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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后醍醐天皇，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眼看幕府灭亡，无论公卿、武士还是平民全都拜倒在自己脚下，他心中的得意可想可知。如果此公就此咽气的话，大概会成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的一代英主吧，只可惜，他随即展开的所谓“建武新政”，直接引发了地方豪强的叛乱。
建武是后醍醐天皇复位次年（1334年）所改的年号，但实际上各种改革措施从他进入京都后就开始了。他首先重开被废黜的天皇秘书机构——记录所，并设“恩赏方”以颁布奖赏措施，发布“诸国平均安堵法”，随即废除摄政关白职位，将行政权力彻底集中到自己手中。
刚从河内志贵山回归的大塔宫护良亲王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辅助改革，此时这一职务已经变成了荣誉头衔。足利高氏因为临阵倒戈，并煽动各国的源氏起义，被宣布为功勋第一，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北条高时所赐的“高”字，受天皇赐与“尊”字，更名为足利尊氏的。尊氏还被任命为正三位参议，封地武藏、常陆、下总三国，为镇守府将军。新田义贞叙从四位上职，封地越后、上野、播磨三国。楠木正成叙从五位下职，封地摄津、河内二国。名和长年、千种忠显以下诸人根据功劳大小赏赐。
从整个倒幕运动来说、出力最多的无疑是楠木正成，但是“恶党”的出身使他被武士阶级和公卿阶层构成的上层主流社会所轻视。在天下初定、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后醍醐天皇也不敢过分提拔正成。试想，让一个出身“恶党”的人平步青云，陡然爬到传统武士们的头上，不知又要引发出多少麻烦了。也正因此，中兴功勋第一的殊荣赐给了源氏名门的足利尊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护良亲王很有远见的建议下，任命北畠显家为陆奥守，与其父北畠亲房一同辅佐皇子义良亲王镇守奥州，任足利直义为相模守，辅佐皇子成良亲王镇守关东。在之后的时间里，这两个人由于地位重要，都成为决定历史的关键人物。
应该说，“建武中兴”初期的分封格局还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然而倒幕战争的迅速胜利，积压了上百年的各阶层的矛盾并未因战乱而被逐一扫清，只有暂时缓解。但是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却没有使局面得到改善。
当时的日本社会，武士阶层占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和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朝廷公卿根本没有卷土重来的社会基础，后醍醐天皇之所以倒幕成功，本来就是利用了武士阶层和广大百姓对镰仓幕府及北条氏执权腐败统治的厌恶，那么在天下大定以后，就该建立清明的政治，并且还武士阶层与百姓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对。然而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并没能改善广大武士和平民的生活。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朱子学，他靠朱子学说实行专政，后来也因朱子学说而倒了大霉。
中国宋代的朱子学说于镰仓中期经留学南宋的僧人传入日本，这种学说鼓吹“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宣扬掌握王权的“王者”击败有实力的“霸者”乃是正义之举。后醍醐天皇极为推崇朱子学说，曾特召禅僧玄惠入宫讲解《新注》，北畠亲房、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等人都是玄惠的门徒。朱子学说认为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辅弼，而武士只不过是公卿们豢养的看门狗而已——然而这是皇权凋敝的日本，而不是中国。武装掌握在武士们手中，土地也大多被各级武士们所控制，这样的环境下，历史能退回到幕政以前的平安时代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想当初，天下人由于不满镰仓幕府的统治而支持了后醍醐天皇领导的倒幕运动，指望新政权关心他们各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满足其要求，但结果事与愿违，当然会大失所望。建武政权建立后，天皇在政权分配上，大力起用诸皇子和贵族公卿，对他们委以重任；对有功武士除个别人外一般则相当冷落。天皇将广阔的北条氏领地的绝大部分分给皇室，竭尽全力恢复贵族、寺社的土地所有权和对庄园的统治权。而对大多数武士的土地要求，不但未予理睬，还清理陈年旧帐，要把“文永、弘安之役”以来被武士们逐渐侵占的土地收回。天皇还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向西国地头摊派税款和征用劳力，地头则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建武新政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绝大多数武士极为不满，也激起了农民的反对。
