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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景公的两梦发生在他死亡前不久，事实上，这时的景公心情是极不愉快的。同年五月，即他死去的前一月，晋人已立他的儿子为国君，是为晋厉公，他在未死之前就已交出了国政；晋景公生前禅位让子，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原因可能是他病不视朝，第二种原因可能是他被逼禅位。《史记？晋世家》记载：“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卒。”西晋学者杜预则认为景公让位是“父不父，子不子”的倾轧现象，若按此观点，景公患病就成了新上台民的厉公为消除自己夺政之责而强加给君父的托辞。总之，景公此时不是受到身体疾病的折磨，就是感受着亲子夺位的悲愤和痛苦，他精神崩溃、身体虚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
临死的人如果头脑清楚，常常会回味自己的一生，反省一些重大的行为。晋景公此时不会不想起两年前他对赵同、赵括的杀戮，从而感到其中赵氏的冤情。他这时已没有了纠正冤案的权力和勇气，但他深感有负赵衰、赵盾等开国功臣，愧对赵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同时，人死归天、阴魂不散的迷信观念使他极担心自己死后受到赵氏先祖的报复。这些思想不断地萦绕于临危的晋景公脑际，于是他做了第一场噩梦。噩梦通过他迷信观念的直接表露，释放了惶恐、紧张的情绪；通过赵氏先祖对自己的威胁报复实现了自戕心理，减轻了自己对赵氏的负罪感。
景公的生存状况继续恶化，他不仅破灭了生的希望，而且已开始感觉到了生的痛苦，“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语）在他身上同时作用。前者使他同意派人请名医医治，后者使他产生了宁可速死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受到生命本能的抑制，于是通过第二次梦表达了出来，该梦把疾病转化成能躲避名医诊治的小灵童，他们商议藏于膏肓之间，难以医治，从而满足了死亡本能的要求。
景公此前如果从来没有膏、肓的概念和膏肓之疾难医的听闻，肯定不会有梦中童子的用语和对话；他能完整地理解和记住梦内容，表明他早有这些概念和听闻。景公正是根据早先的这些诊疗听闻形成了此梦，表达了他不愿配合医治、以求速死的潜意识。如果史籍对此事记载中没有有意照应的曲笔，那我们尚难理解医缓的诊断何以与患者的潜意识设想正好吻合。但不管怎样，景公的诊前之梦反映了他当时死亡本能的活跃。
晋景公：病入膏肓，临死梦鬼（2）
释梦的巫人断定晋景公吃不上新麦，这与景公的恶鬼之梦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完全是该巫人凭对景公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观察得出的大致判断。但当景公的生命延续到新麦成熟时，一向对巫人心存迷信的景公立刻对巫人心生仇视：生命本能觉得巫人诅咒了自己；死亡本能觉得巫人欺骗了自己，于是景公召来巫人，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他在动刑前向巫人出示煮好的新麦，是要让这位“罪人”死个明白。巫人对景公判断的是他生命的期限，本意是说他活不到新麦成熟之时，巫人的断语显然是错了，但这一错误并未妨碍后世作史者对神巫权威的曲意维护，于是史籍中有了景公饭前死于厕中的情节。
景公身边的一位卑侍这天做了一个假借景公而飞黄腾达的喜梦，醒来后一定高兴地对人宣扬，但人们用当时盛行的梦观念对其作了不同的理解，果然让他陪景公“上天”。
景公梦见恶鬼闯宫，就诊前又梦见病藏膏肓，这是他身体虚弱、精神委靡、心境恶劣时的神经焦虑和生存痛苦的反映。死亡虽与梦鬼无关，但却是他这种生命状态为期不远的归结。
魏颗：受惠结草，梦释心疑
公元前594年，秦晋两国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东）发生了一场战斗，晋将魏颗与秦国有名的步将杜回在青草茂盛的坡地交战，当时有位老人把青草打成结，使杜回双脚绊倒，为魏颗所擒。《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了此事，对老人的结草计本书另有所析（见《杜回：绊于结草，圮地败兵》）。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魏颗心中大惑不解。据史籍记载，这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中那位结草的老人对他说：“我就是你所嫁出的那位妇人之父。你听从先父清醒时说的话改嫁了我的女儿，我因此报答你。”
原来，魏颗的父亲魏武子有一个爱妾，没有生子。武子生病时嘱咐魏颗说：“我死后一定要嫁出她。”及武子病危时又对魏颗说：“我死后一定要让她殉葬。”武子死后，魏颗将此妾嫁出了，他对人说：“人在病危时昏乱，我听从先父清醒时说的话。”
