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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不用给我看，我让你给我测个字。”
“好，好，你说你是想看事业、命运、爱情还是学业？”
我说：“你自己来猜测我的来意，猜不准我就不算了。”
我写个“丹”字，写过之后很后悔，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来我来求仙丹、神丹妙药的。他就会试着说出我最近有病，不过看我现在的样子绝不像有病的样子。
他说：“你是来问事的？”
少康说：“嗯！”
我说：“问事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你有什么麻烦事呀，不顺心的，来找贵人相助。”
“照你这样说，世上所有的都叫做事。”我反驳道。
他解释道：“当然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事是你这几天一直想的事。”
我说：“你对这个字解释解释吧！”
他沉思一会儿念道：“丹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饮食自然，自歌自舞。”
少康很高兴地对我说：“就是，附合你，”又冲着他道，“他就是这样，还常自歌自舞。”
我说：“我看不出什么，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你说清楚点。”
“你要升了。”他说。
我与少康不明白。
他又接着说：“‘丹’字为‘升’字头上加一点”并在纸上写了一个‘升’字，又补上一点，果然是个‘丹’字，“也就是说，最近几个月你要高升。”
我说：“但愿如此吧！”
他又道：“恭喜你，这样好的卦，你应该拿六十块钱。”
我说：“你有没有看出来，我有病，我本意是来问病的。”
他又说：“有一点小病，没关系，没事的，不影响你高升。”
少康掏出三元钱与他，拉着我的手道：“走吧，走吧，你没病，根本就没一点儿病。”
离开算卦先生之后少康责怪我道：“我想办法地哄你开心，你还是把病放在心上。”
真感谢他的好意，我说：“这位可真是多才多艺，别人都是用《易经》算卦，他却用《山海经》就可以算，你知道吗？他刚才说的就是《山海经》上的，我在初中就会背了，只是我刚才没顺着他背下去。说不定我将来有独揽山海之势呢？”
“你有走遍山海之势，”他笑道，“你不是说过吗？”
“不过我一直考虑一点，他算对了，或许理解失误，也许正因为升字上面有一点在压着，我才升不了，如果我写个‘升’字，他该怎样解释呢？他不会直译升，或许还是同样的结果，命中注定。”
“你要是带上一点能飞起来，那不是更潇洒吗？人家就没你算的好呀，你咋不也去支个摊呀？”
“我是说他可能理解不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个国王把一匹红马和一匹黑马同时赶到河里，向两位卦师询问是哪匹马先上来，第一位卦师算出一个‘火’，答道是红马先上岸，第二位卦师也算出一个‘火’，他答道是黑马先上岸。可最终是黑马先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问。
“你点个火把，你就会发现，下面红的是火，上面黑的是烟，黑的总在红的上面，他们的卦术是一样的，但第一个卦师的理解力不如第二个卦师，他只是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
这时，我们走到南海寺大门口，那个老乞丐又猛地窜出来要钱。少康对他大叫一声：“刚才给过了！”
乞丐有上前要拉之势，我俩一下子跑了，少康还一蹦一蹦地扭头喊：“给过了，给过了。”
老乞丐在后面用手指着我们说：“等你们老了看咋办？”
少康大笑，我一时真想把钱向他要回来。
我说走快点吧，不然回校要迟到了，回到校时我没证，我不想每次进校都费口舌，而门卫还不知疲惫，我也不想再麻烦班主任办个证，也没啥意义，假证到处都有，况且门卫只看证，并不校对上面的照片。少康说他进去后再返身把证递给我，我再进。我说这不是当着门卫的面故意找茬吗？门卫一定不会让我进，要不我先进，再扭过身把证给你。
进大门时我拿着少康的证，少康在外面等着我把证扔给他，门卫就注视着我们俩。我把证往兜里一塞，不管少康了。少康见我走了，也不动声色地对门卫说我给你掏证，装在里兜里去了，掏着掏着就跑了。门卫追了五六步没追上，门卫说我记着你了，下次再犯我就追到你班里。看来门卫知道是本校的学生，而学校办证的目的是禁止外来人员入校，这之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整个下午，我一点头晕症状也没有，与上午相比简直像换个人似的，我心中还有沸腾的热血，还有久久埋藏的希望。同时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形象，不能得罪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半天我过的很快又很充实，不停地翻着书，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到晚上我写了很长的日记，作为对这次有病以来的总结。也多亏病在高考之前，让我知道珍惜时光，我写今天在南海禅寺发生的事，接下来又长篇累牍地慷慨激昂地写起了我的理想，睡觉之前我来到院里看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数了起来。
