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殊凑合在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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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1）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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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在蒋军建军和作战中的作用
国民党建军并不始于黄埔。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已有军队，如第二军谭延辏В谌炫嗟拢谒木罴蒙睿谖寰罡Ａ郑诹糖保谄呔钭谌剩院蟮牡诎司粕恰Ｋ淙唤槭踊破揖７⒄蛊鹄吹牡谝痪枪歉桑骶冀邮芰怂樟宋时尥ⅰ⒓勇亟慕ㄒ椋枇说炒恚邮怯墒抗偕⒈６ㄉ⒃颇辖参涮醚慈毡疽惶妆嘀谱氨秆盗菲鹄吹模绞踝苁浅毡尽Ｒ院蟮鹿宋市豢颂亍⒎ǜ郎壤粗泄渭又醒刖＜奥酱蠼逃闪⒔痰嫉谝弧⒌诙⒌谌Γ匆院蟮陌耸摺耸恕⑷⑹氖Γ痰甲芏樱诒诙玫取Ｓ谑遣糠志佑植捎玫鹿氨福吹鹿宋式ㄒ椋嘀蒲盗罚绞跻渤鹿Ｖ惺嗑禄辜按蟛糠志樱蓟故侨毡韭酱笱г薄⑹抗傺⒈６ㄑ任歉伞�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袭日本的。陆大的战术思想、参谋业务也多未为军师长所接受，一直到全军溃灭时为止，作战指挥还是老一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陆大对蒋军建军影响不大。
不过，陆大学员个人在战场上仍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陆大八、九、特三期学员参加蒋军嫡系部队的不很多。十期学员毕业后，则多在蒋军中服役（在杂牌部队的少于嫡系部队）。开初，一般多担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科长及军事委员会的处、科长、参谋等职务。只有何宣、黎行恕、甘丽初、李及兰、何绍周、官慧民等少数人，任军、师、旅、团长。抗战前，在唐生智、张治中的准备对日作战秘密机构服务的陆大学员，对袭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构筑淞沪、吴福、锡澄、沧石等防线既设阵地，多负计划指导责任。“七七”、“八一三”以后，布满蒋军军委，战区，集团军各军师的陆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特别班一、二期学员，在战场上颇发挥作用：第一，他们所学的搜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蒋军搞这一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心中有数得多。这不特对抗日作战有一定贡献，也因此而取得各军师的信任。第二，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无形中有个学派，电话上一呼“学长”，就分外亲热，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师长所办不到的。因此，得到他们特别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我的师长（以后任军长）霍揆彰并不倚重我，及到淞沪作战，我可以亲去第一线营连为他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各项预案的利害，我俩人经常共铺一张图在桌案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该如何处置，待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他便可立即处理，我接电话时，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指预定方案，他一点头，我便可负责处置。于是，他常说：“你们陆大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这样一套进行指挥，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战场上可以经常与上级友邻甚至遥远的友军联系。淞沪大溃退时，我们五十四军未得命令，不敢退却。我与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处长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我们五十四军十四师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寇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从此以后，霍揆彰总劝各军、师长非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可，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另外，部分任师、旅、团长的陆大学员，尚能顽强战斗，也使人不再议论陆大学员“开口兴登堡，闭口坦能堡”只会纸上谈兵了。所以，第十期学员，在各处都立住了脚，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些贡献。抗日战争中、后期，许多十期同学便任军师长和战区，集团军、军参谋长，这对作战指挥和改建军队都发挥了一些作用。
1943年，我见杨耿光先生于重庆龙门浩。他任驻苏大使归来，思想较左，受特务监视，非常愤怒，经常咒骂蒋介石、何应钦无能，大有“老骥伏枥”之感。我安慰他说：“抗战以来，失地千里，丧师百万，但如果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胜利，仍然可期。这其中你的门墙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过多少局部失败。他们在抗战中所起的一点作用，全部是你熏陶之功所致，也可以*了。”这虽是安慰他的话，但对陆大学员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概括，并不是虚构。不过，今天看来，“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陆大学员的官更大了，在蒋军中负的责任更重要了。但帮解放军忙的却很不少。当然，国内革命战争，政治进步与落后是胜败的主要关键。但军事上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一套战术不适应没有固定战线的人民战争。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弄不清情况、战场经验又远不如解放军。解放军机动性大，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致使蒋军攻“不知其所攻”，守又“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总是遭伏击袭击。这样，在总兵力上，蒋军虽然占优势，而在决战关键时刻和地点上，则经常措手不及，兵处劣势。从而使蒋军在解放军包围和猛烈追击下，难逃被歼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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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二事变前后（1）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汝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