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为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资，痛哉”。不过，稍候另一个出使běi jing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sè，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běi jing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供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引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běi jing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sè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yu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běi jing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sè。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高的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模糊，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běi jing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chun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xing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启示。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足官员觉得“清国即得天下，天下服sè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轮一出之后，汉人气sè，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xing。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cháo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xing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了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识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谦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利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běi jing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sè。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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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以上文字，优子莫名其妙就有种泪流满面的感觉呢！天涯何处是神州？
话说，5月13号嘛，a。d。1998年的今ri，印度尼西亚那边开始发生针对华人的暴力犯罪，被称为“黑sè五月暴动”。
另外，声优间岛淳司（这货是僵屍吗的相川步、绯弹亚莉亚的远山金次）是今天生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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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初文士的心路历程
（） ——从反清到顺清再到绝望
驿馆吹芦叶，都亭舞柘枝。相逢风雪满淮西，记得去年残烛照征衣。
曲水东流浅，盘山北望迷。长安书远寄来稀，又是一年秋sè到天涯。
——（清）毛奇龄《南柯子》
曾读著名的文化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作者为了说明清廷尤其是康熙皇帝的圣明，特意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黄宗羲坚持反清，不理会康熙帝向他抛的媚眼，但却好像最终被康熙帝的一腔真情所感动，自己不好意思出山，便让自己的儿子去做清廷的官。作者写到此，感动得无以复加，连连说，你看你看，连反清态度那么坚决的黄宗羲都认为自己的儿子能在康熙帝手下过上好ri子呢！言下之意似乎是：你们有什么理由说清朝的坏话？有什么理由不崇拜千古一帝康熙？
可怜！黄宗羲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黄百家因为害怕清廷**的yin威，以至于在给黄宗羲写“行略”的时候，把他的事迹写成简淡得恨不得连字迹都淡化而近于无。直到几十年后，不怕死的全祖望才重新费尽心力为黄宗羲收集材料写“简历”。一代大儒，竟然四十余年无墓碑！难道，这就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黄宗羲及其儿子在康熙帝手里过的幸福美好的ri子？
在明末清初那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中，汉族文士们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心灵惨痛。很多人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清战斗中。战斗失败后，有的人殉国，有的人浪迹天涯播种来ri火种，当然，也有人无奈降清。像某些人举的在康熙手里过上好ri子的例子，其实根本不必到抗清义士的第二代人中去寻找，完全可以在那些抗清又后来归顺清廷的人中找到实例，比如清初的朴学大师毛奇龄。
毛奇龄（1623—1713），是一位一生经历坎坷而高寿的学者。他在明朝生活了20年，无论是jing神气质还是为人作风，都带有晚明文人的某些特点。最初，毛奇龄的民族意识还是很强的，清兵南下江南，他作为一介书生，依然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上阵杀敌。末世终究是人力难以扭转的，军事失败后，毛奇龄逃入深山空门避难。后来见风头没那么紧了，又渐渐现身于人世，但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很快又以“抗命”“抗试”“聚人杀营兵”等罪状通缉他。毛奇龄抽身远逃，浪迹天涯，写下了《续哀江南赋》等名篇。如果他的后半生就这样远遁江海，和顾炎武的经历将是非常相似的，“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踪终与世情疏”，留给后人的将是一个永远高洁而坚强的身影。
但是，就在此时，被无数后来的中国人所称赞乃至崇拜的帝王康熙轰隆隆地出现在了历史上。真是圣人出，黄河清，清廷很快就大赦天下，连毛奇龄这样曾经真枪实弹地和清廷干过的人都在赦免的范围内。那一道圣旨啊，如同chun天般温暖，驱散了毛奇龄逃亡路上的云和雾，让他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始阳光普照大地换新chun了！毛奇龄的如百炼钢般的抗清意识没有在生死关头动摇，却在清廷抛的橄榄枝和玫瑰花中，在皇帝千叮万嘱的圣旨所传递的无限深情中，化为了绕指柔——他的心动了。
毛奇龄安然回乡了，而且，居然还捐资为廪监生，曾经坚持夷夏之辨的他，竟然也觉得自己能在康熙帝手里过上好ri子了。这么绝佳的题材，怎么没入某些人的法眼？这样的例子，岂不比黄宗羲假惺惺地让自己儿子代自己出山更有力地说明了在康熙手里，无论男女老幼、妍媸贤愚、各sè人等，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ri子？
如此好的朝廷，让毛奇龄内心的仇恨转化成了在康熙帝手下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好时光大好时代啊，比起明末各家乱纷纷的纷争，可真不能同ri而语，一定要珍惜！后来，他举博学鸿儒，笑哈哈地入京了，笑呵呵地被授予翰林院检讨支持，笑眯眯地入史馆预修《明史》。而当年和他一样是兵败后逃亡顾炎武，则是坚决拒绝为清廷修明史。本来同样的人生道路，到这里就完全分道扬镳了。
事实证明，毛奇龄当时真的时有心要在康熙帝手下好好干，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在修明史的过程中，他锋芒毕露，就一些观点、做法和别人争吵不堪，其专心致志和投入程度可见一斑。但他很快就发现，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在上面看起来不过是儿戏。明史的思想和编修，是容不得他这样的人插嘴的。毛奇龄不惜背负贰臣之名出山为清廷效力，然而一腔滔滔热血却被泼上一盆冰水，于是短短几年时间，他很快就称病南归，从此隐居不出。
这一场人生历程中的当官闹剧，给毛奇龄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可以想象，当你的仇人表示不再以你为仇，表示他爱上你的时候，而你的心也终于被他软化，甚至终于也爱上他，并且想凑上去亲热时，却被他一耳光、一口唾沫打了回来……呵呵，这是何等的伤害！
不过这一次被羞辱回乡后，毛奇龄倒可以专心研究学问，著书达数百卷，成为著名的朴学大家，反倒成就了他在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地位，反倒是一种幸事。
毛奇龄著述甚多，兼及各个方面，而且观点非常大胆。如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取士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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