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的是提供帮助，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已经很好了！这不可能有错，因为乐于助人一直以来都是好品质。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抓住了友谊的本质？看看下面这段父子对话：
儿子：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朋友？
父亲：可能在朋友眼中我一直都乐于助人。
儿子：我也乐于助人，也帮助过不少我认为可以当作朋友的人，但结果我没
有几个亲密朋友。
如果友谊仅仅是提供帮助、对朋友有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友好、乐于助人的人最终没有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么多朋友？这个困惑的答案在于这些表面上友好的助人之举背后的倾向。不是怀疑这些助人者的真诚，而是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
我提供帮助，因为大家都说助人是一件善事。
我提供帮助，因为我的朋友在此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
遵从道德原则还是帮助朋友
如果我们的助人行动是基于第一种倾向，我们也许是出于真诚和好意，因此会得到道德上的嘉许。无疑这是友好的举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举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友谊起作用？问题是，在这种思想背后是一种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莲。 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 说的“对于抽象道德准则的忠诚”，而不是“对于人的忠诚”。在忠于抽象道德准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尽可能友好并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假设这就是大多数道德准则赞同的做法）。但问题是，我们可能是基于一般化的规则去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仅仅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遵从了一些外在的指令（例如，提供帮助），而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而提供帮助者也许仅仅是通过遵守一些公认的道德准则来完成道德行为，而不是真正地帮助某个独特的、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人。然而，从接受帮助的一方来看，对方是否是基于对他们提出的实际的需求以及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来提供帮助，这一点意义重大。
无疑，接受帮助肯定是令人受益的事。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在意自己到底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一个，还是被朋友看做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当然，我们不会怨恨那些对所有人都友好的朋友，但我们肯定不会把这样的人看做亲密朋友。在真正的友谊中我们寻求的关注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对于某个独特个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个体独特的“需要、渴望、自我认同、历史，以及涉及独特个体的方方面面”。
在忠于一段友谊这个新的信念下，不再是盲目遵从某种教导我们好好做事、好好待人的一般规则。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朋友当成拥有独特的背景、兴趣和问题的独特个体来给予独特的关注。表示我们的关心和关注的方法，不只是遵从一般的、机械化的“助人”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每个具体的事件中作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我们的朋友的特别的需要、兴趣和价值观”。简言之，真正的友谊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你的朋友根据你是谁、你们共同经历了什么、什么是你的最大利益，来为你做事，而不是仅仅遵守一般道德原则。根据这种理解，有两点对于“忠于人”是很重要的：
作为对人忠诚的友谊（2）
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要想发展并最终转化成真正的友谊，我们到底多慷慨、多友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对方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欣赏（虽然不是共享）对方的价值观和兴趣。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如何能针对一个独特的人来行动或表示关心呢？与朋友相处，重要的不是你是否能借给他钱或帮他通过考试，而是你是否愿意认真倾听并理解和欣赏他的职业发展、价值观、生活方式。
第二，给朋友提供利益或帮助并不是我们关心朋友的最好的方式。支持和帮助，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如果时机不当，可能会损害友谊。即使我们非常在乎朋友，也不是对所有的朋友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该同样地行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是要取决于某个朋友的独特的需要、价值观和目标。也许大多数时候，我们及时的帮助会得到朋友的感激并有利于友谊发展。然而，我们的热心也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真正的友谊，或者对一个人真正的忠诚要求我们判断何时该借他钱，何时该不予理睬；何时帮他成功，何时看着他跌倒；何时为他牺牲，何时放手不管。
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例子
在乔治。 奥威尔不太出名的一本小说《让叶兰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中，描述了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的一段艰辛的友谊。故事的背景是20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高尔顿是一个有些文学天才的年轻人，他本可以轻松地得到
