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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倒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以所有人为假想敌的利益争斗的国家。而“高筑墙”则成为了这种利益争斗的现实结果，这一结果使中国一步一步迈向了封闭。而“缓称王”则从另一端激发出更为极端的专权欲，以致于这种专权欲最后布及中国的整个社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并解构中国的文化心理和价值态度，倒是可以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来充分写实，它的背景，由极端的自闭和自大与自私所构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我们彼互会意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一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就是中国的皇权。刚刚热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由张艺谋将此以金碧辉煌和充斥于银幕的东方丰乳表现了出来，我估计世界对此将更加确信他们对于中国人富有喜好弄权和雄霸世界这一传统DNA的文化价值观的判断。事实上，张艺谋所描述和渲染的皆是真实的，而西方人对此的判断也是真实的。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过去了。
皇权独尊与积弱（2）
在这个中国新历史的开端，我们有必要向传统看一看，以便更加清晰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文化之路，从而坚信未来。
在许多次与国内各界人士进行深度交流的时候，我都有发现一种并不属于这个21世纪的某种东西会潜藏在这些谈话这中，它们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就象海洋之中的某一股暗流一样，并不似我们所看到的海平面上的景象。这种内心的涌动，我自己也会有。最初的时候，我将之归结为一个人的个人心理或习惯特点，或者是某种独特教育与际遇的结果，然而后来，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包括我自己在内），这股暗流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心理中包裹着不易察觉而同时又十分普遍的自大和独尊、卑微与萎琐的并存。这二者是如此对立，然而却在中国文化中如一统一。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DNA中的一个伟大不凡之处。
那位明朝的开国之帝朱元璋身上，是否也是同时拥有着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如此高度统一的DNA呢？依就他的出身与成就而言，似乎已经在说明，他本人的际遇和生涯就是这二者高度统一的生动演绎。
有一次的一堂健康心理辅导课，老师谈到自由的尺度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了一个问题给同学：规矩的制定究竟是约束自由还是给予自由？这是一个涉及很深的哲学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认知问题。老师还举了一个她在美国高速路上的亲历例子来作说明：来接她的朋友在高速路上手舞足蹈，双手放开了方向盘。老师大惊失色，而朋友毫无所谓，她问朋友，在美国高速公路怎么说，朋友告诉她，叫Free way，就是自由之路的意思。老师大有感慨，于是更认为是一个经典的规范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生动例子。在这个举例中，高速路是规矩，而自由则是她的朋友。
而我则有不同于老师的看法。于是在课堂上我提出规矩的设立是妨碍自由的意见（这是一堂农民工夜校的课程）。我提出了下列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存在规矩使某一些人自由而某一些人不感到自由的社会现实存在？第二，在自由与规矩之间，究竟哪一个要素更为根本或更为人本？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在课堂上提出来，因为要让老师把她的课讲下去。第一个问题提出，则是为了活跃气氛，让同学们多思考。
事实上，这一问题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共同思想体系中。一当人类社会组织建立，自由和规矩就成为了首要的一项社会性工作而获得了各个代际的人类们的重视。而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上，东西方的文化则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两条道路。西方社会所普遍设立的自由与规矩模型是民主与自治，而东方中国的社会模式则长期依循的是民本和尊君。这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于社会普众中“民”的释义和理解。尽管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最早重民思想。有一些现代学者们将之比喻为中国最早的民本思想家。然而事实上，我认为孟子这一理论，更是从重民的角度而强调“尊君”的仁政思想，其目的依然还是独尊专制之政的。现代学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种历史自慰式的穿凿附会，也是一种依照西方民主主义的攀比暗附。
这种独尊的思想是如此强大而持续，以致于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和习惯，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模仿，这种垂直式的固定结构是中国社会的标准式，将独尊的皇权一级一级地传递下来，直到社会最低端的皂隶奴婢，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是另一个人的太上皇。而自孔子以降的儒家学术，则在这一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施以了“天命”以及“道统”的内涵丰富，因而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成为了吞噬人性的巨大机器，不能不看到，中国文化思想中那些貌似平和而内含杀机并泯灭人性的强大基因正已成为了我们传统的相当一部分。
