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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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1)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谈曾静案时,我曾提到曾静有种迂阔的见识,以为皇帝该文人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其实,“我学中人”是出过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说,曹操并没有做过皇帝啊。是的。不过他无其号而有其实,算得上是无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来说话。
曹操年轻时喜欢的三件事,是冒险、游戏和狎侮同侪。曹操一家都是老实人,对这么个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称曹操好游侠,那时世家子弟的游侠,不过是些半大孩子胡乱闯祸,惹出事来由家里承当,而对方看在家长的面子上,尽量不和他们计较,往往而成其名。
难怪那时的名士,多不说他好。在他们眼里,曹操既轻躁,还眼尖嘴利。也有说他好的,如桥玄。后来曹操对桥玄感念无已,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曹操大张旗鼓地纪念桥玄,不无对别的品评者含讥带讽之意。
年少时曹操不是好学生。从顿丘令任上罢归后,他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了几年书。再出来时,已经通经书,明古学,成为“知识分子”了。文士而称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嚣。只是隗嚣不唯场面小,便是文才,也没有办法和曹操相较。
通常,政治领袖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魏晋以下的皇帝都爱摆弄诗文,除了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个背运皇帝,也都谈不上高明。后人每以后主和徽宗为玩物丧志之戒,但问题不只在玩物丧志。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对这些事太内行,臣下难免要不自安,即所谓“月明星稀”。至于乾隆与臣子争才,那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里从没觉得皇帝的天才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曹操的诗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还要高。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像曹丕那样。而如曹操,许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实在是有些为难。倒是曹操,可以在那里傲慢地感叹“天下人相知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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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2)
不仅如此,曹操还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别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诛孔融,是因为他能估计出如此做的后果,在当时以及在身后。他知道士人的弱点,他知道舆论的构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读书人的关系,他也知道孔融和别的文士集团的关系。他处死杨修后,可以以“圈内人”的身份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杨之死,不会影响帝权与士人的合作,因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再看别人。嵇康之诛,便导致一大批士人与司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剧,至于孔融,人们多只记得他的“让梨”。
曹操之不称帝,和他的角色有关。“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该“世路上的英雄”来做,诸葛亮再高明,做梦怕也不曾梦到自己当皇帝。后人每称道诸葛亮的“忠”,其实那是——用今天的话说——“敬业”,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志,声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其实是真话。
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说他“有无君之迹”,许多人也只好闭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两边的好处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满怀嫉恨的话说,叫“连圣人之法都窃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是小说,而且是一本极其缺少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实际上,这是一种风俗,从铁匠铺的学徒到大学里的教授,往往沾染。他们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曹操年轻时也是有些纵横家气的,后来日渐其少,建安十年以后,就不大见得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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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京剧里有几句词,“老爹爹百般施辣手,他那里皱双眉借酒浇愁。不如回转临邛走,开设酒店在街头”,说的就是这一段。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当时的酷吏,在后代便是清官,史、汉《佞幸传》中的人物,如活在千载之外,大可为名臣。至于学不及相如之万一,谄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难》,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他不会的,还多着呢。又总则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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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凡忠必愚:冯道
凡忠必愚:冯道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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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
宋仁宗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铡包勉》里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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