识分子百般严格,对民众万般压制,又处心积虑打压一切统治集团中威望可能超过自己的人物,尤其是握有军权的将领,因此‘以文驭武’,‘将不知兵’等‘祖制’也自然大行……”

    “……在宗法体制,三纲五常之下,没有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没有人权的概念,没有sī人权利自由的边界,而是完全自上而下权力占有一切。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而牵制不过是‘道德’,又将sī爱推重为天经地义,自然导致宗族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公权力高于一切,于是必然导致公sī不分,而道德沦为虚伪透顶的说教。在宗法体制之下,**成为必然,而一代一代的王朝无论如何开场,最终也都毁灭于系统xìng,全面xìng的**堕落……”

    “……明亡于党争,直到满清入关,南明苟安江左,金陵朝野还在为李闯兵败弹冠相庆,争相‘借虏平寇’,册封吴三桂,并通使满清以共同‘击贼’。于此时,其士大夫依然内斗不断,文武勾结,祸luàn国家。左良yù不思抵御外敌,而兵发南京以击马士英,以求撺掇大权。东林复社则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阉党余孽,勾结外镇以夺权。待满清南下,则群起谄媚,争相阿附,如此圣学,要之何用……无怪崇祯帝曾言,文人当尽杀之。”

    “在宗法体制之下,一代代的**统治者以强权上位,并非常熟练地把一切罪恶推给被推翻的前代统治者,把自己美化成救民于水火的圣贤,再给饱经战luàn的民众点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天下安定下来就心安理得地开始‘修前代之弊’。在他们看来,前代统治者丢掉权力,往往在于尊卑文化还不够完善,对潜在威胁者的削弱还不够彻底,结果必然是一代比一代走向集权。唐朝把汉朝的相权一分为三,宋朝则干脆进一步进行分散,并且在地方上把军政财三项权力彻底分开,把天下强兵和财富都收于中枢,再使将不知兵,彻底消饵对皇权的侵犯……”

    “如果说这些朝代由于是打着前代统治者‘残暴’的旗号起兵夺权,多少还要顾及些口碑和民情,至少在初期给士绅民众一些‘宽缓’,朱元璋由于是打着‘驱除鞑虏’的旗号,驱赶的是‘méng元鞑子’,压根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脱去了温情的面纱,上来就是‘以猛收中华’,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冷酷的体制,驯服一切治下的臣民,彻底砸毁知识分子的脊梁,摧毁自由主义的土壤,毁灭一切个体的权利边界,让所有人都成为这个体制的奴隶……从明朝开始,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挑战’不过是打着‘祖制’,‘礼法’的旗号用死去的圣人或皇帝祖先的名义来对抗活着的皇帝,完全成为了活僵尸……”

    “……全社会的**堕落也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治luàn循环。在这种主奴文化之下,作为奴仆的士人和百姓毫无思想自由,对秩序非服从只是基于恐惧和习惯。当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在,为了宗族的地位,大部分人还会在表面上为了一家一姓的社稷‘血诚’一下,当皇权在外来或新起的强悍势力面前轰然倒塌,秩序崩溃的时候,面对这些新崛起的强权,绝大部分人也只能是‘死我者寇虏,生我者王’罢了。只要新统治者给他们活路,给他们些许甜头,他们自然也就习惯xìng地跪下自己的膝盖,对‘新圣’三呼万岁了。至于这统治者之前是东胡还是北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有最高的权力,而读书人是必须要依附于权力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现自己成家立业广大mén楣的志向,维护自己的宗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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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华夏魂 完

    .    第三十五章华夏魂(完)

    “这就是宗法文化的必然走向和必然结果。==  。提供本章节最新手打传统文化概括起来,其核心的世界观无非是五点:”

    “第一,中国广土众民并且是位居平地中央的国家,上覆穹苍。第二,中国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第三,中国是政治的中心。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第四,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第五,好古,且喜欢圣化自己。中国的道德原则对于一切人民都有效,古圣先贤的话语就是真理,是不可逾越的,今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古圣,只能无限接近。”

