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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泽东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口。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慰，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进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进入“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往铁门里塞，孩子们又被粗鲁地推出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部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口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进而占领汉口。而实际上武昌和汉阳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口已经逃往汉口，随着日军沿长江西进，汉口的人口急剧增加。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国军队离开后拔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做农活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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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7）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鸡，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宝鸡，她婶婶把她安排进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口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快要沉没，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唤醒，紧紧相互扶持……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乱的局势、街道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道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外国友人组织了紧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口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道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进步、积极进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高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感。“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汉口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口；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马上会对这里进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身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口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时候，一张笑脸出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户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户塞了进来。每塞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汉口的陷落（8）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车快速地向西驶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四周的乡村有点像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黄色，贫瘠的梯田里稀稀拉拉地种着小麦、土豆和白萝卜。这里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驴子和骡子。河床上栽种着长势旺盛的浅绿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区特有的形状规则的紫色、绿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伟的、高高耸立的城门后，我们四天的辛苦旅程终于结束了。“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霍格并没有记录他是如何返回汉口的，幸运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从汉口写回家的信记述了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锁的。这封信写于10月13日，12天后日本人入侵了汉口。当他认识到正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欧洲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感到震惊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在10月5日的来信中告诉我欧洲的危险情况。我没料到他们会耗尽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会当时的一切，但你们的信让我身临其境。这里也即将进行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背着铺盖卷匆匆离开，大都身无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练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机构可以照顾也留了下来。现在我们被完全阻隔了。
日军切断了通往广州的铁路，广州在汉口陷落后不久也沦陷了。北上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中国人在长江上游地段铺设了横江铁索用来防御日本人的军舰袭击，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运送难民，进一步加重了这座城市的孤立无援。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了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仍在战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游戏；舞厅里挤满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后快乐时光的年轻姑娘们和赚了大钱的生意人。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夜晚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地开往乡村。有了夜幕的掩护，他们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地面地毯似的轰炸。白天，穷人开始了步行大逃亡。弹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婴儿坐在堆了干草的篮子里，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在几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荡着他们“嘿嚯嘿嚯”的喘息声……今天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没能挤过人山人海挤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边，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与此同时，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或没事找事忙，让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恐惧。
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汉口的陷落（9）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应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