这个周日是母亲节，我往家里打电话说我的病好透了，我正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我妈却为我担心也害了病，但我妈却没对我说。周日的下午我们没课，我在屋里作一套数学资料，秀丽推个自行车过来说先把自行车放在这里，并给我一本《失乐园》。不久老妇人从屋里跑出来问这是谁的车子，刚才谁来了。
我说：“我一个同学过来，先把车子放在这里，一会儿再过来推，没事吧？”
“没事，我只是问问。”她笑着说。
我又开始做我的数学题，到半晚上，秀丽过来推车子，她说：“志健在外面等着我哩，走，咱们一块出去上北护城河玩吧？”
我说：“我，一下午没事，我正等着出去呢，也没谁找我玩，这本《失乐园》，我得看些日子。”
妇人从屋里出来，对秀丽笑着说：“你来了？”
秀丽忙说：“是呀，大娘，你在屋里看电视呀？”
“嗯。”她说。
我们将要走出大门时，她扒着秀丽的肩头放低声音说：“我说你长得好，没有啥意思。”我们都笑了。她扒秀丽肩头的时候，秀丽十九岁左右，上身米黄色衣服，下身蓝色牛仔裤，妇人五十多岁，一身灰衣服，她把头贴进秀丽的耳朵，秀丽仍推着自行车
。
现在离蒙的距离远了些，但我看她的目光会更随意，只要稍稍扭头即可，而她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必须全部扭身还要矫揉造作地做某些事情，常弄得她猝不及防，甚至写字的笔也要微微颤抖。由于距离，她现在敢直视我的目光，她的目光恬静而温和，在我没有看她的时候，我也能发现她什么时候在看我，现在公平多了。
有时候我们对视有一分钟左右，直到我装出恍然发现似的露出一个笑容，我们才低下了头，后来我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笑容跟鬼似的。虽然我不是像她那样有值钱的衣裳，但我也逐渐地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我每天洗七次脸，两次正规的，两次不正规的，两次普通的，一回业余的。一直到我后来病重时我不敢再看她，不敢把自己龌龊形象展示在她面前，但每当发现她在看我时，都如同接受一次神圣的洗礼。
去南海寺还愿之后，并不能消减我的痛楚，只是病症改变了方向，每天上午头痛，到下午就开始减轻，甚至全无，我到过几家诊所，吃了乱七八糟的药，症状反而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越来越重。我就让少康陪我到人民医院做一次检查，首先我们不知道挂号时挂什么科，到底是耳鼻喉科还是内科，就询问里面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最热情，先问我们：“是发热的吗？是不是从外地回来的？”
少康半开玩笑的神情说：“有点发烧，刚从广州打工回来。”
工作人员更忙了，扶了扶口罩，挪了挪椅子，说：“快，快到那屋里去。”
她们指着发热病室，我反而笑了，少康忙解释说：“我说着玩的，俺是二高学生，他学习太用功，有点用脑过度，来消费一下你们的药品，他可不能有病，今年北大清华的学生。”
我们都没理他，我问：“我有点头疼，挂什么科的号？”
有一位工作人员道：“你去挂号处问一下挂号的。”
少康又拉我来到挂号处，仿佛我没长脚似的。少康问：“头疼挂什么号？”
里面答：“你来看病，我会知道你挂什么号？你自己不知道你哪有病？还看什么看？”
我说：“挂头疼科的，是吧！”
里面没人理我，最后我决定挂内科的号，到二楼找到内科的一位女医生，屋里没有其他人，她先让我与少康坐下，然后问我：“什么病？”
我想我若是知道什么病就是你的同事了，我说：“我头痛，不知道属不属于内科。”
“头痛，当然是内科了，你算是来对了。”她笑着说。
我解释道：“开始检查是鼻炎，现在鼻炎好了，还是头痛。”
“那就是内科的病，”她说，“多长时间了？”
“有好长时间了，大概半月多了，就这几天比较严重，我在城里许多家诊所看过都不见效，所以才来这儿检查检查。”我说。
“你别到小医院去看，”她劝我道，“那里的药不正规，吃了不见效。”
接着她给我把脉，又给我测血压，然后给我开个单让我去验血。我们到下面交验血费十四元，交钱时排了很大的队，我排队时少康去看医院坐标图找验血的地方。
采过血之后，让我们到后窗户等结果，说好是第三个窗户，医院的后面是个后花园，里面啥垃圾都有。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内我给少康讲了三个笑话，我趴在窗户上询问三次，少康去询问两次。验血单上写的一切正常，没有病，至少在血液上没有病，我们又回去找那个医生，屋里多了一个病人，又多了一位同事，我们先坐到一边等着，等那位病人走后，我上去说：“验过了，没事。”
她拿过单子看了又看，她的同事也瞅了一遍，她说：“没啥病的，小孩能得啥病呀。”
