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
过去的30年，中国大陆崛起了一座座城市。然而，与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农民工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工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养老金，他们的子女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
“缩减贫富差距、给农民工应得的补偿”已经提上政府的工作议程。
2008年1月，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分别从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三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因为他们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
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目前农民工关心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工最急需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法》开始实施。新法首次规定，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外，新法对劳动者在保险和赔偿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2007年，建设部宣布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
“我当然希望能够留在广州生活”，甄博告诉记者。6个月前，他将在老家的女友带到广州来，这对情侣目前住在公司租给他们的单身宿舍里。因为有了买房的计划，他们对于农民工在享受公积金待遇方面的新闻格外地感兴趣。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国家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37岁的戴时华目前在浙江义乌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打工。6年前，她只身从湖北农村来到浙江，从1000元的低级工种干起。现在，戴时华已经成为这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月薪3000元。
然而，过去农民工的子女要在打工所在地上学，需要缴纳各种额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因此，戴时华不得不将丈夫和女儿留在湖北老家。
2008年，浙江省宣布，自2008年春季入学起，浙江省将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随着“借读费”的免除，农民工子女将能和浙江本地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的待遇。
现在，戴女士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女儿带到浙江来，她的丈夫也在新光工作，女儿的读书环境也比在农村时好了很多。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两居室里面，并准备在这儿安家立业。
张冉/文
居者有其屋（1）
直到现在，36岁的沈钧仍然不确定自己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深造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偶尔，他也会和同事调侃自己考研时多考了三五分。
1999年，沈钧从北京的一所名牌高校硕士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任职。他本以为他的生活会像早他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那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努力工作，然后等待单位分房。但是，这一切并未如他所愿。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突然发现以前从来不用考虑的住房却成了大问题。而早几年毕业的本科同学们却早已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沈钧不无懊恼地回忆道。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刚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有点儿发蒙。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单位分房体系，我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对于当时的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沈钧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倡导贷款买房。
但是在90年代末，能够接受“贷款买房”这个概念的人却并不多，“房奴”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词。
“中国人一向不喜欢借钱。与现在动辄几十万的贷款相比，当时一笔1万元的借款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沈钧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扬了扬眉。
对于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山村的沈钧来说，靠当时每月1000元左右的月薪要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无疑是天方夜谭。1998年，北京城区的商品房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每当和自己相恋了6年的女友相携散步时，沈钧总是特别渴望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1998年10月初，《北京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牢牢地吸引了沈钧的眼球——10月29日，以回龙观、天通苑等为代表的19个首批经济适用房项目在北京房地产交易中心展示。
北京市政府把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定在2600元/平方米左右，主要是减免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同时要求他们的利润率不得超过3％。但是，大部分经济适用房的位置都比较偏远，多数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
虽然刚得知经济适用房这个消息时沈钧颇为兴奋，但实地考察之后他还是忧心忡忡。在当时新建的经济适用房当中，天通苑和回龙观的规模最大，而对于在东北三环上班的沈钧来说，天通苑相对方便些。但沈钧还是没想到，从单位到天通苑的售楼处，他坐公车花了近1个半小时。
“那时北京的五环路都还没修好，私家车也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住在这么远的地方对于在城区上班的人来说还是很痛苦的”，沈钧叹了口气。
然而，考虑到经济适用房和普通商品房之间的巨大差价，沈钧最后还是决定买一套天通苑的住房。在那里住了没多久，沈钧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为中低收入人群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经常停着宝马、奔驰之类的名车。由于北京市政府当时并未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收入提出明确的要求，很多富人也趁机大肆购买经济适用房，倒卖后赚取差价。
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出台规定，要求经济适用房只能出售给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人群。
2004年，建设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人民银行共同出台了我国第一部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对经济适用房的房屋质量、售价和购买者的条件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也要求大部分经济适用房的户型应该在60至80平方米之间。
2007年年底，以建设部为首的七大部委又进一步规范了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规定政府享有优先回购权，经济适用房购买5年后才能上市交易。
同时，政府也积极扩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2008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将投入68亿元在中西部地区修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个数字比2007年增长了17亿元，涨幅达到33％。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表示，中央政府决定在2008年把70％的土地供应用来为中低收入家庭建房。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的大力推动也反映了房价飞涨、居民买房难的问题。
沈钧现在仍然住在天通苑。随着地铁五号线的开通，他再也不用花一个多小时在路上了。但与此同时沈钧也发现，如今要在北京城区买一套住房更是难上加难。
居者有其屋（2）