* 1997 年拍成电影，电影的名字被译为《人望低处》。——译者注
一家广告公司的很好的职位。但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高贵的诗人而非一般的广告人。所以他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开始了清贫的生活，在一家二手商品店当店员（每月只有两英镑工资）。原因是：他要发动一场针对金钱的战争，要远离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生活。最后他发现以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他过体面的生活。当高尔顿为自己那贫民区的房租发愁时，拉弗尔斯顿正舒适地住在位于丽根公园附近的四室公
寓中。
高尔顿最大的问题是他英勇的“选择”：那个每月两英镑的工作既没有给他
带来尊严也没有让他成为英雄，而拉弗尔斯顿的问题是他的800 英镑年金给他带
来了耻辱，因为这对于一个想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他来说太多了。尽管二人
的地位、财富相差悬殊，他们却成了好朋友（至少在小说的前半部是如此），因
为他们有两点共鸣：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
很明显高尔顿这个人很难相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更难跟他相处了。
然而，拉弗尔斯顿与高尔顿“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有一次他帮高尔顿找了一份
工作。但他不是遵循助人和友善的抽象的道德原则，他也从未把他认为“好”的
东西强加给高尔顿。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高尔顿要的是什么并尊重他的选择。奥
威尔这样描写二人的关系：
他（高尔顿）找拉弗尔斯顿并请求帮助。他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好的”工作，而是一份能维持肉体的生存而不至于吞噬了灵魂的工作。拉弗尔斯顿对他的请求完全明白。关于“一份工作”和“一份好工作”的差别也无需再多解释了……（ 拉弗尔斯顿） 总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
奥威尔是对的，他说拉弗尔斯顿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把他认为是体面
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高尔顿或以此来帮助他。在维系这段精神平等、物质
不平等的脆弱的友谊中，拉弗尔斯顿很成功（最初是如此），因为他能够根据高
尔顿的独特的需要和价值以某种微妙的、独特的方式提供帮助。
除了花费心思帮高尔顿找一份“工作但非好工作”之外，拉弗尔斯顿还在很
多方面很细心以免伤到高尔顿的自尊。他们见面时从不去餐馆也不一起用餐，因
为任何涉及钱的活动都可能对高尔顿是一种羞辱。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在大街上、
要么就是在酒馆里见面，因为只有在那里“高尔顿才感觉和拉弗尔斯顿是平等
的”。即使在酒馆，高尔顿也不会允许拉弗尔斯顿请他喝一杯，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友谊，只有在“高尔顿认为自己付了他该付的那一份”时才成为可能。
我认为，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之间脆弱的友谊很好地说明了要“对一个人忠
* George Orwell （2000）；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London： Penguin；
生活的意义— 44 —
诚”是要有所付出的。要想维持和发展友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和热心。我们必须忠于并关心那个作为“独特的个体”的朋友（如高尔顿），这个独特的个体拥有独特的历史、需要、价值观和目标。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出，与简单地遵从一般道德原则不同，有时候很难对某个真正的独特的个体忠诚的原因是，它需要更多的敏感、耐心、谨慎思考和良好判断。有人可能会说，也许高尔顿是个难伺候的家伙，因此他与拉弗尔斯顿相处才显得格外累心。的确如此。但无论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去关心朋友的一些需要，不去适应彼此不同的价值观，不去容忍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依恋关系和亲密联系，而这正是真正的友谊不可或缺的部分。
拉弗尔斯顿高尔顿
他们真能成为好朋友吗？
。。
与坏人的友谊（1）
对于友谊的精髓之一“对人忠诚”就讨论到这里。现在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与坏人的友谊，以及坏人与坏人之间的友谊？为方便理解，这里所说的坏人指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行为倾向的人：重利轻义，无视道德，屈从于本能，把他人完全当作工具，易行恶不易行善。
让我们再次以父子的对话作为开始：
父亲：友谊不只是忠诚于那个独特的个体，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忠诚。
儿子：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这么说吧，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那就是朋友》，演唱者是美国歌手狄昂。 华薇克（Dionne Warwick） ，有一段歌词是这么写的：
不断微笑，不断闪光你知道你永远可以依靠我，确定无疑
这就是朋友
无论顺境逆境
我永远支持你……
儿子：“我同意朋友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即使是在‘逆境中’。我的问题是：要是他们正在变坏或者已经变坏了呢？我们是否还要‘永远支持他们’？”
儿子很明显被以下两个问题困扰：
1。 对于友谊的分类：好人与坏人之间、坏人与坏人之间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吗？
2。 对于友谊的道德价值：我们是否应该忠于一个坏人朋友？先看第一个问题。
不同类型的友谊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友谊的分类这个概念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就有所讨论。书中把友谊分成三类：
