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
1979年，日本进出口银行（后改名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获得批准，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代表处。
两年后，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1949年后首家进入大陆的营业性外资银行。
1985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此后，一批外资银行和金融公司陆续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主要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和独资、合资金融机构。
截至1993年年底，外资银行共在13个城市设立了76家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为89亿美元，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外汇服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政策主要是为在华的外资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
1994年，我国颁布了规范外资银行管理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范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行为，包括市场准入与监管标准，使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更加透明和稳定。
两年后，中央政府允许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做试点，为外资企业与外国人提供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深圳成为第二个试点城市。
1994年至1997年，在华的外资银行数量翻了1倍多，达到175家，而其资产总额增长到原来的4倍。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外资银行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扩张更加谨慎，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速度也随之放缓。有些外资银行甚至撤出了中国市场。1998年至2001年，只有15家新的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在华设立。
入世承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加快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入世之际，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取代1994年的旧管理条例。
新条例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外币与人民币业务都作出了规定，并统一了中外资银行机构设立新的营业性机构的申请程序。
沉浮：外资银行抢滩中国（2）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可以正式在上海与深圳开展人民币业务。在天津与大连的外资银行也可以申请人民币业务牌照，但业务范围仍局限于面向外国客户。
1年以后，青岛、南京、武汉、广州和珠海5城市的外资银行可以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2003年12月1日，范围继续扩大至济南、福州、成都及重庆。
2004年8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大幅降低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门槛，并简化了申请程序。
外资银行经营企业人民币业务与零售人民币业务的资金要求分别由原来的4亿和6亿人民币，降至3亿和5亿人民币；并且取消了之前要求每家外资银行每年只能新设1家分行的要求。
根据中国入世承诺，自2004年12月1日起，北京、昆明、厦门的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西安、沈阳两城市提前1年开放。
2005年12月起，7个城市开放，汕头、宁波是中国入世时所承诺的，而不在入世承诺之列的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和南宁也同时开放，人民币业务开放的城市达到25个。
在中国入世之后的5年中，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由190家增至312家。
但是相比较而言，2006年12月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对于外资银行机构更具吸引力。根据中国入世承诺，入世5年之后，所有的地域及业务限制都将取消。银监会于年底正式开放之前颁布了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根据审慎性监管原则实施法人导向，鼓励希望在中国为本地居民提供零售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进行法人注册。
在条例颁布之后，几家外资银行争先恐后地递交了本地注册的申请。在条例颁布的当天，渣打银行就召开了媒体见面会，渣打中国区总裁曾景璇非常自豪地宣布：渣打银行已于今天一早递交了本地注册的申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外资银行，无论是本地法人银行或外资分行，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央行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达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7％，占全国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外资银行贷款余额达亿美元，年增长；存款余额亿美元，年增长。
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
在扩张自身业务的同时，外资银行也积极入股中资银行，与其合作。目前，单一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比不得超过20％，所有外资投资者所占股比不得超过25％。
以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为例，在工行上市之前，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作为战略投资者共支付了38亿美元收购工行10％的股份。
外资银行的兴趣并不仅仅在工行一类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他们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及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花旗投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荷兰国际集团投资北京银行。
股权投资似乎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中资银行获得了资金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而外资银行则通过入股中资银行在国内站稳了脚跟。
张璐/文
保险业的跨国姻缘（1）
跨国婚姻不易维持，对人如此，对企业亦如此。在中国的合资保险企业中，中外资的“跨国姻缘”也是波折不断，成为保险业改革开放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小插曲。
2008年年初，39岁的韩琳（化名）一度对她的工作忧心忡忡。她的忧虑并非来自于她的工作能力，主要是市场上传闻说她所在的这家合资保险公司的中方股东有可能退出，人员的调整自然也是难免的。这样的例子在保险业内并不少见。合资保险公司的解体往往会影响一批人。不幸的婚姻虽然各有不同，但往往都是由无法调和的差异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的跨国“联姻”也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婚姻危机”。
韩琳已经在中美大都会任职两年了。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合资公司，2003年由美国大都会和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美股东各占50％的股权。但是2008年年初，一篇名为“首都机场拟退出保险业
转让中美大都会股权”的报道让韩琳忐忑不安。
文章援引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张志忠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团面临战略定位不够清晰、产业链过长、内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首都机场已开始收缩产业链，决定退出缺乏竞争优势、赢利能力不强、与主业关系不密切而且长期占用资金、资金效率极低的产业，初步确定退出的领域为保险和航空运输业务。“由于国资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有大型企业及其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国有企业开始对合资寿险公司失去了耐心，因为一家寿险企业经常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赢利”，北京大学保险系副主任郑伟解释说。
中外方股东对于合资企业赢利的预期差异是“跨国婚姻”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中方的私企股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私营企业一般急于套现，他们往往很难坚持到最后。
