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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的记事本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很多:男女平等、个人的责任、与酗酒斗争等问题。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使用老一套的领导方式——靠“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与酗酒的斗争便是其中之一。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有根除酒瘾,才能够改善其国民的健康状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他规定,对在公开场合酗酒给予处罚,商店和餐馆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卖酒,酒厂则必须改行生产饮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首先,货架上含有杂醇的劣质烧酒被抢购一空;紧接着,糖也卖空了,因为糖是非法酿酒者必需的原料。之后,政府规定,糖也开始限量供应。立刻,成百的人死于中毒——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些酗酒者开始喝洗涤剂、洗发水等一切含有酒精成分的东西。就像禁酒令的失败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无力说服人们去实现民主。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给戈尔巴乔夫创造必要的回旋余地,使他想让他的人民朝着那个方向转变的价值观扎下根来。对此戈尔巴乔夫必须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但现在缺的是钱。没有来自国外的帮助,不可能实现苏联的改造。
1989年10月7日,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成立40周年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国庆。戈尔巴乔夫夫妇也来到了东柏林。在大街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受到人们如此响亮和热烈的欢呼,就好像东德总书记不在他身边一样。就在西方世界掀起一股真正的“戈比(对戈氏的昵称)热”时,国内来自自己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在此期间,他当选为苏联的总统。1990年7月,来自联邦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在高加索会面,准备为德国的统一铺平道路。在此次会面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谈判伙伴的紧张。“戈尔巴乔夫夫人也在场,她也感觉到,这些决定是多么地重要。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拉我走开几步,然后说:‘但愿您能意识到,我的丈夫做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而且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非常确定,德国也能尽到它的义务。’”赖莎在担心她的丈夫,因为事情一旦开始运作,一定会招至莫斯科强硬派的反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越来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在红场上举行的传统的群众游行演变成了示威游行。个别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老百姓想要好的生活。一些人开始怀念过去,因为那时候一切还都有它的规矩。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6)
“在西方,人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一切,相反地,在俄罗斯,人们的任何希望都没有得到满足,虽然有很多许诺。”科沙诺夫描述当时的气氛。成千上万的人高举标语牌,挥舞着拳头,将他们的怒气直指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墓他所熟悉的位置上,面如凝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低头看看表,转过身离去。“这一切对他来说非常痛心”,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这不仅刺痛了他,也刺痛了他的妻子,是他们使示威游行成为可能,而现在这种民主运动的矛头却直指他们。“比起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使他们更受伤害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或许还有,人们不再尊敬他?比起当初他刚当政“泡在人海中”的时候,现在他只能从普里亚辛那里去了解下面广场上的人们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原来受欢迎的总书记和他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开始僵硬了。“当人们发觉改革的成果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寻找责任人。”普里亚辛说:“但是那些‘幕后集团’的人还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戈尔巴乔夫。于是很微妙地,人们开始对着赖莎的背后指指戳戳。我觉得,这些不满被人操纵了,或许就是情报机关。有人写了关于赖莎的黑材料。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批评的是她,指向的却是戈尔巴乔夫。” 赖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最高苏维埃公开辩论的话题。议员苏奇科夫经常利用他的发言时间不遗余力地对赖莎进行攻击:她总是插手国事,她就像一个女沙皇。他的发言常常引起大厅里的一片骚动。赖莎通常都坐在听众席上,木然地看着这一切。作家瓦希里耶娃曾经在一次这样的会议结束后碰见了赖莎,她吃惊地看到,赖莎看起来苍白而憔悴。是啊,她还能怎么做?“没有解决的办法”,普里亚辛认为,“如果要说有的话,在这种背景下还能有救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事情越来越糟,情况失去了控制——发生了骚乱。”两人当时都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已经受够了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已经受够了,任何措施都没有起色!赖莎这个时候已经比她的丈夫感到更加筋疲力尽。”在他们倒数第二次去政府的度假地克里米亚休假的时候,赖莎终于在一次只有家人和最信任的工作人员在场的晚餐时请求:“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我已经对你说过很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对我们俩来说,是该离开去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保持了沉默。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阵营里的同志们已经在打算用暴力将他逼到路的尽头。