魏武子给了儿子魏颗两个相互矛盾的遗命，魏颗无论执行哪一个，都会有违命之嫌。魏颗最后考虑选择了那个他自认能代表父亲一贯意志的吩咐，将其改嫁，事后他着意向人们解释选择这一遗命的理由，表明他做出该选择，心中并未感到十分踏实。他长久所疑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真正体现了父亲的意志，是否做得合理，这一问题一直未得解释，因而一直困扰着他。
辅氏之战是秦桓公派兵伐晋的战役，发生在晋国的土地上，当地的人支持魏颗，其中一位老人使用结草计配合魏颗作战，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魏颗觉得自己并不认识这位老人，大概战后也未及相问，因而心中一片疑团。他心中十分感谢这位老人，但表谢无门，于是晚上做了这样一个梦，该梦使他的两个疑问同时消释。
在梦中，结草的老人自称是那位改嫁出的女人之父，是前来报答嫁女之恩的，这就等于肯定了魏颗的嫁妾行为，魏颗对先父的遗命选择至此得到了他人明确的赞赏，他再不必心存违背父命的担忧，可以开始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放心了。另一方面，结草老人的身份也清楚了，既然他是前来报恩的，自己也就不必对他做出过多的感谢，因为这只是勾销了双方往日的一笔人情账而已。
魏颗的这一精巧之梦既借他人之口表达了他嫁父遗妾的合理，又设定了结草老人的特殊身份，心安理得地免去了寻门感谢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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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寅：收贿啬夫，料无深情
晋国的中行文子（即苟寅）于公元前490年因内讧逃奔齐国。《韩非子？说林下》记载说，苟寅出逃时经过一座县城，他的随从提醒说：“这个县的啬夫（主币之官）是您的老相识，您何不在他这里留宿，等待后面随行的车子？”荀寅回答说：“我曾爱好音乐，这人就送给我鸣琴；我喜欢衣带上佩带玉饰，这人就送给我玉环，这是一个助长我过失的人。当年以送贿求悦于我的人，恐怕现在要以我来求悦于别人了。”于是离开了这个县城。这啬夫果然截取了荀寅后面随行的两辆车子，把它们献给了自己的君主。
荀寅当年为晋国执政时，收受过啬夫的贿赂，啬夫投他所好，送他鸣琴玉佩，和他建立了相当的私人情谊，但荀寅在出外逃亡的危难时刻，却拒绝在啬夫处留宿，认为啬夫是最易出卖自己的危险之人，事实也果然证明了荀寅预料的正确。
荀寅所以能正确地预料啬夫，首先是因为他明白对方和自己当年所建立的关系的性质。在贿赂基础上建立的关系，既不属忠国利民基础上志同道合的同仁之交，又不属情投意合基础上肝胆相照的挚友之谊，它纯粹属于一种对受贿者的权力的有偿借用。由于这种关系是以送贿为代价的对一方权力的利用关系，因而送贿者结交的对象其实不是特定的人物，而是该人所处的权力位置。
荀寅心里清楚，啬夫的结交目标既然是自己所处的权力位置，那么当自己处在这一位置时，对方对权力的结交自然表现为对自己个人的殷勤；而自己一旦失去权力，甚至成了权力人物的对立面时，自己非但不再拥有获得啬夫私情的条件，而且必然成为他献给权力人物的祭品。这就是他拒绝留宿的根本原因。
当人们处在一种关系之中时，往往不易看清这种关系的性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题西林壁》语）是世间的常理。荀寅所以能极其敏锐地看清和啬夫关系的性质，是经过仔细分析的。自己爱好音乐、喜佩玉饰，纯属个人喜好，啬夫作为自己下属，并没有为自己私人喜好提供满足的义务，但却送来了鸣琴玉饰，这种行为与治国理政无关，又不表明朋友间的情投意合，因而只能是一种行贿。行贿是国家禁止的、会使收受者受到处罚的行为，啬夫并不顾忌这些方面，一味助长荀寅的过失，反而使荀寅看清了他结交自己的真实用意。
荀寅并没有拒绝啬夫的送礼，但却明白啬夫与自己关系的实质。他清楚地将个人与个人的权力位置区分开来，把它们看成不同的两个东西，从啬夫对前者的交往中看到其对后者的崇拜，又从啬夫对后者的崇拜中看到了其与前者关系的表面性、暂时性和虚假性。他在失势逃亡时能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重新审视和啬夫的关系，故能正确地预料其出卖自己的可能。两人关系的实质和自我处境的变化是他实现这一正确判断的两个前提。
晋人：“三色”识贼，化心弭盗（1）
《列子？说符》记述说，晋国一度盗贼很多，人们深受其害。有一位名叫郄雍的人在捕盗方面身怀绝技，他能通过观察人眉睫之间的状貌而识辨盗贼。晋君让他捉拿盗贼，竟然百不失一，晋君非常高兴，对赵文子（即赵武）讲：“我得到了郄雍一个人，一国的盗贼会被捉尽，用不着更多的人了。”文子回答说：“您想依靠观言察色而捉尽盗贼，可能盗贼没有捉尽，郄雍就要死去了。”不久许多盗贼串通一起说：“我们所以被逼得这样窘迫，都是因为有了郄雍。”于是合伙残杀了郄雍。晋君闻讯大惊，立即召来赵文子询问禁盗之策，文子回答说：“周朝有句谚语道：‘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您想要禁绝盗贼，最好的办法是举荐和任用贤能之人，施行教化，使民有廉耻之心，这样就不会有盗贼。”晋君于是任用士会参政，晋国大治；群盗都逃到了秦国。