我检索了一下，独尊的思想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一如动物们争夺地盘和首领以及交配权的本能。这一本能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集聚而应产生某种跃迁和改变，从而造就出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类这一物种，既可以说是天地造化，也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独特种群。东方中国喜好天地造化的说法，寄身于天，不外是原始社会加以农耕经济的遗存，而西方文化中的独特之处则更倾向于自我完善的神启并激发出追求，所以，此种神启之下最终引致了自我的终于发现。自古希腊的古代民主思想以来，西方社会既便也领略了中世纪的黑暗和压抑，然终于以独立人本价值的发现而再度崛起，从而营造出全新的社会与时代格局。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基督教义起了相当的推动与涵养心灵的作用，他以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唤醒了世人们，使人性从深层处唤醒，也让信仰由此萌发。
这种过程肌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是缺乏的。神在中国是缥缈无信的，致使这个国家的文化中缺少足够的能量，倒是不断折射出儒学的实用主义和独尊而终至独亡的闭锁心态。
在农民工夜校中发生的一件事很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心态和世界差异比较的例子。几天前，一位在不同楼层的###培训公司的一名老师来到了我们的文化创意大讲堂上，她是一位跛足的女士，我们作了一些简短的交谈。更早一些时间，夜校就告诉我有一位###的老师很想来给学员们上一课，讲一讲励志人生，我表示可以。现在见到，才知道那位想来讲课的老师原来就是这位女士。大讲堂结束时，我让朱老师与她作了交流。到了第二天时，朱老师就找到我，谈到对###这位老师的一些担心。我告诉她我并不特别担心什么，###有过一段时间在中国做了一些传销，被台湾人弄得很不正经，我亲身经历过，后来###作出了调整，以店铺直销方式重新启动。###公司和###产品都是优秀的，而且有着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如果这位女士想来给农民工讲课，我认为有必要让农民工听到更多的励志与创业方式。朱老师似乎保留了她自己的看法。后来，她又发来一则短信，告诉我她的担心，她认为那位女士很有可能会在农民工学员中发展下线，很有可能这样，很有可能那些。我便觉得她多心了。没有想到，在紧随而至的时间里朱老师开始调整课程了，这是她开始介入的第一步。她将原计划让###培训师的讲课让别的讲师替换了，而她自己则讲周三的第二堂课。因为我安排了区委宣传部在周三来拍新闻，更早的时候就安排了朱老师，她对此颇为高兴。周一的课程完毕后，她再次在俱乐部里找我谈，很重要的样子，话题还是那位###的老师。我认为她很过份了，不是对我，而是一种假设他人不良的前提。朱老师的一切可能设想，皆是围绕那位###培训师的叵测目的。而我还从另外一个层面，感受到了朱老师作为一位应当值得尊重的心理健康辅导者的不健康心理：保守和猜疑，独尊而排他，这种心理她或许不能自知，却是明显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学员的低估，忽略了励志教学中最为客观与追求真知的原则，把学员们当作无知和易受骗者。
皇权独尊与积弱（3）
这是中国当下文化与学者的一般态度和表现。这种态度往往是极其认真的，也是恳切的，然而却是极其不真实的，更是悖离人性尊重的，这种对人性的悖离导致了不宽容，也酿造出许多的根本误解，更纵容了独尊背后的隐藏极深的个人私欲，一当时机成熟，这种私欲便会迅速演变为征服和强权，让中国的历史再演于今天和未来。在中国的所有文化中，这种心理和范式，成为了相互消耗的基础部分，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其独立的历史中几乎一无所成。这一点，必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文化发展对于中国的警惕。
皇权独尊在朱元璋这位明太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在他的朱姓后嗣中则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放大。中国历史上，将皇权独尊推至极致恰是自朱元璋开始的明朝皇帝们。1380年，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万民之上的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朱元璋即杀之，并且规定自此后子孙朝廷均不准设丞相之位，百官中有奏请者即处极刑，如此，明朝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第一个不用丞相的朝代，而皇帝的独尊权力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后来所致的宦官专权与东西厂的专制，都与这个皇权独尊而朝中辅佐空虚的原因直接有关。
朱元璋的独尊雄霸，可以从《大明律》和《大诰》中看到鲜明的踪迹。《大明律》是明朝大律，全书三十卷，460条，分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律，其目的，即从各个方面来维护皇权与统治。看《大明律》，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大明律》规定，凡犯十恶者皆从重治罪，而且遇赦不赦。同时，《大明律》还专设有“奸党”一条，用以禁治和防止大臣们结党弄权，这样下来，让朝臣人人自危，还敢多言犯禁，以致于只有让权于那些宦官了。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亲自撰写并颁布《大诰》三编，共204条，其内容主要是列举大多由朱元璋亲裁的以严刑峻法所处理的种种案件，其中酷刑包含了族诛、凌迟、枭首、挑筋等三十余种，所列大小刑罚不下万千。《大诰》颁发后，公示于天下学府，以作为师生之必读，又规定一切军民也必须熟观，使每家每户皆有一册。百姓家中如备有此书，遇案则可罪减一等，否则罪加一等。所以，《大诰》一出，一时间天下争诵，家家必观，师生赴朝廷讲读者达到近20万人，朱元璋见此盛景，大为嘉赏，对前来讲习《大诰》的师生学子们均赐钱遣归。