按照《太平记古传》的记载，倒幕成功后的楠木正成倒是很关心人民疾苦，推行善政，办了许多好事。例如，为“拯救贫民”实行轻徭薄赋，只交规定税额的十分之二；为增加地利、发展生产，号召农民挖掘池塘，开发新田；贷给稻种，教导人民在山上广植柳树，在村里栽种桑树；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善法，同情病人，设法予以医治。“凡诸政事，皆为人民，而非为己。”他对自己从严要求，带头节俭，经常身着麻布衣裳，宴会菜肴仅一汤三菜，平常一汤两菜，住的是结构简单的芦苇房。不摆架子，经常和部下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还在一块儿下围棋、象棋，有时在一起演习武艺，狩猎放鹰，这样加深了同部下的感情，赢得了人民和部下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当后来他在凑川战死的消息传来后，“河内、摄津、和泉、纪伊、大和诸国人民，就像听到亲骨肉死去的噩耗，家家户户都恸哭悲叹不已”。然而仅凭正成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后醍醐天皇新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同时，楠木正成也预感到足利尊氏等人，将来必定会再燃战火。因此，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以千早城为中心，在原来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向周围扩展，修建了更多的支城，构筑了愈加完整的防御体系，即后来的“楠木十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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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氏的叛乱（1）
“建武新政”很快就使得原本被压制住的种种弊端，没隔一年就全盘暴露出来。失望之极的武士们纷纷聚拢在源氏名门足利尊氏身边，怂恿尊氏扫除“恶政”，重新开创一个武士掌权的时代。
由于无论在官职上还是手中的兵力上，朝廷中唯一可同尊氏匹敌的只有新田义贞，所以要想在军事上占得先机，尊氏必须先将屯扎在关东、监视镰仓的新田义贞拔掉。他计划的第一步是散布传言“义贞是借尊氏之子千寿王的威名才得以号令群豪攻破镰仓的”，在朝廷中掀起究竟谁才是“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讨论热潮。后醍醐天皇早想拉拢尊氏这个实力派，于是顺手将“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荣誉加到了还没成年的千寿王头上。各国源氏豪族见尊氏势大，又有天皇偏袒，纷纷脱离义贞控制倒向尊氏一侧。义贞是个很情绪化的家伙，负气之下索性带着一族移住京都。从此，关东地区彻底变成了足利一门的天下。
大塔宫护良亲王早在中兴初期就预见到了足利尊氏可能发动叛乱，特意建议后醍醐天皇在尊氏封地的关东插进了新田义贞，又在他背后的奥州安插了北畠亲房。而京都方面则完全依靠忠实可靠又足智多谋的楠木正成，他的封地摄津、河内拱卫着天皇所在的京都。另外，虽然尊氏被封在关东，却只将其弟足利直义放在镰仓镇守，他本人则以辅政之名被留在京都坐冷板凳。尊氏在京都众人的监视下举步维艰，根本没有机会造反，自然恨透了护良亲王，于是在逼走义贞以后，矛头立即指向大塔宫护良亲王。
建武元年（1334年）十一月，因为大塔宫暗自招兵买马，以防变局，尊氏见机会来到，遂上奏诬其谋反，愚蠢的后醍醐天皇“当机立断”拘捕了护良亲王，并讨好似地送往镰仓关押。于是，防备足利尊氏反叛的，除了远在东北奥州的北畠亲房、北畠显家父子外，就只剩下拱卫京都的楠木正成了。
就在尊氏万事俱备的时候，最后的一线东风也终于来到了——早在元弘三年（1333年），不甘失败的北条余党就拥立旧执权北条高时的次子北条时行为总大将，在信浓的诹访掀起反旗，到了建武二年（1335年）七月初，这支叛军连战连捷，直至攻破镰仓。足利直义杀害了被囚禁的护良亲王，然后保护着成良亲王逃往骏河。
足利尊氏意识得到这是个天赐良机，急忙上奏后醍醐天皇，说自己将竭尽忠义，亲自出马###北条乱党，在没得到正式诏命的情况下，就自封征东将军，率领部下离开京都，与足利直义会合。八月一日，尊氏更提出无理要求，请求在他出征时领征夷大将军职。上一个征夷大将军开创了镰仓幕府，压制朝廷一百多年，苦难的日子就在昨天，后醍醐天皇怎么可能再轻易地将这个职位交付给足利尊氏这种不是天皇一脉的实力派呢？因此后醍醐天皇只是折衷性地任命成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名义上统领尊氏、直义等各部兵马。
关东各地不满朝廷的武士纷纷投奔足利尊氏，其手下很快就增加到了三万余人。在与足利直义汇合后，官军一路向东，击败了远江的桥本叛军，然后又在骏河、武藏消灭了叛军主力，十九日彻底收复了镰仓。
八月三十日，后醍醐天皇为嘉奖尊氏平乱之功，特加封从二位之职，并命其即刻返京交令。足利尊氏磨磨蹭蹭地不肯立即出发，反而上表要求补上征夷大将军的空缺。十月，藤原氏的上杉宪房夺取了新田义贞的领地上野献给足利尊氏，在宪房的倡议下，足利尊氏自封征夷大将军，网罗党羽，以###奸臣新田义贞为名掀起反旗，开始公然和建武朝廷作对。
新田义贞和足利尊氏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是传统武士的领头人，和出身“恶党”、更为关心中下层人民疾苦的楠木正成不同。武士们在建武新政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也理应享受的权力后，自然会聚拢在义贞和尊氏身旁，希望他们重建武士政权吧。然而尊氏野心勃勃，义贞并无妄想，所以武士们才会逐渐放弃义贞而投向尊氏。
