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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民国往事》：连载十七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成立“中国同盟会”。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留日学生，现场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的演讲激情澎湃（“孙大炮”的外号不是吹的），令在场的留学生们如痴如醉，可谓是一炮而红。由此，孙中山的威名不仅在日留学生中传遍，而且传到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华人世界，并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本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报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民国往事》：连载十八 。 想看书来
十、袁总理逼宫（上）
十、袁总理逼宫
1912年的1月1日，这一天本应是宣统三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并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国的新纪元从这一天开始，民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天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头戴红边军帽，身穿黄褐色军服，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的来到上海火车站。上午11点，火车拉响汽笛，孙中山一行人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革命事业凡事就简，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元年元旦。”宣誓结束后，典礼在“*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而隆重。
袁世凯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当场就把鼻子给气得歪了过去：他费劲心思的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孙中山，将他的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是病猫。随后，袁世凯怒气冲冲的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
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
袁世凯可谓老奸巨猾矣！他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乘机将太后的300万两内孥骗出，一石二鸟，果然是技高一筹。
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他表面上威吓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旧在继续进行。革命党终究年轻了点，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民国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
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但是，袁世凯也不想将谈判之路完全堵死，他随后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
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抛出橄榄枝，假惺惺的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在不断的交涉中，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时机既已成熟，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1月16日，袁世凯便随同庆亲王奕劻（早已重金买通，用于敲边鼓）进宫，他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絮絮叨叨的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直说得隆裕太后泪落不止数天前还口口声声说不负于孤儿寡母的袁大总理，今天怎么就像是换了一个面孔一般？
隆裕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她深居内宫，哪里知道袁大总理此刻已经吃下“民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