安联大众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2005年年底，安联保险和大众保险的7年合作以大众保险撤资告终。这是首例合资保险公司“婚变”事件。2006年，保监会批复中信信托接手大众保险在合资公司内的49％股权，并将之更名为中德安联。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合资公司的长期亏损是大众保险最终退出的原因。2003年，大众保险亏损达亿元，而这年本是大众打算上市的一年。第二年，公司亏损5000万，其中1800万来自大众安联。连续6年的亏损已让大众失去了耐心，转让股权无疑是一个短线套利的好机会，一位证券分析师如是评价。而大众安联的“跨国婚姻裂变”仅仅是个开端。
中保康联也表示，由于专业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中保康联现有的业务模式不匹配，中方股东中国人寿将出售中保康联51％的股权。与此同时，恒康天安陷入外方股东退出的困局，太平洋保险集团和荷兰国际也可能因为同业竞争的问题而不得不将合资的太平洋安泰转手……
合资保险公司之间的分分合合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由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诸多国际保险业巨头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从1980年的亿元到2007年的7035亿元，中国的保费收入在过去29年内增长了1650倍。保险业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1979年2月，春寒料峭，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就此复业。
然而，复业后的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事事顺利。平安保险董事长###在平安金融学院讲话时曾回忆说，当年整个商业保险市场刚刚起步，人们连保险都不了解，甚至不少人不知保险为何物，以为是卖保险箱的。而相当一部分法人单位甚至无法接受“国内竟有两家保险公司”的局面。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银行、证券、信托等成为活跃的产业。然而，保险业却依然平静。
在1995年《保险法》出台之前，市场上仅有3家中资保险公司——老人保、平安以及在交通银行保险业务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太平洋；国内的3家外资保险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成立的美亚保险和友邦保险以及日本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保险业的跨国姻缘（2）
1996年，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宏保险成立。同年，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扩容。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同批筹建成立。
随着保险主体的增多，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也被提上日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结束了一直由央行代管保险业的局面。
在中国的金融业中，保险业是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第一个完全开放的行业。
从2004年12月11日起，除了法定保险，外资保险可以涉足任何保险领域，包括健康险、团险和养老险业务等。同时，政府也取消了外资在地域扩张上的限制。
根据当初中国入世时的承诺，《保险法》规定外资寿险公司可以通过在华设立合资寿险公司的方式进军中国保险业，虽然可以自由挑选合资伙伴，但外资股份不得超过50％。于是，一波“外资保险公司＋中资大型国企”的“跨国婚姻热潮”开始兴起。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外资保险企业。他们在中国已建立了134家代表处。
然而，高速的扩张并不能掩盖50％持股限制所带来的制度隐患。目前20多家合资保险公司中，除了中宏人寿、金盛人寿等个别公司成立于相关规定出台之前，中外资持股比例都保持在50％对50％的平衡点上。且出于势力均衡的需要，中外股东往往各只有一名。这也就意味着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婚内”暗战不可避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的副教授王国军认为，由于中外双方股东在管理理念和文化上都有所差异，跨国婚姻的高“离婚率”也是可以预见的。
以外方股东的薪酬为例，外方高管的薪酬一般参照他所在国家的水平。但对于中方股东来说，外方高管的高薪无疑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在运营前期的亏损期，这一点常常让中方股东难以接受。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合资双方都是保险业，有各自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模式，经营机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双方更容易引起摩擦，而且业务也开展得不好。
一些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都曾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非保险业的企业进行合作，这样反而有利于双方各司其职。
胡园园/文
附录
大事记
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当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自1958年开始停办的国内保险业务就此复业。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出台。
1996年，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宏保险成立。同年，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扩容。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同批筹建成立。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结束了一直由央行代管保险业的局面。
2004年12月11日起，除了法定保险，外资保险可以涉足任何保险领域，包括健康险、团险和养老险业务。同时，政府也取消了外资在地域扩张上的限制。在中国的金融业中，保险业是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第一个完全开放的行业。
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和范围，鼓励资金直接或间接进入资本市场并逐步提高比例，支持参股商业银行，支持境外投资等，为今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引起了社会及业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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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业惊鸿一瞥
1979年1月2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37天。这天，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参桂养容酒”的电视广告——这则长达90秒的广告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商业广告还属于一个全新的事物，因此它的播出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那个年代，电视台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政府拨款，日常经费极其有限，于是商业广告成为了一个可能的出路。但是商业广告的播出尚属首例，还需要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而且即使在获得批准后，这则广告在播出的半分钟前也险些夭折。据原上海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汪志诚回忆，播出遭到抵制的原因是当时很多人认为商业广告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一位领导警告我们说，如果播出的话你们会犯大错误”，他回忆道。
在其他领导的坚持下，这则广告最终还是播出了。这次关于广告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充斥着大量广告；但是在1979年，这是不可想象的。80年代以前，在播出体育赛事的间隙穿插的一般都是一个烟灰缸的图像，它提醒观众应该休息了。
“参桂养容酒”的电视广告播出后，反响非常好，但是争议也更多。当时，“参桂养容酒”每瓶15元，相当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却在广告播出后一售而空。许多人于是批评广告宣扬的是资本享乐主义。
1980年，中央电视台在从国外引进的节目中播出了可口可乐和牛仔裤的广告，引起了很大争议。和上海电视台一样，中央电视台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就感觉可口可乐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喝的，觉得就没必要去宣传这个，另外又害怕播出有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是牛仔裤，就觉得这是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电视台怎么能播呢？”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负责人王南生回忆说。
但是自此之后，消费者、媒体和商业人士对广告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观。由于早期可供选择的电视台很少，最早在电视台投放广告的厂商都大获成功，并造就了很多经典的、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