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
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接到来自北方的电话，如果不是亲人，我都会变得高度警惕。偶尔还会神经质地偷偷翻开母亲的衣柜，想象着也许会有那么一两封那个男人寄来的信件藏在某个角落，可是始终没有翻到。
后来，和母亲依然无话不谈，母亲依然对我很好，不过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男人以及母亲的过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渐渐意识到当初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自私和残忍的事情。
地球太危险了
文/ 张丛
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唯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妈妈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
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
鲤编辑部
特邀
AT：诗人，评论者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鲤：先说说在中国那批经历过*的作家中，曾经影响过你们的，或者让你们特别喜欢的是谁？
张：我喜欢食指，他身上有一种王气，相信未来。还有顾城，他创造出了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而在小说家里面，我喜欢汪曾祺，但是他其实应该不算是那代经历过*的作家，因为他的性格定型早在解放之前，因此知识教养也要好很多。
鲤：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导致了他们这代人知识教养的欠缺么？
张：如果说是因为*的话而造成这些的话，那他们就变成了受害者，但是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真的要总算帐的话，我觉得大概从四十年代中期，建国之后，就已经开始有影响了，或者说，推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对传统文化造成一种摧残了，如此一代代的变化，产生了他们。但是反观一下俄罗斯的话，他们与我们的体制很相似，却产生了白银时代。那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宗教传统在支撑着他们，这个宗教传统没有因为斯大林而毁灭，但是中国的作家们到了五四以后就不再相信道家或者儒家的传统了。
鲤：那张承志在那代作家中算是异类么？
张：他只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是红卫兵这个词的命名者，所以他一直在保卫着什么，保卫是向内的，这也是自恋的一种。但是一个时代应该是要向前走的，要去发现生机和缺少的东西，要一直向上。过去的种种问题，不是说不谈或者回避，而是需要一种向上的力量去解决，就像一个圆环一样，在向前滚动中保持稳定。
AT：关于传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之间徘徊不定。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残雪的新小说，你们也可以从她的博客上看到。她的语言并没有故意要去继承中国的古典，但是很明显她的语境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她很直接，她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她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过度到现代文化的一个过程，残雪正视了这个过程，她没有绕圈子。
鲤：那你怎么看待格非呢，他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出来以后，对他的评价就一直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AT：格非的这两部小说都很传统，传统到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他其实始终在回避问题，他采取欲言又止的口吻在所有的小说里打着隐喻。他的故事背后总是有个过分庞大的东西在操控一切，他的故事，他的情绪，就都被这个庞大的东西给扼杀了。
我记得在第五届新概念颁奖的时候格非说，写作是要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他很在意他站在一个谁的立场上，一个怎么样的立场上，可是偏偏他从来没有站在过他自己的立场上。
鲤：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或许也喜欢过格非他们这一批作家。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也肯定是受到过先锋派的影响的，因为先锋派讲故事的语言色彩与过去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苏童的阴冷，格非的恍惚，都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如果说先锋派是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