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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晚年，他与女儿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嗜好】
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
冯友兰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偕老】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冯先生的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坎坷】
从苏联回国后，冯友兰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
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难，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问世事，他的经历要艰辛坎坷许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是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71岁高龄的冯友兰，仍天天有人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他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先生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时才51岁。他长年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按照冯友兰的声望和冯钟越的才学，如果活动活动，调回北京应该是能做到的。但在人们眼中有点傻气的冯老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幼子的逝世，冯老也只能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冯友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住院的频率更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女士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他的旧病丹毒这时复发得很频繁也很厉害。丹毒是皮肤及其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发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面部，冯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发现冯友兰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使宗璞夫妇非常担心，而且人老了，身体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会定期陪冯老做检查。而冯老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对冯老的悉心照顾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其妻埋怨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