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谈话录》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序
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同时，国共内战与抵抗外侮的战争，纠缠在一起。1949年国家分裂，至今两岸仍在对峙之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这几十年来，也曾数度回乡，然而不但人事全非，故居也已荡为平地，改建为象征权威的庞然巨物。即使经常回台湾，同样也是人事全非，风景亦改变，而且统独内外之争，我辈竟是“外”人！庾信诗赋，哀动江关，今日谈之，感同身受，展卷之后，每每中途掩卷！有时午夜梦回，常常不知身在何地！乡关何在！
　　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一生，又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在新颖事而言，我这一生中，出现了抗生素、雷达、喷射机、飞弹、宇宙飞船、原子弹、核能、电视、计算机、基因研究、复制生命……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同时，我们见证了国族强权的摧残个人及侵略他人，资本主义的起伏与调节，社会主义的挫折与转型，工业化与都市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也加速破坏了我们最后托身的大地故乡。
　　在如此不断的巨变之下，一己的离散丧乱之苦，竟似洪流奔腾中的水面泡沫。是以，我们这一代的经历从长程历史的观点，毋宁充满了惊诧和兴奋。八十年间，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与幅度，超过了数千年累积的总和！如果不计较过去，而瞻望未来，则这一辈子的际遇，还是难得的机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的岁月，人类将发现与缔造更多的新事物。在我的稚孙长大时，他的生活方式，将与我这一代最后一段的生活，又有极大的改变。本书叙述的一切，在他们那一代，可能归入古代历史之列。也好！因为在十年前，我曾在山西的东南角，看到农耕的工具，与我在幼年所见内地农具，完全一样，也与我所知的汉代农具，基本相同。我还曾见过中国士大夫家族的族规和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也可与汉代以来的传统相连接。因此，我有幸身跨两代与今天，甚至可说由过去，一步跨进未来。这一本小书，是一个身处巨大变化的小人物，将他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
　　承蒙张充和女士为本书题署书名，她是我的长辈，九十多岁高龄，笔力依然如此劲秀！可佩！对她老人家赏赐墨宝，光宠篇幅，我谨致谢忱！
　　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200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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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战岁月（1）
我的父亲
　　我们许家是士大夫世家，在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一代代都有读书人。太平天国之时，许氏大宅被太平军据为王府，家境一落千丈。我祖父艰难困苦地挣扎，出去做“幕”，就是师爷，维持生活。
　　我父亲伯翔公（讳凤藻，1891—1953）出生时，家庭贫穷，十四岁时考上南洋海军学堂，这是曾国藩在南京按英国制度办的学校。我父亲读书时，每次暑假就把用剩的蜡烛头带回家里用，每个月的膏火资，都省下来贴补家用。
　　我父亲受到英式的海军教育，十八岁一毕业就做炮艇副长。船在武昌城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几个年轻的军官，对清朝政府不满，武昌枪声一响，就归属革命了。那时海军奉清政府之命，萨镇冰带船往长江上开，准备到武昌去*。武昌附近的江防舰队通知萨镇冰：“我们都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部下，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如果放鱼雷顺流而下的话，情况不妙，请你们不要上来。”萨镇冰就不上来了。
　　我父亲二十岁时就在民国的海军工作，一直工作到1928年左右。我父亲一生有两桩很得意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带一条小军舰，缴了德国人在青岛的两条军舰。因为德国人回不了家，再这么耗着也没辙，他就缴获德国军舰，不让海盗抢走。另外，一条海参崴俄国军舰带了若干财富逃亡，他在海上拦截住了。所以，他用一条小船替*海军挣了三条船，这算有胆有识了。
　　我父亲虽做武官，却有文人修养。一方面受到家里的传统教育，一方面受到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所以他的人文学术素养很高，历史、地理、文学功底都不错。
　　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了，他说要巡视江防，就是坐我父亲的大船。船名为“联圻”，我父亲是副长，因为舰长请假，所以我父亲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指点江山！我父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海军的基地不能像北洋军队那样布置，要设在浙江的海外，就是象山港，那里港阔水深，岛屿很多，扼守长江口，南下可以制约南洋，北上可以制约北洋。后来孙中山先生写《建国大纲》，就将海军基地选在象山港。
　　孪生兄弟
　　北伐胜利之后，*海军等于半独立的形式，司令部放在上海，也不南，也不北，不给军饷，得自己想办法筹饷。以前有一个筹饷的办法，把将官分配到海军掌握的第二等的海关，第一等的海关由英国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我父亲就被派到厦门任海关监督，厦门收到的“关余”，就是缴付对外赔款数额后的余款，用来维持海军的费用。我在厦门出生就是这个道理。