一年之后,1991年的夏天,克里姆林宫传出风声,有事情要发生。这个信息甚至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提醒,他仍然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克里米亚度假,并在那里准备不久后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灾难离他们不远了。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服大师——但是人们再也不相信他了。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软禁。度假的夏季别墅变成了监狱。当他们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坦克开进了首都——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苏联的旧势力早就已经对新思维不满了。克格勃和保守的共产党干部想用武力重建共产党政权。政变者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亲信,他们也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们怎么敢站起来反对我?我脑子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个念头,他们会站起来反对我——总书记。总书记是不可侵犯的。”切尔加耶夫描述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第一反应。他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所处的危险,也没把政变者当一回事,“这些笨蛋,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允许看电视,他们第一次看到,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
政变者要求总书记“因为健康原因宣布不能履行职责”——戈尔巴乔夫震惊了。现在他终于相信,政变者会实现他们的声明。“有些事,是我根本就想从记忆里抹去的。这就是其中一刻。”到现在,说起那可怕的几天,伊琳娜都觉得困难,“我们被机枪指着,什么也不能做,也没有可能和其他人联系,或跟谁谈谈。我们第一次害怕有生命危险,最害怕的是人家把我们分开,用家人的命运对爸爸施加压力。”伊琳娜最担心的是母亲,“妈妈是所有人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她已经受过伤害,而且非常容易激动。”“她很紧张,甚至慌乱,”切尔加耶夫说,“看起来像疯了一样。看到她这样,真是让人很遗憾。”赖莎对被窃听的担心足以使她精神错乱:在政变者中,她看到好几个他们信任的、曾经称之为“朋友”的、经常进出他们家门的人。赖莎濒临崩溃。在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切尔加耶夫将他的抗议录制成录像带,送到莫斯科。这卷录像带应该是没有离开这个度假小岛的。但是有人开始起来反对政变了。人们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带领下开始反抗。他们在莫斯科的“白宫”前筑起街垒、路障,挡住坦克,保护他,叶利钦成为英雄。戈尔巴乔夫一家在被囚禁四天后返回莫斯科。赖莎再也没有从这次惊吓中彻底恢复过来,伊琳娜说起这之后的事情,声音都是嘶哑的,“她几乎失明,而且——是,或许她完全变了。她比以前更不信任别人。这次政变之后,她销毁了所有私人的文字东西,包括爸爸的信,因为她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那些陌生的手、陌生的眼睛会去翻寻她完全私人的东西。”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像回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当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权力已经不再属于他。“来了一些人接我们——有忏悔他们罪行的人,也有几个亲近的朋友,但并不多,大概五十人吧。”切尔加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慢慢走下飞机的舷梯,穿着一件休闲夹克,脸上极力保持平静。后面跟着的是赖莎和他们的小外孙女,肩上披着围巾的外孙女显然是赖莎的拐杖——赖莎需要她的支撑。赖莎看起来像病了一场,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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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7)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个采访,然后返回莫斯科的家。白宫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场欢迎会,当然并没有告诉他。白宫也在等待,他是否会在重新掌权后控制事态的发展,或者输掉这最后的机会。但第二天发生的事实表明:叶利钦并不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而战,而是为了他自己。在最高苏维埃,等待戈尔巴乔夫的是一场经过精心导演的戏剧,而他显然还没有对安排给他的角色做好准备。
