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光绪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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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光绪不死-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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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陆、王的话与明、清之际的闭关锁国一对比,会悚然警觉,发现二者之间竟然符合若节,后者简直就像是为了注解前者而作一样。
  在明初,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后来海禁虽一度有所松弛,但因倭寇的骚扰又严厉禁止。闭关锁国,不许寸板下海,禁绝中国与海外的交往,这样,就看不见倭寇了,也看不见洋人了,但却可以关起门来天下一统、唯我独尊。我不看花,花就等于不存在,我不理睬倭寇、洋人,他们也自然与花一样同归于寂。
  “吾心便是宇宙”与“中国就是天下”异曲同工,明清之际关门称天下的做法,其文化渊源是陆、王的心学是无疑得了,当然也有朱熹等道学家的影响,而在这种文化十分流行的清末,即便立宪成功后经济飞速发展,民族开放、包容、进取的心态却又怎能建立起来,而没有这种民族心态,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强大又谈何容易!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8)
六.强国与消除二元文化
  据我的苯想,一个强国,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1. 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特别是在政治军事上,如果像晚清预备立宪之前,地方督抚形同诸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敷衍推托、甚至置之不理的情况,那国家的力量就无法在关键时刻集中起来,应付各种挑战和危机。
  2. 民族有极强的凝聚力,以本民族为荣。
  3. 进取、包容、宽宏博大的民族心态。
  4. 强悍且理性的民族性格
  5. 基于以上基础的民族文化,这是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涵养民族心理,培育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这个文化包含的范围非常大,但是其核心是这个民族的哲学。
  在晚清年间,前四个条件都不具备,或者基本不具备。第五个条件,民族文化是有的,相当的深厚博大,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相比,我们的文化都毫不逊色,并且历久弥新,熠熠生彩,其生命力的强大,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民族的哲学也是有的,也相当的博大精深,充满了进取精神,但是由于程朱道学无限拔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晚清年间,我们的民族出现了二元文化,就是说,正统的民族文化已经与现实的民族心态脱节,正统的文化只限于在庙堂之上的讲习演说了,而在世俗社会中,另一种低级庸俗的文化悄悄的流传,与前者相对抗搏杀,并渐渐的、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和影响力。
  姑且就将前者称作庙堂文化,将后者称作世俗文化,来看一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吧。
  庙堂文化经典例句       世俗文化经典例句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好死不如赖活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大丈夫能屈能伸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温良恭谨让         无毒无丈夫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受人钱财,与人消灾
  用人唯贤、用人唯才、用人唯德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成者王侯败者贼
  晚清年间,庙堂文化成了在庙堂,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讲特讲的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中,世俗文化甚嚣尘上,庙堂上高讲着儒家的教义和信条,正气凛然,私底下却遵循着世俗文化的教导,污秽猥琐,这导致了从上到下说假话、说谎话、说大话、说空话的习惯,特别是在官场,自上而下基本是以大话空话开路,大话空话充斥在各种诏令文书中,而自下而上,则是假话连篇,并且什么假话都敢说,洋兵明明攻占了炮台,却可以对上面说炮台固若金汤,明明打了败仗,却可以说打了胜仗,只要假话能包住、不被拆穿,那就行,就可以凭此邀功。
  文化的二元化是晚清暗弱的最主要的因素,一个人人都说假话,并且几乎都不用为假话付出代价的国家,是很难强盛的,即便它很富有。一个总说空话大话,越高调越好,而从没想过兑现这些空话的朝廷,也无法将全民的力量调动起来。而当庙堂文化几乎全成了假话、空话、大话的代名词之后,世俗文化的大行其道也就成为必然了。
  在清末,文化的二元化倾向可能是最登峰造极的时候,造成这种二元化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程、朱道学无疑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这时候,即便光绪皇帝复出并成功立宪,但消除这种二元文化不是一朝一夕间就能办到的,所以,此时谈国家的强盛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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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永远的历史(1)
a) 悲剧的光绪
  历史是个单行道,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就是有多少不应该,多少不合理,它也无法重来一次,历史无法修饰,无法润色,所以历史总是留下许多遗憾,许多无奈,惹得后人不断的凭吊、论说。
  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光绪皇帝,本就生于末世,偏偏慈禧就选中了他来当这个末世的皇帝,从此他失去了欢乐的童年,没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等他终于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想一展抱负时,慈禧却又强行将他幽禁起来。光绪有过爱情,那便是与珍妃的爱,可慈禧残忍地将珍妃害死了。珍妃一死,光绪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力,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家庭,他有的,除过那个所谓的皇帝名号外,仅仅就是心中强国雪耻的梦想了,而正是这个梦想支撑着他的精神,让他渡过了十年的幽禁,奇迹般的活到了慈禧即将毙命的时刻。但狠辣的慈禧仍没有放过他,在最后关头,用砒霜将光绪帝活活毒死。
  拿破仑被毒,临死时轻声呼唤着他最爱的女人约瑟芬的名字,与光绪一样,约瑟芬也在他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拿破仑呼唤着她的名字,是因为他立刻就要与她同在一个世界了,他们又能见面了。只是不知光绪在临死时,是否也呼唤着他最爱的珍妃的名字,说自己已经脱离了苦海,即将与她在地下相会?