　　1930年，我在鼓浪屿出生，出生的房子就是现在厦门大学的宿舍。我三岁就离开厦门了，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我回去看过，房子比原来差远了，住太多人，糟蹋掉了。我出生的医院也找到了，是传教士的医院，就在渡口旁。
　　我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双胞胎这种例子太少，现在有一种假定：胎儿在发育过程之中，如果母亲的营养不够或者健康不佳，某一个阶段该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我就是在一个阶段肌肉没有得到发展。因为两个人拿一份营养，胜者拿大部，弱者拿剩下，所以我不够，我弟弟够。上帝的安排很好，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得到健全。我和弟弟出生时，我父亲三十九岁，我母亲章舜英三十八岁，双胞胎这样也是高龄产妇的缘故。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抗战岁月（2）
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十五岁死了，二哥许庆云比我大九岁，现在住在无锡。
　　我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后来在台湾大学读化工，留学美国，曾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管台湾核能的事情，现在住在马里兰，他本来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我们小时候很像，后来环境改变了，就不太像了。人的像与不像，不是体形和面貌，是神情。为什么有夫妻脸？因为夫妻生活环境一样，所以夫妻越来越像，不是面貌像，而是神情像。我和翼云声音很像，人家听起来常常以为是一个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退休以后自己学写旧诗。他完全按照规律做诗，我跟他讲：要讲意境，不要规律。我本来可能是学数学，因为我在中学喜欢数学，但是后来我不能做实验，所以就投靠文学。如果我们易地而处，他会学文，我会学理。
　　旁观者
　　1935年，我父亲调到湖北荆沙关，这是一个内关。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长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负责，荆江大堤就是他帮忙修缮的。
　　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岁时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抗战时，经常要逃离日本人的侵犯，因为我父亲做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就是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所经各处都有许多故事。因为我不能离开父母旁边，所以我父亲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故事。后来在重庆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在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的关系搞坏了，被调回重庆，赋闲在家。他老人家念书，我在旁边跟着念，有时他也讲一些事情给我听，有时他跟母亲谈话，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难所经各处，和后来我看的《三国演义》就连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国战场，荆州本来就是战场，鄂北一带就是新野，我们走的路就是三国时期的路，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念历史就反刍，比如从荆州往北，就是上千年青石板的官马大道，旁边有亭子，里面有行人可以喝茶的地方，挂有草鞋，行人可以取一双草鞋走，但是当自己有钱的时候，要贡献一些，这是全国通例。茶都是当地老百姓奉的药茶，一个茶桶，一个竹勺，两个土碗，在夏天放了药，又能解暑，又能防疫。官马大道边两排高高的枣树，青石板上千百年来大车轧的痕迹都是清清楚楚，这些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后来回想就明白了。

第一章　抗战岁月（3）
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牛车、马车、驴车要高。
　　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
　　救亡与启蒙
　　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
　　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
　　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

第一章　抗战岁月（4）
当时的学校，老师黑板上写，学生底下抄，刻钢板油印讲义，没有蜡烛，没有电灯，只用小油灯看书。铅笔要用到极短，后面拿竹竿插铅笔头。如果没有铅笔，拿一块木头、竹子，削得尖尖的，烧一烧。写字都用灰灰黄黄的再生纸，最好的纸是竹皮纸，舍不得用。街上每天印的报纸是黑色、灰黄色的纸头，看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油墨不是现代油墨，而是桐油加炭。我们这辈人眼睛都坏，鼻子不通。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闲心去做什么启蒙？
　　整个时代的风气完全是为了生存。在沦陷区里，战争很快就过去了，资源还在，租界里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所以纸醉金迷。张爱玲的小说还敢存在，她的书里看不见救亡。
　　惨烈的胜利
　　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
　　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

《许倬云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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