楠木正成一开始是站在足利尊氏一边的，他敏锐地查觉到当时社会的统治基础只能是武士阶层，而尊氏是武士们的当然代表，并无政治头脑而又时常感情用事的新田义贞无法使天下安定。因此正成上奏后醍醐天皇，要他贬斥义贞，重用尊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尊氏的叛乱（2）
然而正成的这番上奏，其实无异于指出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的失策，奏表中，正成要他多关心武士阶层，重用武士阶层的领袖足利尊氏。然而后醍醐天皇不甘心把好不容易到手的独裁权力交回武士们手中，他对足利尊氏不肯真正委以重任。自以为将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足利尊氏如何愿意只在京都坐冷板凳？加上武士们的怂恿，他便铤而走险，起兵造反了。
足利尊氏造反的消息传到京都，后醍醐天皇勃然大怒，立即向全国下达了“尊氏追讨诏”，任命尊良亲王为上将军，新田义贞为大将军，分别从东山道和东海道两路进攻镰仓。同时传檄奥州，命令北畠亲房从尊氏身后发动攻击。
到了建武二年（133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田义贞在三河的矢引川大破足利尊氏的前军、著名勇将高师直的部队。十二月五日，又在骏河的手越河原大破足利直义的部队，突破了箱根天险，军势直逼镰仓。在镰仓坐镇的尊氏见东海一路吃紧，急令直义在竹之下死死顶住，自己亲率大军支援。十一日至十二日，尊氏首先打败了兵力比较薄弱的尊良亲王，然后集中东山道方面的精锐部队同义贞展开决战。
此时，受到大多数武士阶级拥戴的尊氏方，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义贞，而赞岐的细川定禅、备中的饱浦信胤、越中的普门利清等豪族也在各处群起响应。义贞以寡敌众，关键时刻从旧幕府方投降过来的佐佐木道誉等突然倒戈，义贞腹背受敌，终于战败，在遭受重大打击后退往伊豆国府（国府指一国也即一州的官衙所在地）。不久，义贞在国府的防守战中再次落败，率部退回京都。
趁着战胜之势，除留下千寿王的少量部队驻防镰仓外，足利尊氏不顾背后义良亲王和北畠亲房已从陆奥发兵，亲率几乎全部兵力西上，准备在朝廷新挫、兵马调度不及的情况下一举拿下京都。一路上，各地对建武新政不满的武士竞相加入足利军，总兵力号称数十万之众。
对后醍醐天皇手下的诸将，足利尊氏最忌惮的还是楠木正成。尊氏自己也很清楚，楠木正成虽然在武士之中没有自己那种可以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但是其用兵之策远在自己和新田义贞之上，同时，京都附近是正成多年游击的根据地所在，地形熟悉，根基深厚，想要占领京都，必须先争取楠木正成的相助，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于是足利尊氏写信给楠木正成，要正成投向自己一方，并许诺事成以后封给正成以畿内、南海十一国的土地。
对于一个“恶党”出身的人来说，足利尊氏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诱惑力也不可谓不大。与此同时，正成也已经认识到后醍醐天皇的做法不为武士和百姓所接受，而足利尊氏已经得到大多数武士集团的承认，此消彼长，朝廷此后的征战必然困难重重。然而同样受朱子学说影响颇深的正成虽然在政治上倾向足利尊氏一方，却无法接受其背叛天皇的做法，不肯与叛贼为伍。因此正成当即回绝说：“请（使者）速归。尊氏兄弟夺取天下的野心，我三年前就己看穿。即使把日本全都给我，我生命在，岂能换义？我毫不羡慕尊氏的不义富贵，厌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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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包围战（1）
新田义贞战败之后，楠木正成便承担起组织京都防务的重任。在整合了聚集到京都的各路勤王部队以后，正成在足利军进兵的道路上构建了一个坚固的三角形防御体系。由千种忠显、名和长年、结城亲光率军防御势多，由新田义贞、胁屋义助兄弟防御淀和山崎，由楠木正成自己和兄弟楠木正季防御宇治。这一防御体系的构成使得足利军无论进攻哪一点都只能正面强攻，无法利用其兵力优势威胁朝廷方的侧翼。不过，从实力对比上来说，朝廷的军力依旧处于下风，被动防御是无法最终改变战局的，楠木正成在京都附近的防御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其他忠于朝廷的部队赶来参战。
元旦当日，足利尊氏首先集中兵力对宇治发动了攻击，由于正成、正季兄弟防守得异常严密，攻打了数日，足利军未能前进一步。足利军长途远征，后方空虚，意在急战速胜，因此九日至十日，尊氏又将突破口改在了淀和山崎，但新田义贞所部拼死抵抗，尊氏依旧无法得手。
就在尊氏一筹莫展的时候，播磨的赤松则村、赞岐的细川定禅派来了联络使者，表示愿意协助夹击京都。十日，赤松则村之子范资和细川定禅率领中国、四国的大军突然从背后袭击了山崎阵地，胁屋义助战败逃亡。山崎失守，楠木正成的三角形防御体系顿时崩塌，各要点都面临着被敌军从侧翼，甚至背后合围的危险，因此各方官军全面撤退。新田义贞率残兵连夜进宫，护送后醍醐天皇逃往比睿山，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等人也都率领残余部队向该方向突围而走。十一日，足利军进城，京都宣告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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