  现在无法找到光绪临死时的照片,这照片或许曾经有过,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我一直在想:当光绪含恨离开这个世界,而制造了他一生悲剧的慈禧被人抬着来看她的时候,光绪帝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合上?
  死不瞑目,这个成语用在光绪身上是那么的妥切准确,而当也即将死亡的慈禧看着含恨离世的光绪,看着这个从两岁就离开家,从那时就叫她为“亲爸爸”,而被她毁了一生幸福、毁了性命的人,她的心中是否有哪怕一丝稍闪即逝的内疚?
  由此我想到了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句话在任何儒家的典籍中都找不到,在道学家们的书籍中也找不到,虽没有出处,但这句话流传之广,可以说在中国人人耳熟能详,它已经成了一种“理”,与朱熹讲的那些“理”一样为国人所接受、所认可。光绪在慈禧前称“儿臣”,既是儿子又是臣下,那么按“理”慈禧让他死,他就该死,死得其所了。
  或者正是这种“理”无所不在的笼罩,光绪帝去世时,大清朝境内的百姓平静异常,没有人为光绪的死流露过惋惜、悲伤的情绪,百姓们甚至有点欣喜,大家似乎也觉得他该死,死得其所。《国闻备乘》记载了当时北京百姓的反映:
  当德宗晏驾时,遗诏未下,而民间已周知。是日,遍城无不剃发,嫁娶者纷纷,竟夕鼓乐不绝。
  当时朝廷群臣的态度是:
  德宗安奉乾清宫,群臣哭临三日,皆无戚容。维孙家鼎以东宫旧恩,伏地痛哭不起。
  一个为了变法图强却被幽禁十年,命运悲惨的皇帝,在他死后,大清境内竟然只有孙家鼎一人为他流泪,这样的大清如果强盛的话,那真的是天理不容了。
  鲁迅先生曾经大声呐喊,希冀喊醒国人的麻木,但是麻木也应是道学的副作用之一,道学的余毒未净,民族心中的麻木就难以喊醒,从这个角度来说,光绪死得很没有价值,因为他当时完全可以不变法的,慈禧说什么就是什么,跟着混日子就是,至于割地赔款,想来终光绪一生,大清的地也割不完,赔款也是老百姓掏腰包,大清再穷,也不至于穷到光绪没饭吃,又何必那么激动那么迫切,和真正能决定自己荣辱的慈禧太后过不去呢!