    “长久以来,国人就是用这些原则在自己的心灵周围筑起一道藩篱以保护自己内心的优越感,并利用这种优越感在困苦的生活遭遇中寻求自我满足。每当国家遭受苦难,家庭méng受不幸,他们就会用这些来告诉自己,‘天道流转,五行循环’,这些苦难不过是历史中的正常现象,很快就会过去,治**替之后还是盛世,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忍受各种屈辱和困难,也毫无自尊自信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jīng神世界里,这种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自我满足,就可以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观念,在世界各落伍文明中屡见不鲜,不过是‘我族中心论’罢了。照日本人的看法,日本是上天建造的第一个国邦,是世界的中心。古代埃及人则自认为是最特别的民族,只有他们才可以叫‘人’,其他的都不是‘人’。亚述人自称自己最聪明,最勇敢,最有力量,而他们的上帝远在其他一切民族的上帝之上。希伯来人则认为他们的土地‘特别美好’,是‘一切土地的光耀’,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古bō斯人则自认为‘在一切方面远优于其余一切人类,他们认为别的民族距离他们越近就约优秀’,而bō斯君主的称号则是‘宇宙的中心’。希腊人则把德尔菲神庙的一块石头叫做‘肚脐眼’,或者说‘地球的中点’,他们认为自己和野蛮人之间天然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澳洲的土著,每个部落都把自己的家乡看作大地的中心,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中心往任何方向,只需要几百英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这实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并非什么特别优越的。中国文明的延续,靠的其实更多是这种宗法文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周边游牧和渔猎蛮族无法达到的高度,从而建立了一种文明的优越,在农耕时代取得了东亚文明版图的优越地位。而这种宗法礼教文明,让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地位,也就非常有利于外来侵略者的统治,并最终同化他们。久而久之,东亚的族群也都浸透了这种主奴哲学,甘做权力的奴才……”

    “世易时移,当社会进步到工商时代,这种基于农耕自然经济,家庭和氏族的礼教体系,自然而然就成了过时的裹脚布……在新时代,人xìng高于神xìng,人类已经走出了méng昧时代,开启了智慧,懂得而且必须用科学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析社会,而不再被局限在某些圣贤的只言片语之内。人们思想的自由,xìng格的自尊自信独立进取构成国家的根基,而钳制思想的宗法礼教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中华之衰落,实乃传统文化落伍僵化之结果,而非异族入侵之结果,更非对外文化jiāo流之结果。而先帝所以能光复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靠的也是引入西学,铸就新学,普及教育,解放思想,使我华夏摆脱méng昧,开眼看世界,引入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我华夏国战胜利,靠的并非是圣学礼法,也不是传统韬略。如果没有工商大兴,没有铁路公路,没有引入西方各国先进成果所生产的先进武备,没有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陆海军体制,没有现代的税赋体制,没有学习西方的媒体报刊,没有仿效英国建立的公务员体制,行参政院,多党监督,舆论监督,何来胜利?如果还是前明那一套军户体制,军官役使军户如仆从,一mén心思吃空饷,官兵离心离德,百姓惨遭盘剥,官员惟上峰任命,欺下媚上,没有底层监督,政fǔ内部党同伐异人人谋取sī利,个个喊着圣贤口号,动辄以‘畏敌’,‘苟且’互相攻击,举国上下只求sī利而毫无国家民族观念,还谈什么国战?”

    “说孙子兵法,可叹明末从士大夫到武将,个个都是朗朗上口,《纪效新书》也多耳熟能详的,但面对建奴的骑shè,众多兵法加上火枪火炮,却毫无野战之力。可见这兵法也不是什么神奇至极的东西,根子上还是国家的实力根基,是从物质到jīng神的民族根子……”

    “自明之后,中华民气之低mí,社会之僵化,文明之退步,思想之封闭,官场之**,实在是日甚一日。若没有先帝刷新文化鼎革国家,当此西方工业**日新月异之世,恐怕中华早已国将不国,沦为列强之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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