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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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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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欣的记载。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人称“红杏尚书”者。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弹劾过宋庠)来,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只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因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对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有这样的一位同僚,这样一位邻居,或这样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恽夜宿开封府署,曾撰一绝云: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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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古代名气最大的三个直臣中,汉代的汲黯可爱,宋代的包拯可畏,明代的海瑞可叹。   

  上回曾说到包公廉隅,令人凛凛,尚在人情之常;海瑞的性格,每有常情不能度者。当初海主事骂皇帝获罪,逮下锦衣卫狱,第一个上疏论救的,是户部司务何以尚。为这件事,何以尚挨了一百廷杖,也入诏狱,日夜拷问。若干年后,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是郎中,正是属下。二人相会,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说,若论官位,是该如此,但你我当年一场交情,就不能以客礼相待吗?海瑞坚持不肯。何以尚大怒,拂袖而去,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辈子是不要见你了。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说到这一点,保罗·约翰森的《知识分子》,虽嫌未掩悻悻之色,还是值得推荐的。   

  海瑞极端厌恶乡愿。乡愿知善而不能尽从,知恶而不能尽去,与俗浮沉。说起来,普通人都有这个弱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海瑞满眼都是缺少道德勇气的乡愿,“举朝之士皆妇人”。在他自己这一方面,交战于胸中的不是善恶——善恶对他已不是问题——而是“正道与乡愿”。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协的想法,对人对己不留情面,我们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实做到了。   

  他曾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见她拿块饼子在吃,问起来,是家中的仆人给她的。海瑞十分愤怒,说,你是女子,怎么可以从男仆手中拿东西吃?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哭啼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刚直激烈,终始一致。但每次有人对我说起他的好,我一边同意,一边难免要想:去对他的女儿说吧。   

  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执法,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原来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抚应天时的事迹流传最广,不多述,只说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颠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的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   

  在汉代,清官每入酷吏传。海瑞在任上没做过什么残酷的事,虽衙门前总有枷号的人,但并不算出格,虽建议恢复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也只是说说,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尽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亲对他的控制。这位母亲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同处一室,日夜督问。   

  按我们的常识,被人倾注以全部心血,是很不舒服的事。不过海瑞是孝子。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过门不到一个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与一妾先后自杀。时人非议海瑞的,一是矫激,二是迂阔,第三便是“薄于闺阁”。家事不好妄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像一个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像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还记得孔子不与暴虎冯河,并厌恶果敢而窒者吗?   

  我本来相当厌恶《大学》里修齐治平这一套,近年渐渐觉得它不是毫无道理。修身齐家为先,治国平天下为后。没有一种借口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抛亲弃友,尽管曾有许多强人取得过相反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亲密的人,不过是些可以在必要时牺牲而又不引起非议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议,还经常为人啧啧赞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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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1)         

  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来。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遇上鲜卑人入塞钞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汉代,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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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2)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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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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