第十七章 永远的历史(2)
但是这段历史永远无法重来了,光绪,皇帝中的热血青年,他永远的留在那段历史中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那段历史是不灭的,那段历史也因为有了光绪曾经的愤怒、挣扎而不再暗黑一片。
  二.光绪的悲剧对后人的启示
  启示一,无权不能变法,权力是变法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任何变革都将阻力重重,难以达到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夫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光绪在连自己的地位都不稳固,事事时时受制于慈禧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大刀阔斧的变法,其推行的艰难是肯定的,其难以成功也是肯定的。
  但是此时却是变法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时机了,因为皇权的威严还在,而变法,特别是由专制变立宪,必须依赖于皇权的威严神圣,才能让臣民尊服宪法,和平过渡,没有了这种威严的镇服,宪法就失去了神圣性,往往流于形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梁启超说:
  “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这种尊严,自能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依此镇服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
  慈禧将这个最后的时机无情的抛弃了,她通过政变收回了给光绪的权力,维新变法于是嘎然而止,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启示二,政治谋略的问题。
  在今天,我们可以尽情的骂慈禧,诅咒这个狠毒的女人,鄙视这个顽固贪权的女人,但是在当时,在慈禧实际执掌大权的年代,别说诅咒谩骂,就是对她的任何鄙视轻忽都将引起严重的后果,这是权力场中铁定的规则。
  光绪如果变法成功,流芳百世的是光绪,和慈禧有什么相干,她为何要必须全力支持配合光绪?这是基于一般的推测,慈禧不是甘当配角的人,不是将光绪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人,这个光绪想来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却欲将这个不甘人下的慈禧置于变法的外围,对此慈禧的心中肯定不会舒服。
  即便是慈禧后来在不得已下推行清末新政,走百日维新的路子重新进行变法,甚至比光绪走得更远,变得更多,但变法图强的光环永远戴在光绪的头上,而守旧顽固是慈禧的帽子,慈禧永远也无法摘掉的一顶帽子。慈禧对此常常引以为恨。如果在戊戌变法之初,就将慈禧抬上变法这条船,捧她为变法的总指挥,那么,慈禧反对戊戌政变就失去了必要。
  维新派人王照认为应将变法之名归于慈禧,以减少变法的阻力,这个想法是有见地的,他说:“戊戌之法,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曲而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德宗遗事》)
  王照说戊戌政变纯为家务之争,这个我不敢赞成,但他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我却是举双手赞成的,以慈禧的那个文化程度,她也的确无法有政见,说她留恋祖宗之法,因此反对变法,那是太抬举她了。
  启示三,欲速则不达。
  戊戌年间,光绪2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此时慈禧已经63岁了,时间完全在光绪这一边,此时的光绪不需要有什么作为,只须耐心的等待就是,时间会帮光绪除掉慈禧这个老太婆的,现在看来,他只需要等待十年,虽然这十年不好熬,但总被幽禁起来渡过十年要好得多。

第十七章 永远的历史(3)
在这等待的十年中,光绪可以小打小闹,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变革,以积累经验,可以先搜罗人才,为将来的大举变法做准备,可以认真详细的研究中国的国情、民情,为变法找到最易见成效的攻破口,这些都比慈禧尚在世就强行大规模的变法要好。
  启示四,不流血的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谭嗣同说得对,“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不流阻扰变法者的血,就需流变法者的血。变法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不是一场可以相互妥协的谈判,更不是一场相互谦让的礼乐仪式,所以在变法之初,就必须有流血的思想准备。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保守的孝明天皇在位,他是支持幕府政权的,只愿意攘夷,而不愿意维新。但在储君睦仁16岁,倒幕运动兴起之际,保守的孝明天皇突然离奇的去世,使得幕府政权大受打击,最后终于垮台,从而为之后的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可是在中国情况却相反,保守的慈禧活得好好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却因“健康原因”不能亲政,最后竟然离奇死亡,这真是血的教训呀。
  四. 清朝灭亡对后世的启示
  清末立宪终于没能成功,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立宪,不流血而由专制转为*政治,这一条在当时看来最为理想稳妥的路,一瞬间就被完全堵死了。中国终于没能实现专制到*的和平过渡,但这一段历史却是极有价值的,
  1.当权者不明智。
  以载沣为首的当权者,过高的估计了他们的力量,因此在立宪派频频请愿速开国会时,根本没有想过国会的迟开早开会与大清的存亡有联系,此时恐怕想得最多的是立宪派人别有用心,千万别让他们的用心得逞。
  权力这东西,在其未瓦解之前,看起来总是那么强大,凛然生威,但当其瓦解之后,回过头来看时,所谓的权力,竟然什么也不是,就好像皇帝身上的新衣,当人人都相信那新衣的确存在时,它就是存在的,神圣而且威严,可当一句话戳破了权力神圣威严的光环,它也就立刻消失了。
  载沣他们却似乎认为权力是万能的,是永垂不朽的,只要握在手中不放,那就永远在手心里,他想不到的是,权力在从被怀疑的那一刻起,就不再强大,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这个没想到,使他失去了和立宪派妥协,争取他们支持的最好时机,当立宪派人转向革命,清廷的这艘巨轮的龙骨就等于断了,它的沉没也就注定了。
  2.一盘散沙的革命派。
  革命派的武昌起义,将清廷权力的神圣性一下子就撕破了,似乎一直巍然耸立的清廷,此刻就仅仅依靠北洋军这一根柱子支撑着,而北洋军却并不听清廷的指挥。历史在这儿将权力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让人惊讶的看到了那外衣下面的一无所有。
  但是撕破这个外衣的革命派却无法接管清廷的政权,因为革命派是一盘散沙,互不统属,没有一个人能将革命派的力量集合起来,倾力北向,即便是名声最大的孙中山,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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