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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每次探讨关于文化的话题时，都会有一种声音出现，这种声音是质疑的，甚至是不相信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文化这么谈下去会有作用吗？这种声音来自企业也多，来自个人也多，甚至来自政府的一些官员。放而大之，我想这种声音很可能就会是代表今天中国对于文化的一个普遍态度了。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我是不能一个人来解答的，希望这部书能够作一些工作，解决一些质疑（我甚至不能了解究竟能解决到哪一种程度…这几乎可以判断为我也质疑撰写这部书的实效性了）。
之所以想在霍去病这位年轻将军之后再写些什么，是觉得这段起始于秦未的汉朝历史和文化实在太重要，而我们对于这段重要历史的了解则远远不够。在晚上的讲堂上，我还没有把司马辽太郎的故事说出来，也许暂时还不需要。我们需要一些刺激，需要一些比较，需要更大的一个视角，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一点一点地来，需要让这个国家一点一点地来理解，最后直到自己明白和领会。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一个历史沉重而巨大无比的民族，这个巨大性几乎难以由任何单个的人来完全认知，或者，某一代人也只会是成为这个历史的一部分而不能整体了解历史本身。尽管如此，这些仅仅都只是这个巨大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在我们的国家与文化、历史与知识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巨大”包容着我们，包容我们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巨大”的包容实在是太大，以致使我们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认识到的）。当先秦的诸子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发生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爆炸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是人类与自然宇宙所产生的第一次接触，这次接触是稚气的，然而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种全面与系统性并没有在当时显示出某种一定的结果（追求结果是我们人类惯常的单方面愿望而已），从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已经被自然历史所慷然给出：人类文化的客观依存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所有的文化，均发端于自然而然的宇宙之元，而我们的认知，仅仅只是这个自然宇宙万千生成体中的一种自我感悟而已，这种感悟的能力，在人类元初之际是最为强烈也是最靠近那个“巨大”客观自然的，当人类渐渐繁衍甚至是越来越强大直至成为地球上某一程度的主宰时，这种客观性反而将获得相反方向上的消减。这是自然宇宙的辩证，不是我们的辩证。这一现象和规律，的确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和相关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句话可以这样来说明：当我们越来越懂事或取得某些经验时，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人类自身所创设的环境时，我们对于自然宇宙的客观关注将逐渐转化为人类的主观关注，所谓的每个人的客观都可能成为他自己的主观便是这一结果。或许上帝就是这样来看人类的笑话的。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许多笑话皆出于这样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离自然世界的规律越来越远，相反，他们越来越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
关于汉朝文化与国家的思考（2）
这样的一个大题目，或许仍然需要自然宇宙给与我们以时间来解决。
刘勰曾这么来解释文化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文化客观生成的道理。人类所有的文化，皆生成在这个道理之中。而时间，则又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架设起一座看不见的隐蔽桥梁，以供人类的文化通过。汉朝兴起的时候，这个时间的刻度恰恰触发了作为中国东方民族的文化发生机制，这个机制是被自然宇宙所客观触发的，继而开始形诸于一个超级民族的文化胚胎。可以说，这个胚胎的精魄来自于自然赐予，这种赐予是慷慨而无尽的，而它着床的卵子则是这个民族自身。这是一个精妙无比的中华文化生成的宇宙奇观，透过历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文化元始生成的情况。所以，汉朝就是这样充当了中华文化着床的这只受精卵子，而这个国家以及它她延续至今的历史，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时空子宫。今天，我们无一例外都从这个子宫中诞生出来。
汉代是中华文化开始孕育的那只受精卵，我想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探讨。同样，在更为旷远的宇宙中，或许就是时间这种奇特的存在，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的母体，一切均在时间中产生，而我们，则可能更钟情于对物质与存在的研究。或许我们的方向出现了谬误或是误差？刘勰说“傍及万物，动植皆文”，我们将“文”体悟、描摩、创造出来了，而后来的学习却仅仅是记住了这种由人类自身总结出来的“文”，对于那些产生“文”的本元却不再认知了。于是，我们很有可能越走而越远。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曾有过这样玄而又玄的说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他在说什么呢？我想，老子在2500年前时就告诫了人类对于自然宇宙不可或离的客观本质性，也是人类文化与一切成就的自然本元性。在北京的时候，胡石英先生对我说到他的世界观，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在他看来，这便是人文的最高境界。何也？源于本而归于本，自然而然也。