电视镜头详细记录了戈尔巴乔夫当众受辱的过程:这一天,最高苏维埃的大厅里坐满了人。议员们看起来已经感觉到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紧张气氛。叶利钦突然提高了嗓门,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我给过诸位一个决议的文件,就是在政变期间通过的那个……”议员们嗡嗡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叶利钦站起来,径直走向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想用阻止的手势拦住他,“不,不……”,但没用,叶利钦在他座位边站定。戈尔巴乔夫停了一下,想了想,“我收到了文件,但还没看……”叶利钦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道:“看,现在就看!”议员们幸灾乐祸地哄笑起来,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戈尔巴乔夫像石头一样呆在座位上,面如死灰。叶利钦向他宣战了。在与叶利钦的斗争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孤立的。他想阻止苏联的解体,但鲍里斯·叶利钦在阻挠他。叶利钦与其他共和国一起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标志着苏联的结束,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结束。苏联的总统必须离开,因为他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1991年12月25日,工作人员和记者们集中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将在这一天通过电视宣布辞职。走廊里到处是纸团,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忙碌地整理卷宗,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好像人们一刻也不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安静,连离开舞台时的尊严也不留给他。戈尔巴乔夫应该尽快离开,而且尽量做到悄无声息。直到一位朋友出面干涉之后,俄罗斯电视台才宣布准备好转播。戈尔巴乔夫坐在他的桌子边,苍白而镇静。他看了看钟,甚至还挤出一丝笑容,“呐,我们还有些时间。”这时候离他向他的人民宣布告别的时间还只有几分钟了。“外表上看来我很冷静,但在我的内心却正在经历一场风暴,我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用友好的言语向大家告别:他相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们的智慧。然后他取下眼镜。在宣布完辞职后,立刻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搬运家具的车已经在他的官邸前等着了。“我在1991年圣诞节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宣布辞职的那一天打电话给他”,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回忆说,“他对我说:‘这是我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个电话了。挂上话筒后,我就会离开克里姆林宫。’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夫妇到了我这里。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很多,当然也包括他们经历的那些对人性的失望。”辞职后的生活很艰难。赖莎完全隐退,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国家迅速地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力。叶利钦甚至限制他有限的养老金。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打算退出,他决定参加1996年的总统竞选。赖莎对此很吃惊,她动员朋友和她丈夫以前的顾问劝说他。但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伊丽娜回忆道:“我们没有支持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知道,他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不希望他去经历这一切。”戈尔巴乔夫仍然参加了选战。尽管赖莎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毫无疑问,她仍会陪着他。戈尔巴乔夫没有失去他的个性,也没有失去他的斗志。他在全国巡回演说,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上;他站在街头与市民面对面,不知疲倦地与他们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就像以前那样,想要说服每个人。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一次,一个男人在###上叫道:“您听着,是您解散了共产党!”受到攻击的戈尔巴乔夫回击说:“是谁背弃了谁?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背弃了戈尔巴乔夫?”但是人们不再愿意听他的。他的名字与苏联的垮台联系在一起,永远也抹不掉。赖莎跟着她的丈夫,经历着他为自己的声誉而战的一幕幕,却无能为力。在选战的最后几场新闻发布会上,两人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戈尔巴乔夫无力地宣布,他仍然决定参加竞选。赖莎随后发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的丈夫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是他的妻子,所以我会支持他。”最后一搏的结果足以使人从精神上垮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得到了的选票。俄罗斯已经将他遗忘。
“赖莎忍受着人们对我的不理解,这击垮了她”,戈尔巴乔夫说,“我想,她得白血病是因为她长期以来承受了太多各种各样压力的缘故。”他自己一直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而且必要的,对俄罗斯,乃至对整个世界。“在我事业的最初阶段,我曾考虑过不再从政。但当我的职务一升再升的时候,我决定继续下去。从政治角度上说,我不觉得负疚,但从事实来看,赖莎过早地离开人世,无论如何都是我的责任。”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8)
1999年9月19日,赖莎·马克西莫夫纳在明斯特大学医院去世。两年后,因为一个电视访谈节目,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拜访了他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领着他的客人参观他的屋子,其中也包括赖莎的房间。根舍忍不住脱口而出,“这里看起来就像她随时会踏进房间一样!”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没动过任何东西,也没改变这里的任何东西。所以,她当时的东西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