“北京北四环边上的房子已经从2001年的5000元/平方米狂飙到了现在的近2万元/平方米！而我的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沈钧感慨。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8月，一个由134人组成的温州炒房团浩浩荡荡地直奔首都，并签下了价值过亿元的买房合同。当年，北京某些区域的房价涨幅超过了1000元/平方米。
实际上，北京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发力始于2005年。行业数据显示，2005年年底北京城区的房屋均价到了6776元/平方米，年均涨幅超过20％。而从2000年至2004年，北京房价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北京的房产价格年均增速均超过10％。同时，二线城市的房产价格也开始快速上扬。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为例，2007年北海连续4个月位列国家发改委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榜的榜首。
中国这一轮房价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达到了顶峰。北京等一些城市出现了新楼盘刚开就被哄抢一空的局面。一些楼盘甚至在未开盘之前就被很多内部人士提前预订了。
“那段时间真是疯狂，我们托关系才弄到房号，而且每平方米房价一周就能上涨1000元”，29岁的陈良回忆起2007年6月“抢房”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他在北京东四环外以万/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两居室。而4个月后，他的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平方米。
为了控制房市这匹脱缰的野马，政府从2005年就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包括提高个人购房利率，增加中小户型的供应量，征收个人房产出售所得营业税等来限制炒房。但是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中国的房价仍然一路狂奔。
2006年4月27日，深圳市民邹涛通过网络发起“不买房运动”，并迅速得到了来自32个大中城市的近2万名网民的支持。
2006年5月1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国六条”），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拉开了2006年的调控序幕。
7月11日，建设部联合其他五部委下发171号文件《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被业内称为“外资限炒令”），加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和境外机构及个人购房的管理。
这些密集的调控措施终于在2008年驯服了房价这匹脱缰的野马。全国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均出现了房价和成交量的同时回落，尤其是深圳。2007年房价涨幅过大的深圳从年底就开始了回调，到2008年5月份的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30％。这也让人回想起9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主要是海南一带）的房地产泡沫。
199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55号令，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但不久以后，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在深圳、海南、北海等地出现。政府开始第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呆坏账。
胡园园/文
附录
大事记
199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55号令。它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
1998年，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被确定为基本方向。
1998年10月29日，以回龙观、天通苑、建东苑等为代表的19个首批经济适用房项目在北京房地产交易中心展示。
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成功。第一个来自温州的炒房团坐火车前往北京，共有134人，创下了过亿元成交额。
为了控制房市这匹脱缰的野马，政府从2005年就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包括提高个人购房利率，增加中小户型的供应量，征收个人房产出售所得营业税等来限制炒房。但是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中国的房价仍然一路狂奔。
2006年4月27日，深圳市民邹涛通过网络发起“不买房运动”，并迅速得到了来自32个大中城市的近2万名网民的支持。
2006年7月11日，建设部联合其他5个部委下发171号文件《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被业内称为“外资限炒令”），加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和境外机构及个人购房的管理。
2008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将投入68亿元在中西部地区修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个数字比2007年增长了17亿元，涨幅达到33％。
个税走进百姓生活（1）
2007年2月7日，篮球明星易建联的照片上了全国数十家报纸的头版。不过在照片上，这位7英尺高、23岁的超级明星并没有表演他擅长的三分球，而是在广东东莞的地税局排队申报个税，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队友和教练。“交税是高收入人群的义务……我非常清楚自己去年的收入”，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
2007年是中国开始要求年收入在12万以上的人群主动申报个税的第一年，全国有163万人像易建联一样申报了个税。然而这个数字还只是以前估计的四分之一——专家们预计全国有600万到700万人年收入达到了12万。
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举措是中国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的重要一步。但是，让老百姓以交税为荣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只有28年个人所得税历史的中国。
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9月颁布，而美国的首个个税法案早在1862年就诞生了。在更早的18世纪，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写下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逃避：死亡和交税”。在中国，这也会变成现实吗？
门槛
事实上，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并不针对普通老百姓。这一税法将800元月收入作为个税起征点，而当时大家的平均月工资不过60元。1980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城镇职工的年收入为762元。
那时，个税真正针对的是挣大钱的歌星和影星，当然还有外企的外国高管。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认为当时中国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中国，为了维护中国的税收主权，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这么一个制度。
“800元的起征点实际上就是根据当时外国人在华的月生活成本来定的”，在2005年9月27日举行的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听证会上史耀斌如是说。
1981年，中国的个税收入只有500万元；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185亿，个税已经占到国家税收总收入的7％。
对工薪阶层而言，真正感到要交个税是在1994年。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案，规定不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1994年1月1日，实施细则颁布实行。从那时起，很多人发现他们的工资条上多了一项：税。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1994年才是中国人交个税的真正开始。政府推进这一制度也是因为在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收入急剧增加。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薪阶层的月收入很容易就跃上了800元的门槛。
一开始，中国实行的是累进制的税收制度。个人的收入扣除800元基本生活费用后，余额根据不同的数目按不同的税率交税，从5％开始，最高到45％（月收入达10万元以上）。挣得越多，交得也越多。
根据财政部的数字，200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倍，但居民消费指数也增长了4倍。1992年，只有1％的工薪阶层月收入在800元以上；到了2002年，52％的工薪阶层达到了这一标准。
自1994年以来，交税人群的扩大使中国的个税收入每年都以超过40％的速度增长。1994年，个税收入只有亿元；到了2005年，个税收入就达到了2094亿元。同期，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也由增长到。
急剧增长的个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