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红军走，四川军阀给红军枪粮，一路放行。这一路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没有打几场硬仗。
等到蒋介石进了四川，四川军阀有可佩之处。台儿庄战役时，四川军队徒步赶到台儿庄去堵敌人，一个军堵上了缺口，全员殉国，这就是经过我们沙市家门口，我母亲领许多老百姓给他们煮开水喝的部队。这些人没一个回得了家乡，所以我心里常常流泪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凯旋、没有还乡的胜利。
电影《乱世佳人》的伤兵一幕，仿佛我亲眼所见。伤兵在我们村子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第三天又死掉一半的一半，没有药，医生忙不过来，高粱酒喷上去，叫伤兵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鬼哭神号。每次我看这部电影就心里难过。
抗战八年，我们得感激四川人，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力保全国。
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官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
广西部队在安徽、湖北守卫前线，这是后方正门第五战区，是我父亲所在的战区。我父亲的工作是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为了接济部队粮食，仿造驿站的办法，一路递送，人夫不离本地，由下一站接运，如此把粮食、给养运到桂军的门口。这种方式，人夫不会被军队扣留当兵。同时，蚌埠是敌人与我们的交界处，畸形繁荣。李品仙的部队，包庇走私。我父亲抓走私。他们是正规军，我父亲是缉私队，他们把缉私队缴了械，还说我父亲贻误军机，把他押到重庆。湖北、河南在重庆的人士联名请愿：“许某人是好官，救了我们多少次。”后来，军法审我父亲无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抗战岁月（5）
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
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
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
最苦是百姓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岳飞以宗泽手下一个小的部队，打其他地方武力。每一次平伏地方武力，他拣精锐编入自己的军队，拿地方武力收罗来的财富做军用，他是靠这个壮大。因为他有富足的军饷，军队是精选出来的，所以岳家军军良饷足，政府指挥不了他。
第一章 抗战岁月（6）
回到抗战来讲，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都尽了力。傅作义最后跟共产党在北平签了合约，但是在抗战期间，傅作义的军队孤身苦守在陕北和内蒙古，他挡住了日本人，保护了陕北；张自忠自杀殉国；冯玉祥的军队打得不赖；也有赖的，像孙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李宗仁的军队守了大门口八年；阎锡山的部队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阎锡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产党半打半和，却不许国军进山西界。还有国共之间的矛盾，彼此不能齐心打日本。中国的军事力量，其实非常薄弱。
珍珠港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巨大。因为单单中国在打的话，要拖得无限长，日本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战场熬。美军一参战，日本的势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为珍珠港毁掉以后，美国海军力量被消灭，事实上，美国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计算，往往是计算小的清楚，计算大的糊涂。
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要打八年，以为三个月就打完，这是自大的问题。日本人做中国的调查工作非常细密，许多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我们后来看了他们出版的资料，调查详细极了，一个小镇有什么资源、交通情形、桥梁、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民族气氛算错了。日本一直在各个军阀、国民党之间想办法离间，拉拢。可是中国人的民气，撑了一口气不投降，却是日本人没看到的。
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
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我有个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岁，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讲“天皇机器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这个犯大忌讳，军阀把他关起来。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
日本人几乎都被军阀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像内藤湖南对中国了解之深，对中国之友善，确实可佩。但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日本要让汉学家都承认自己对中国友善是错误的，所有的汉学家都经过这个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岛定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也经过这种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国一样，没日没夜地开会。
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军人，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弹打败，不服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器告诉他们的是“日支亲善”，告诉他们的是中国人欢迎日本军队进城，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在外面残暴，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奸淫掳掠。日本人逼迫中国人拿着灯笼在路边欢迎，照相时，只照排的队，不照悲苦的面貌。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明治维新不是和平的，维新前后都有战争。从明治维新的几次战争，到日俄战争，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死亡者都奉祀在里面。我去看过，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是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
第二章 辅仁中学（1）
无锡社会网络
少年时代，我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期间，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都住过，旱路、水路都走过，看见很多地方。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无锡。
我母亲章舜英也是出身无锡世家，也是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最惨的情形是太平军要将江南的财富搜刮而去，将江南的男丁通通抓去做搬运夫，在他们耳朵上打一个洞，穿根绳子，一串十几二十人，背着东西走。我有一个祖辈，他眼看自己的亲人被串走，自己心狠，扯断了耳朵，逃到水里，那一批出去五个叔伯兄弟，只剩他一个。那时候男丁损失极大，女子上吊投井。东南处处有啼痕，此话不假。
无锡从宋朝开始富足，不是靠农田，是靠外贸，丝绸瓷器都是从这一带出口，跟东南亚以及西方贸易。宋朝以后，丝绸之路从海上运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上岸后就到欧洲或*。江南致富的一个原因是靠生产丝绸。
中国的士绅通常是农村起家，住在城里，从明朝起就是如此。乡下一个老家，城里一个家，所以他们是城居与乡居双重性的，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也是官员的候补人，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
在现代西方，中产阶层上升，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1930年以后，从美国开始，接着欧洲，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上面的财富分散，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经济愈发达，中产阶层愈大，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不算稳定，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下面是劳苦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力量，要靠中间的领导，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支持上面，领导下面，也依靠下面，抗衡上面。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洪秀全就是边缘人。曾国藩就不会造反，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
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也不完全是地主，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或者是城里有工厂，有商店，有资产，收入不是薪水。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
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江南的士大夫，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我们迁到无锡，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那时淮北水灾，他七十二岁了，日夜辛劳救灾，累死在任上。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但财产不多。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在地方上算不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前两三代有官职，或是家室结婚谊，门当户对，耕读传家。有些人在乡下种田，但一定都读书，族里一定有学校，家里一定有私塾。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亲戚的子弟，邻居的子弟，都可以招收，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
在无锡，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谈谈说说，喝喝酒。太湖边的鼋头渚、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随便谈说，讨论时事，会写诗的比比诗，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有诗人、画家、文人朋友，带去和大家见个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辅仁中学（2）
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外间是一般的士绅，人不定，有的来，有的不来，三五十人。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银行的一般人，要有所请托，到这儿来。这里是权力机构，消息在这里传播，决策在这里决定。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三五十人传来民间想法，告诉县长，该怎么办，这是不正式的议会。每人吃碗面，洗热水脸，喝茶，到上午11点回家。
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是救济院，有托婴堂，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洞里边有摇篮。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把娃娃摆进去，里面垫着草，铺好被单，一拉铃，从里面掀开盖子，抱走娃娃。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不能问父母，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也有一些是私生子。孩子大了，在堂里上学，之后看性情能力，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或培养他们上学校，女孩子做女工，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
红卍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全国都有。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副会长，她们要捐钱、捐衣服、捐粮食、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冬天给寒衣，新年给粮食，夏天施药。我祖母带红卍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我都看见过。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母住在上海、厦门，我住在无锡，就要遵照惯例，按时送礼。我们家有老佣人，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谁家亲戚婚丧喜庆，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老佣人不记得的话，城里有个人会记得，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他是专业的，有个本子，负责联系菜馆、乐手、搭棚子的、租家具的、煮茶的。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哪家人做婚丧喜庆，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什么关系，会负责帮你通知，人家会送礼。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不只是考科名、任官职而已。
无锡的士绅，在明清以后，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便做生意，宦与商分不开。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三个大小孩。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就不能靠读书，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地主农夫收了粮，卖给仓厅，钱存在仓厅，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像银行一样，等于存粮取钱。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收利息，这是商业行为。我祖父做了幕府，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我二叔在银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