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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八回（5）
知子莫如父。明允对这两个儿子的区别与未来，似乎早已洞若观火。之所以将他们一个名轼，一个名辙，就包含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专门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的短文，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有祝福，也有警戒、忧惧，也算是面面俱到了。可祸福到底是未来的事，总不能因噎废食，从此不要功名利禄？那不是白忙了吗？眼看着子瞻、子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叫他们下山折桂了，明允先带他们去见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由制科出身，庆历前后知谏院，那叫一个凶，始终与王拱辰、钱明逸他们沆瀣一气，攻范仲淹、欧阳修，乃至攻石介、王益柔、苏舜钦等等，几乎没一次没他的份。攻人才能自效自显哪，所以官运一直亨通，到益州之前，已经知过开封府，做过三司使了。只是人始终不大正，朝里做官也难得安稳，这才一再罢了出去。此前，明允早向他献过文章了，他心里已经有底。眼见着几个能人自动跑来投靠，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有不接纳的？子瞻不是会画两笔吗，又当场为张方平画了一张传神。以中国的人物画而要写生人像，结果如何，不必较真。名为传神，传神而已，能传神就算大功告成了。张方平更高兴了，当时就写了信，将他们父子三人都推荐给欧阳修了。
当年既那么凶，落井下石等无所不为，过节又不能想抹就抹了，张方平要将苏氏父子三人荐给欧阳修，岂能一点儿顾虑都没有？可转而一想，除了欧阳修，谁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将他们父子三人推向台面，也就顾不了许多，到底硬着头皮写信了。官场人物，你还想他们怎样？说来也就是欧阳修，真正爱才若渴，一见苏氏父子的文章，地道古文风范，早忘了与张方平的过节，当时就不遗余力，将他父子三人向所有的人揄扬推荐了。
苏氏父子，也为考试做了精心准备。
苏轼问父亲：“我与子由都在一个考场，同做一个题目，怎么着才能都中呢？”
明允想都没想，就说：“容易。一正一反，一和一骂，你们两个就能都中了。”
弟兄俩照着一做，果然都中了。
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文中有这么一句，说是“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尧是尧帝，皋陶是他的司法大臣。皋陶三次要杀人犯，尧帝却三次赦免犯人。苏轼说得煞有介事，斩钉截铁，几个考官却都发了蒙：不知道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及至苏轼中过进士前来谢师，欧阳修到底问道：“你文中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苏轼说：“大人，事在《三国志？孔融传》的脚注里。”
欧阳修将信将疑，可手头没书，也不好认真，只好含糊过去了。回来一查《三国志？孔融传》，没有呵！见到苏轼，只好又问他：“子瞻，你说《孔融传》有三杀三宥的事，是哪个版本？我怎么没找着？”
苏轼仍然不动声色，说：“大人，您没看见？曹操灭过袁绍，将袁熙的妻子赐给了他儿子曹丕。孔融说：‘这事古代就有了。周武王伐纣，就曾将纣王的妃子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他从哪儿看见的，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三杀三宥的事，也是我的想当然。”
修史的欧阳修，文风一向严谨，哪里能想到他竟是这样做文章的，自然大吃一惊。好歹进士已经到手，论据能否成立，已无所谓了。考进士的史论文章都敢这么想当然，写起别的东西，自然更会文思泉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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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1）
殚精竭虑唯重根本
泥牛入海万言成空
根据大宋朝的规定，要做提点刑狱官，除了资历，还得为官清正，不仅不能有一点贪赃污秽行为，还得持法公道平实，从来没有出入。安石能做提点刑狱官，能力之外，自然也是对他清正廉洁的公开承认。要照章办事，这样的官员接下来就该做三司判官了。按规定，三司判官都是由诸路转运使或提点刑狱官担任的。三司等于财政部，专门掌管朝廷的财政经济命脉，对三司判官的任职条件作出这种规定，看中的正是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的专业知识或清正廉洁。既有这样的规定，安石在任上干得又有声有色，没等他终任，头尾不过九个月，朝廷几个大佬就要调他去三司任度支判官了。
此时主事的是富弼、韩琦。文彦博老大不小，有人又攻击他私下里接受别人馈赠的《河图》，他心中不安，自己请求罢相外任，与贾昌朝一起罢出，判知外州，韩琦则继富弼之后也做了丞相。朝廷已率先考虑到安石家境困难，答应俸禄优厚，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让他要拒绝也没法儿开口。可自己毕竟从来没搞过经济，怕误了朝廷大事，安石还是上章拒绝了。眼见朝廷不许，他又专门给富弼写了封信，说出自己的苦衷，请他关照，仍让自己治理州郡。到底还是不行，安石只好离开江东，往京城赴任了。
船在江心乘风破浪，安石当风立在船头。看着两岸渐次闪过的景物，他的心绪，也禁不住奔腾起伏了。
现在是嘉祐三年。自庆历二年中进士算起，头尾十七个年头了，人也由二十二岁的青年渐入不惑之年。随着由青年而壮年，官也由初任签判，到知县，到通判，再由通判而知州，而一路提点刑狱，专任京官，眼见着就朝权力中心越走越近了。除了任官，朝廷对于自己更有一种特别的关爱。为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专门优厚俸禄，就不是每一个朝臣都能享受的额外恩宠。可自己对于朝廷呢？除了为官还算清正，大致没忘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古遗训，没有什么污点之外，也就再没有什么了。而且，在哪儿总都有一点不能为所欲为、尽善尽美的遗憾。这局限于一隅的洁身自好、清廉政治，对于全国大局，究竟有多大影响，多少好处呢？国事，还不是每况愈下了吗？且不谈抱负、忠直什么的，身受朝廷的信任、恩宠，却不能为匡正朝纲而一尽绵薄之力，这做臣子的，连做人的资格都有所缺陷了！