这种自然而然，一如我所写到的霍去病墓前的石牛石马一样，也是充满着这种自然而然的精神与境界的。所以，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判定，汉朝的诞生，成为了中华文化自然之元与人文文化的分水岭，而至此之后，汉朝开辟了中华人文文化的通衢，而至于这条通衢究竟在2000年之后变得如何宽敞或是狭隘，这已与自然世界的因素无关，而直接与我们的祖宗有关，甚至，这个祖宗可以直接追溯到董仲舒这个个体的经儒学者。
当一个巨大的国家需要通过文化复兴而使之更加强大并持续保持她的充沛精神时，这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而这个关键点，就在于对文化的透彻认识。由于文化的客观性存在，因此，会有相当一批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所受教育少的人，反而没有了文化的狭隘束缚，以一种自然而客观的态度获得对于事物的看法，这种状况下，唯一的条件就是：他有探索世界的兴趣。中国现代化以来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实践者，都验证了这个结果。而在2000年前，一位年青并初出茅庐的将军，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当刚刚准备结束这一章节时，这天的报纸刊出了弥尔顿。弗里德曼11月16日在旧金山逝世的消息。弗里德曼被美国称为经济学泰斗，同时也是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这个学界泰斗在60岁之前一直都为美国的经济学界所诟病，他的思想更被排斥。原因也很简单：弗里德曼与鼓吹政府干预经济并称雄达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理论完全相反，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弗里德曼更相信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之源不是政府而是自由市场和个人的创造力。在他看来，政府的干预往往会加剧经济的波动。
这种自然而然的人本思想成就了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理论，尽管他的声音在很长时间内亳无应答。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素，他指出：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而对于另外一个关乎中国经济未来的命题则是：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弗里德曼的独到眼光。在《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问到他未来75年中哪一个经济体将成为全球最大时，这个92岁的美国老头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
关于汉朝文化与国家的思考（3）
对于这样一位思想者与学者的一生，撒切尔夫人这样评价：在所有人不屑一顾时，是弥尔顿。弗里德曼唤醒了自由经济。而布什总统则对这个长者作出这样的评价：美国失去了一名最伟大的公民。总统这么说。弥尔顿。弗里德曼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尊严和人类自由。
我不甚了解中国将如何来评价此翁。而从我个人看来，弥尔顿。弗里德曼更象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客观性以及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并为之赋予自由之下的经济学术理论和实践方法，这一点，倒是极象似中国先秦的墨翟，提倡兼爱而非攻，同时手里颇有一番非凡的功夫。夫言者有意而听者无心，人类对于这样的思想者总要显得反应迟钝。这一状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这种从不放弃的追求已经成为了弗里德曼信仰的一部分，无怪乎布什在2002年这样来评价他：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个人有选择自由，而政府则没有无视个人选择的自由。布什进而强调：弗里德曼这种洞察力改变了美国，而且正在改变世界。
这种语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都不多见（相反我们的电视台倒是多了很多别人的脱口秀和无厘头），然而，这么一位对自由经济鼓吹至此的学者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的关注之一，今天的一个不争事实就是：自由、私有、市场，正在中国以新的面目产生。
当我们开始学会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和意识来看待自己和一个国家甚至世界时，一场文化的兴盛就不会太远了。在这个客观的前提下，我们会发现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物和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藏。这些宝藏，人类在她的历史上都纷纷从各个国家和民族中获得了发现，中国的老子发现了，苏格拉底也发现了，洛克发现了，米兰。昆德拉也发现了，亚当。斯密发现了，弗里德曼也发现了，而且，今天中国的政府也发现了。当然最为经典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他在《独立宣言》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快乐而且骄傲地向人类宣称：中国也发现了另外一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呢？如果都是这样的“不言而喻”，那么，一个无需太多沟通和解释就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这将是人类共享和平与和谐的美好时代。汉朝，只是在遥远的那一刻，开启了这个时代追求的第一道大门。我想，这道门应该是足够宽大的，甚至于，它可以拿来装载我们足够多的未来理想（假如我们保持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话）。