现代心理学的一种观点认为，人们的意识一般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后者是与社会伦理规范相违背、受到压抑、常常深藏不露的东西，它不能支配人的意识活动，都常常影响着人们那些“不由自主”的情绪和下意识的动作，创造所谓“表情语言”或“身体语言”，这种表情语言不受本人意识的控制，却能曲折地反映出该人心底的秘密。晋国捕盗能手郄雍正是掌握了盗贼表情语言的显象规律，通过观察人们眉睫间的细微特征，就能识辨其心中作盗的秘密。这一捕盗技能是郄雍本人对盗贼细微观察和长期捕捉之经验的凝结，今天看来，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于郄雍这样一位百不失一的捕盗能手，赵文子却认为，他非但不能捕尽盗贼，反而会性命难保。当赵文子的预料被事实证实后，他向晋君告知，做出这一预料的根据是一句周谚：“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社会生活中确有一种现象，一个人如果常常能够发现某些人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秘密，那他就把自己置于了和这批人相对立的地位，如果这批人受到逼迫，那发现其阴暗秘密的人就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郄雍能通过观察眉睫之色识破盗贼的隐秘之心，可谓智技超人，但晋君要以郄雍一人对付一国的盗贼而没有其他措施的配合，这就等于把郄雍放在了受众盗攻击的地位上而不加保护，郄雍的必死是可想而知的。
国内盗贼群起，察色捕盗之策又难以坚持，那究竟应该如何禁盗呢？赵文子向晋君提出了一条举贤任能，施行教化，使作盗者不捕自禁的禁盗方式。事实上，推举高尚贤能的人为民示范，强化教育功能，使民众建立起应有的礼义廉耻意识，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消弭其奸邪作盗之心。我们难以肯定晋国在采用这一办法后，国内的盗贼是否都跑入了秦国，但却有把握认为，这种疏导的方式比简单的辨认捉获肯定有更好的禁盗效果。
《列国志》的作者根据自己对社会历史相关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对典籍所载的晋国禁盗之事作了三处发挥补充，均给人们以极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郄雍究竟是怎样通过观察人的眉睫之色而辨认盗贼的？当晋国执政荀林父就这一问题向郄雍本人请教时，郄雍回答说：“吾察其眉睫之间，见市中之物有贪色；见市中之人有愧色；闻吾之至，而有惧色，是以知之。”（第五十五回）郄雍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盗贼所以作盗，离不开贪物之心的驱使，见市中之物而起贪欲，面露贪色，是他们的一个特征。同时，盗贼知道自己的所为违背礼义道德、为人们所不齿，他们贪物损人，内心有愧，因而见市中之人面露愧色，这是他们的另一特征。另外，捉拿盗贼的高手公开露面、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对自己命运难卜吉凶，心底会产生巨大的恐慌而面露惧色，这是他们的又一特征。我们一般人无法知道所谓贪色、愧色和惧色到底呈显着怎样的外部表征，因而即使明白了这一道理，也不能识辨盗贼，而郄雍却能准确地把握这些，他能根据观察对象在特定外物刺激下发生的“三色”反应而断定盗贼。这就是他捕盗的奥秘，也是他比常人的优长之处。
晋人：“三色”识贼，化心弭盗（2）
第二，大夫羊舌职在郄雍捕盗身亡后，向晋景公陈述说：“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缝隙）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第五十六回）为了向晋君说明推举贤者、教化于民的疏导方式的优越，羊舌职举了两个极为生动的例子，指出了治政活动中与民对抗的重大弊端：治政的人物如果与民斗智，无论他们的智慧多么深广，不屈的民情及其对抗行为总会像野草一样，在治政者智慧不及的石缝中生长起来，而不会死灭于压石之下；治政的人物如果与民斗力；以暴力相对抗，那犹如两块坚硬的石头相碰撞，最终会两败俱伤。无论是与民斗智还是与民斗力，都不会收到最理想的治政效果。对待一种普遍出现的民情，哪怕属于奸邪之情，最好的办法中不能没有疏导和教化。
第三，提倡教化禁盗之方的羊舌职向景公推荐士会作为显荣于民、为民示范的人物，他认为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第五十六回）。羊舌职在这里其实等于指出了教化民众的人物应该具备的自身条件。我们并不对这些条件作过多的看重，但却能够发现，这些条件一是强调了其人自身的道德素养，二是强调了其为人和处事上不曾偏颇的中和风格。大概羊舌职确信，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在显贵的地位上，用他固有的中和风格去处事、去治政、去示范和教化于民，肯定能收到理想的治国效果。
栾书：苦心作阱，巧设陷机（1）
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发生了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战前，晋国元帅栾书主张等到楚军撤退时进击，而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