如果一定要为自己辩护，勉强也可以说，过去是人微言轻，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朝廷确曾明令禁止越职言事。那么，现在呢，身为一路使臣，难道依旧哑口无言？如果果真一切满意，无话可说，自当别论。可自己并不是这样，自己是有话要说的。无论如何，再不能沉默不语了！
可从哪儿说起呢？
原想着会有许多话要说，真决心要说时，竟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只觉着心里很乱，半天理不出个头绪来。
又是一阵江风过来，安石不禁打了个寒噤。淑贤怕他着凉，也拿着一件衣服从船舱里赶出来。安石见惊动了夫人，知道她担心，索性迎着她，一起回了舱里。淑贤知道他在想事情，略略安顿了他，就躲到一边去了。
小桌上放着一本《史记》，安石随手拿了起来。打开第一页，盯着白纸黑字，竟一行也没看下去。他似乎也不需要再看，读过多少遍的东西，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可那些白纸黑字忽然渐渐活跃起来，变成了一幅又一幅图画。都是些什么画儿呢？细细瞅了半天，才看清了，原来画的都是二帝三王——所谓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治武功。这些画画得都很好，浓墨重彩，灿烂辉煌。也只有这些画儿，才配得上那个社会。那是一个理想的极致啊！官是官，民是民，政简事少，民无怨怼，人人丰衣足食，个个欢天喜地，垂拱而治，百兽率舞……
他的思想，定格在二帝三王的极治之中了。而一旦将视线转到现在，巨大的反差就不能不叫他喟然长叹了。
说起来，皇上大体也能算上一个仁义之君！除了应有的排场，他大体是节俭的；偶然的荒唐，与嗜好声色犬马到底不同，也能算得上勤政爱民。说到左右臣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可一说到国家的治理，怎么就那么令人丧气？内，社稷难安；外，怵于夷敌；财力穷困，风俗衰败。凡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为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连皇上本人也清清楚楚，总想有所变革。要不是上下都觉着问题严重，非变革不可，又哪里来的庆历新政呢？
说到庆历新政，更叫人气短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建树，很快又让人全扳回去了。像是蛊虫致病，一剂药拿不倒它，它更不怕打击了，整个社会，从此也更一发不可收拾。要走出失败的阴影，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了。
可要想社会复兴，这个阴影又非走出去不可。出路，究竟何在呢？
二帝三王的极治既是高不可攀的典范，那么，出路是否在于恢复先王的典范政治了？而要想恢复过去，唯一的捷径，当然是使用先王曾经行之有效的法度。先王的法度好比路标，沿着它的指引，要通向大治，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以先王的法度衡量一下现在，不能不叫人扼腕。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密如蛛网，可没有一件合于先王之道。那么，再多不也等于零吗？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说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直接针对时弊说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2）
自然，法先王之道也不能拘泥。二帝三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迭，还抓住旧条文不放，傻瓜也知道不行。那是谁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矣。是商鞅。王霸思想虽然要不得，可他强调法要因时而变，还是对的。逢源梦中托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也应该包括这儿。但二帝三王，乃至后代的治世之君，尽管时势不同，实施的方略法规有异，开创的局面也五彩纷呈，可他们求治国家的大意，及其实施措置的本末先后，还是大致相同的。一面要法先王之道，一面又要变法维新，两者怎么契合？这就是它们的契合点。也就是当年与子固讨论时自己说过的：以道为本，以法为枝；法先王之意，求变合于时宜，变后又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法先王之意，在先王之意的前提下措置变法，这就是结论。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所作所为处处合于先王之意，普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不至于大惊小怪，也就不会人心惶惶，横生是非了。这样，就可以平静地完成变革，在不经意中复兴社会了。能于平静中绕过急流险滩，长风破浪，一往无前，这对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想到社会能因此而避免一场通常无法避免的剧烈振荡，平稳安详地发展，走向大治，安石竟有些不能自已，真想放歌一番了。
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等，根本已与学校没有关系；学习的人，也从来不将它们当做自己分内要学的东西。学校教的，不过讲说章句而已，近来又增加了一些应试课程。它们顶多也就是些记诵之学，学得再精，对如何治理国家也毫无用处。要他们这些人从政，自然一无所知，犹如盲人瞎马，不坏事才怪！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培育人才，相反，只会戕害损坏人才。资质再好，也会被那些没用的东西拖垮了、压坏了呀！这样的教育，有，倒不如没有好。
更有一件怪事。在古代，学生学习亦文亦武，没有光学文不学武的。学生出来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就没有不行的。所以，那时不仅文臣是士大夫当的，就是边疆宿卫的武将，也无不都是读书人在做。如今呢，都将文武截然分开，从不当做一码儿事。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武事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行伍兵卒的事。结果，对国家最重要的边疆宿卫诸事，倒全让一些奸猾无赖之徒去打点了。照这样，要想边境安宁，宿卫无虞，怎么成呢？
再看恩养。
古代养士，着重三件：一是重禄厚财，二是礼教约束，三是法律制裁。三者缺一，就是恩养不全。
所以重禄厚财，原是基于人性之上。人要是没钱，就会贪得无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先王才制定了爵禄制度。平民当官，收入至少不低于他的农耕所得。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