她的同事又问我些其它的话，便谈到了高考和学习，这下医生仿佛抓住了要害，便说：“这是压力过大，学习学的。”
少康说：“也可能是相思病。”
医生淡淡一笑，接着说：“高考之前许多人都会得这种病，特别是成了心理素质差的职业病，我给你开点药，吃了就好。”
这完全是查不出来病后的故意搪塞，你咋知道我学习用功呀？从上学到现在，我从来不曾一节课完完整整用功45分钟过，包括我学习成绩最好的时候。以前我就没有好好学习过，就是我发誓要好好学习的时候，要去创造奇迹的时候病就来了。谈到压力，我有时自信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我热爱自由，常感到自己脸皮厚，实际上是心理素质好，这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何来压力之说？不过如果我是一个医生，遇见一个高三的学生，在检查不出病的情况下，我也会这样说的，也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
她给我开了一大堆补品，健脑药，我没有这么多钱，只买了一小部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伴随着补品度过，我的心理素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我时刻知道自己身上有病，只是我不能知道是什么病，或许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病，只是思想上的病，而一旦某个人真的怀疑自己思想上有病，那他一定是心理疾病患者了，我不敢再想下去。真的是相思病吗？这个问题可笑得不能再可笑了，我相思过谁吗？就几个微笑又能证明什么？我不是还莫大地满足吗？况且这病在微笑之前已经酿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非半月之寒，就是那次我在班会上潇潇洒洒地说了我的人生理想之时，我体内已经含了这场疾病的因子。我说我根本就蔑视本科，上不上无所谓，但我一定要做到它，就是因为它现在几乎变态地成为划分人的标准，我原本也是这样地矛盾吗？是否我真的压力太大所致？是否我的内心中存在着病态的基因？个人感情一定与大学自愿对立？大学志愿一定是我的人生理想？是否命运在考验我，给了我一个莫须有的病状？
又过了十来天，我怀着难以忍受的头痛欲裂在校园里默默走着，这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痛苦，白天我趴在桌子上，或者应付着微笑与高考。晚上有一次少康来找我说现在无法回校，要在我这儿住一宿，我没有撵走他，拉灭灯，我抱着他哭起来。
我又开始了不停地看病拿药，夜以继日的煎熬让我对医术产生了怀疑对科学产生了怀疑对友情产生了怀疑对自身质量产生了怀疑，慢慢地我学会了倾诉，对我的好友倾诉对点头之交的朋友倾诉对素不相识的人两句话之后就开始倾诉。别人的目光由同情变得怜悯变得平淡变得尴尬，甚至有的变成了不屑与厌烦，我对自己产生了懊恼，我不敢再看蒙，我怕她知道我拥有可怜的目光。
口中的淡而无味映射出生活原本就是一个单调而累赘的机制，抑或九天之外有一个万能的造物者在调配着一切，在让我故意品尝一枚苦难的果子，我不断地遗忘着自己，新的痛感让我必须时时产生新的遗忘，为什么当想要争取一切时会有这样的事降临，为什么当我拥有志在必得的勇气之后就开始不断地否定自己？
我不敢长时间地睡觉，我怕一睡不醒；我又不敢长时间地走着，我会呕吐不止。快高考了，其他同学死学的比较多，旷课的也比较多，我每天都要被迫旷几节课。我不想对蒙那一颗天真无邪的心带来忧伤，甚至亵渎与怨恨。在其他（她）人面前，我的喋喋不休与古怪常引起人们的非议与厌恶，难道我以前不是有很好的形象吗？很好的人缘吗？都一钱不值了？我是一个弱者，我太渴望让别人怜悯自己了。
难忍时我抱着头在床上翻滚，世界还在噪杂地前进，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有时我想自杀，但同时也想到了明天，想到了无边秀美的风景，想到了母亲的温暖，想到了父辈们还在一块翻来覆去的黄土地上播种。
我知道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因为我有理想，有感情，有信仰与意志，我终究会战胜病魔，只是我害怕这一天到来时我已失去得太多太多。
我不能放弃高考，迫在眉睫了，像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回家一趟。回到家里也许病就好了，家是温暖的，故乡给我一片无忧的天地，我可以无忧地吃，无忧地在田野里捉蚂蚱。
回到家里后奶奶告诉我妈妈也病了，并且这些日子一直挂念着我，我打电话时，妈从来不让告诉我，爸爸这些天经常带着妈去看病。姥爷有病，妈妈也不能去侍候。我看见妈妈忽然间苍老了许多，我看见爸爸头上有了白发，但我们都没说这些。吃过晚饭，村里有几位基督教徒喊妈去教堂，要通过祈祷为妈治病，她们说信主可以治病，并让我也去，也给我祈祷，说只要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