皇权独尊与积弱（1）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road is
eas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take it。
For the gate is narrow and the road is har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马太福音》
1367年10月，已经掌握反元义军实力的朱元璋，以大将徐达为征虏将军，派出25万北伐，直取中原和元朝京师大都（北京）。这支队伍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求济斯民”。到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北伐的胜利之中建立了大明国，即位皇帝，年号洪武，改大都为北平，这就是明太祖的成名开端。
这位再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朱元璋，原是安徽凤阳人，出生很贫苦。在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中，他应当是个人际遇最为不堪的一位。朱元璋少年时江淮大旱，瘟疫流布，他的家人皆因天灾而亡故，可以说是孤苦伶仃，他无处可依，便去庙中做了和尚，后来又做了游方僧，浪迹于各地，直到1352年红巾军起义的一年后，他投奔郭子兴帐下做军士，后作战勇毅，被郭子兴视为亲信并提拔为大将，几年后郭子兴死，朱元璋便掌握了这支部队。从那之后十年多时间，他以严明军纪和屯田积粮以及韬光养晦的策略日渐长大，最后爆发，成为天下独大。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名叫朱升的儒者给朱元璋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策略，这个策略的九个字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意就是建议朱元璋在其势初成之时，要巩固已有的地盘，发展生产并积蓄粮草，不急于示人称霸。这道计策被朱元璋所采纳，最后终于导致了他称雄为帝。直到今天，这种韬略仍然暗合中国政治界与工商企业界一些人士的意识。
不过，以现在兴起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意识来看，21世纪的中国发展之路似乎正在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韬光养晦的东方模式正在被开诚布公与和平崛起所替代，一个全球平等对话和坦诚相待的态度正成为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全新姿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共同发展的人类进程中一种主动与责任承担的姿态表达（中国这种姿态改变中不排除会有一些以传统观念来猜测中国意图的不同评价）。
从一个历史的阶段策略价值来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颇为符合其策略的产生背景。当时元朝与起义军之间、起义军的各部之间、元朝组织的地方地主武装“义兵”与起义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势态，朱元璋的存在环境，如同进入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叵测并且危机四伏的纷争街区，是需要认清形势并有效保存自身的。然而事实上这种被动的自保方式并不能回避这条街区的权力争斗，事实上，只要你存在，就不会不受到这条街区利益争夺的侵袭，后来所发生的起义军内部争斗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显然是一个阶段内的战略手段，而非本质目的。从更大的宏观层面上看，这一阶段战略必须有一个利益争夺而且强敌如林的前提。当人类社会进化到利益同享的新历史时期，依靠这种自闭式的策略就会令自己难以生存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中，这种依将传统而无所变化的自保心态仍然保存了许多，我在这些年的社会各层面沟通和交流中，几乎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很显然，这种心理阻碍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以现实的强敌势态来选取策略，或是以假想敌为设想条件来进行一个国家战略的制定，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中间，存在了一个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驱动因。假定这个“自我利益”驱动核变换成了“共同利益”，那么，强敌便会转换，而假想敌则成为了多余。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美国与欧盟这两大阵营在这一利益模式上有着显然的不同。布什总统似乎更倾向于世界的假想敌更多，而欧盟则表现为共同利益的观点更强烈。在这个势态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是智慧而且开通的，她正在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界：中国与世界有着和平与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与中国过往的所有历史完全不同。因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人类将因为中国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