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逸事】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