1。 为寻求快乐的友谊。
2。 为寻求实用的友谊。
3。 为了朋友本身的友谊。
根据这个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坏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前两种友谊：“快乐的和实用的友谊，好人和坏人之间也可以基于此建立友谊。”不要误以为亚里士多德很包容或认可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他的确给了他们“友谊”这个美名，但另一方面，他也谴责了这种关系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是来自于快乐或实用的。这里有两个论点：第一，坏人只有为了快乐或实际利益才能够爱或关心别人；第二，任何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注定是偶然的、工具性的、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承认坏人与坏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爱与关爱可以用“友谊”来指代；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其实不愿意赋予这类友谊什么道德价值，因为一旦预期中的快乐或利益无法实现，友谊很容易破碎。
我们很容易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基于功利目的的友谊没有道德价值。事实上，这类友谊在现代社会根本称不上“友谊”，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某个个体的独特价值观和兴趣的忠诚才称得上友谊。对于这些最终基于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如称之为“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雇佣关系”，而非友谊。这只是用词上的问题，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亚里士多德说不定还会同意我们（不把这类关系称作友谊），因为他对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都不看好。
至此，我想大家都猜出了第二个论点，那就是，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关系（不管是否称作“友谊”）没什么道德价值。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点，即坏人只可能建立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还有待商榷。我们将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如果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快乐或功利，那么，就不能排除这里有真正的、高贵的友谊的可能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坏人的友谊（2）
对某些人坏却对另一些人好？
对于同意亚里士多德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对于“屈从于本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几乎是普遍的规则：这样的人的动机说好听了是“工具性的”，说不好听就是“邪恶”。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认为恶性（美德）是纯粹的。恶人的恶性不只限于他们生活的某一方面。相反，恶人的所作所为具有一致性，他们的恶性贯穿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一个人贪婪、不顾及别人、不负责任，他在父亲、邻居、网球俱乐部会员、同事、学生、立法者等任何角色中，都会如此行事。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你是个恶人，不管你恰巧承担何种角色，你都会是个恶人。
上述说法肯定是一种可能。但是否必然是这样？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些领域是坏人，在其他领域不是？是否有可能某个人在某个角色上卑鄙、肆无忌惮，在其他的方面却表现出美德？根据劳伦斯。 布卢姆（Lawrence Blum） 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是否能够实现道德的专门化、分隔化和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是否有选择地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分隔化的做法乃是一种更大的恶性，在此我们就不做讨论了。现在要关注的是：人们在不同的角色和活动中、在不同的道德领域中，是否会真诚地、自由地做出不同的反应？
事实上，只要纵观我们这个客观世界的运行就会发现，坏人做好事（或相反）也是一个规律而不是特例。原因之一就是，在任何的合作活动或集体生活中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天生的道德”。这对于一个绅士群体和一个犯罪团体同样适用。如果一个犯罪团体要生存、继续其不法生意，他们也需要一些圈子内外的人，能够对他们讲真话、关心他们的利益、真正地尊重他们本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值得他们信任。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他们要与某一伙人开战，他们就不能把所有人都变成敌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要想做成什么事，无论好事坏事，其中必须有一些友谊——忠诚、依恋、奉献和互相支持——这些都发生在成员之间。
而且，即使是最恐怖的“教父”，也想有一个私人生活——在他做全职坏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生活。因为没人会一天工作24 小时，无论这些邪恶的生意多么赚钱；即使是最可恶的黑社会成员也不想一周七天被人恨。相反，他也想要一个真正爱他的家庭，一个纯粹出于兴趣与他下棋的人，一个既不恨他也不怕他的厨师，甚至还有一条会欢迎他的狗。总的来说，只要一个坏人过的是包含多个领域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承担不止一个角色，他们就会对少数人忠诚，并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来关心。
但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