忽然想，这场六百年前由朱元璋兴起的《大诰》之学，是不是那时候的一场由皇帝亲自操持的社会普法教育？由官而至民，使天下人人争而读之，熟而诵之，严刑与峻法，一夜之间便可以普及民间大众，如此一来，皇权与朝廷的地位，应是严严实实地坐得稳当了。
就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我出生的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也风行了近十余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关这场革命的用意，大抵也是由于帝王般的最高思想和意识的决定所至，于是天下军民莫不争诵《毛主席语录》，莫不“斗私批修”和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其天下民众，也分为红、黑两类，红的是工、农、民、学、商，黑的则是地、富、反、坏、右。那个年头，时光倒转，天地倾覆，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了历史巨轮之下的粉尘，由岁月吹散，更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之而离散，被巨大的政权力量所摧毁。于是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以经验猜测到六百年前的浩荡皇威，那座朝廷之上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可以如何将这个国家的小小子民们和百姓家庭捣得粉碎。
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在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内一直都以一个单极社会的形态存在着。这个单极的一端，是至高无上的独尊皇权，它的另一端，则是普民广众。这种单级社会所形成的整体系统是一个完整并闭合的环，一切皆在皇权的统辖之中，使这一系统发生唯一变更的，则是皇权的更替。也正因为社会的如此集权，以致于天下唯识皇权，人人尽觊觎之，皇帝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身居深宫的皇帝们自然都下意识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颁布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典来维护他的统治，到了《大明律》与《大诰》之际，则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予以自卫的极致之作。这就好比将天下的财物都归属于一个人，那么自然便会产生出一个绝对的矛盾体：所有需要财物的人都会来寻找你，而你则必须为了保护这些天下财物而想尽办法。在这场历史的游戏中，其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人死而财散。这样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可以将天下的财物独占得太久的。一时的乘龙快意，很可能是一世的苍凉结局。然而这样的历史，在中国却是屡兴不止，一代又一代，究其原因，是这种单极社会过于漫长，以致使中国人只知单极而不识世界的多元了。在全球化到达中国的21世纪，这种单极思维和意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与领域，仍然是比比皆是。
有将近二个月，我在重庆的文化创意大讲堂上，听取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社会各界人士们的意见。这是一座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巨大城市（迄今为止也是全球幅员最大与人口最多的城市）然而对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则很见闭塞。我在宣讲弗里德曼那本《世界是平的》书时，涉及到了文化、经济、个体以及未来的种种话题，就有重庆的朋友站起来告诉我：这本书中的思想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公然而且明确的意见，并且还获是了掌声。看来，一个单极的社会历史，还不仅仅让我们迷恋权力，同时还将产生出许多的附加物，比如文化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并直接指导和影响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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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独尊与积弱（4）
明朝诞生的时候，中国的单极系统发展到了最为极致的程度，皇帝高于一切。而同时的欧洲，则似乎由鼎盛的中世纪开始转向教皇与国王和经院学派和民众这四者之间的角力，一场全面的系统解构和近代欧洲新思想的重构正在开始。至少，在国王的刀剑与民众之间，教皇以其财富和权威、经院思想家们以其笔伐已经分割了欧洲单极社会的权力，而高于一切的上帝，则成为了均衡欧洲社会系统的最大支点，在这个支点之下，国王们正在失去他们意欲独霸国家的机会。
在这个削弱国王独尊的进程中，经院学派的哲学家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托马斯。阿奎那在早于朱元璋一百年时诞生，他通过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来诠释基督教义，并证明上帝之存在，游说人们信仰上帝的真理，于是乎，一个单极的尺度在这位大哲学家这里被放大并超越了由君王们操控的范围，这样，上帝的权威才最终笼罩一切，也决定一切。我想，这是欧洲由中世纪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