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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疾大渐,袁世凯忧之,谓光绪复政,彼必有大祸,是当绸缪未雨。杏城乃以奇策干袁,故西太后垂危,而光绪先告宾天矣。杏城以兼金向西人购得无色无味入口即死之药水,劝袁说李莲英共谋之。杏城曰:“一旦太后不违,皇上御政,大叔与中堂皆大不利,险不可言,不如在太后临薨前,了此公案,再做后图。”莲英曰:“此子命运甚长,宜作万全计。”世凯、士琦以药水授莲英,西太后病革,而光绪死矣。
按刘成禺的说法,是袁世凯转求李莲英,经李莲英之手,才将光绪毒死。但此事刘成禺不是亲眼目见,也不是杨杏城或者袁世凯说给他,所以他的消息来源只能是道听途说,可靠性不大。但袁世凯害光绪的动机肯定是有的,不然,当时人也不会编造这些传说了。
一.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早年间弃文从武,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随吴长庆进朝鲜*“壬午兵变”,以其才干初露锋芒。到了1895年,袁世凯因荣禄、李鸿章的奏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聘请德国教官,采用德国操法,所练新军纪律严整、战斗力强,在当时颇有影响。不过此刻袁世凯的职衔不高,他的顶戴只是三品。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袁世凯既是发起人之一,又是积极的参与者、赞助者之一。
1895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第四次向皇帝上书,各处衙门都不为他转递,是袁世凯帮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才将上书转到光绪的案头。袁世凯自己也上书,阐述他对用人、理财、练兵的主张,他的主张很务实,操作性强,他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在一省或数省先作试点,循序渐进的进行革新,待成功之后,再推向全国。袁的上书是先给翁同和的,请求翁同和呈给皇帝。下面是袁世凯第二次上书的部分内容:
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贵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审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嘶灭,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反上白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图是新,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
从这段内容中不但能看出袁世凯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还能看出他脚踏实际,反对急躁冒进、欲一朝一夕除尽积弊的书生想法。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2)
袁世凯被光绪帝升了官,回天津小站,将离开北京时,康有为也为他摆酒践行。在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中,更可以看出袁世凯和维新派关系的密切:
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康有为)与梁(梁启超)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犹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康即起身命仆(仆:毕永年自指)随至其室,寻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然仆终疑袁世凯不可用也。”
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所以说,袁世凯不只是和变法派来往密切,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一派的人。
光绪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攻,光绪欲开懋德殿,引起了慈禧的严重不满,形势严峻,而赞襄他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均为一介书生,力不从心,难以帮助光绪帝摆脱危机,这时康有为谭嗣同才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以便缓急之用。
在戊戌政变即将发生之时,北京城内风声鹤起、谣言乱飞,宫内太监受命对光绪进行监督,光绪皇帝预感到将有大变故,却无能为力,因此焦虑异常。阴历七月三十日,光绪托军机章京杨锐带密诏出宫给康有为等,说自己处境艰难,要康有为等筹思良策,这道密诏由于写在衣带上,后世称之为衣带诏。八月2日(阴历,下同),光绪又颁明诏,命康有为速离北京,南下上海办报。此明诏之后,又有密诏,催促康有为快走。康有为接诏后与梁启超等在寓所内伏地大哭,他们从两道密诏中亦能推测出光绪帝的处境极其危殆。此时谭嗣同挺身而出,愿见袁世凯,说服袁世凯带兵进京勤王。八月3日,谭嗣同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下榻之所法华寺,以光绪密诏示袁,要袁世凯带兵救皇上囚慈禧,袁世凯应诺。
谭嗣同去见袁世凯,要他救光绪,是顺理成章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病急乱投医,是莽撞,因为袁世凯本身与康有为、谭嗣同他们就是一伙的,他们都是维新派。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也就是希望袁世凯能在维新大业有缓急时,袁世凯能够挺身而出。
二.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
一直以来,史学界认定是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皇帝。 认为袁世凯本来就是大奸大恶,答应谭嗣同只是因为害怕谭嗣同杀他灭口。但后来不断有人对此说提出疑问,因为此说的疑问也的确太多,不能自圆其说。
疑问之一,袁世凯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告密。
传统的说法是八月三日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光绪密诏后,约他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擒杀慈禧。袁世凯惊疑不定,问:“为什么要杀太后?”谭嗣同说:“不杀她变法就无法进行,这是已经商定了的办法。”袁世凯不愿意杀慈禧,脸有难色,谭嗣同就说:“你不杀也行,你只要围住园子就行了,我自能安排杀她的人。”袁世凯犹豫不决,但看见谭嗣同衣服内鼓囊囊的,似乎装着凶器,谭嗣同又声色俱厉,说:“报君恩立奇功成大业在你,贪图富贵告密害天下也在你,你自己看该怎么办?如不允,那我就死在你面前!”袁世凯害怕谭嗣同身带凶器铤而走险,于是佯装大义凛然,说:“你以为我是何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止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当有益于君国,必当以死报之。”谭嗣同以为袁世凯真的答应了,就放心地走了。哪知袁世凯在八月五日廷训之后,回到天津,就立刻找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告密,荣禄当即乘火车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大怒之下,于八月六日凌晨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3)
仔细一想,这个说法太经不住推敲,袁世凯如果存心告密,为何不在北京时就告密,在北京他认识的王公大臣不少,比如坚决反对变法的刚毅、杨崇伊等,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告密?
疑问之二,以当时的火车速度,袁世凯在光绪召见完后乘车回津,车到天津,就是傍晚时分了,再去荣禄府上告密,就该是晚上了,荣禄听完,时间应该更晚。可当时在晚上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没有火车运行,因为当时的铁路条件很差,不能晚上行车,荣禄即便身为总督,也无法连夜赶到北京去告密,那么荣禄是如何把消息带给慈禧的,如果说是发电报,当时慈禧假意归政光绪,将她装在颐和园的收发报设施已经拆除,荣禄又如何发报给慈禧?这么重要的消息,他只能密报,绝对不敢使用电报局的系统明码报告。
疑问三,假如真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那么,给袁世凯出示密诏,要袁世凯围园杀后的谭嗣同就该是慈禧必要捉拿的人之一,为何在政变发生后,慈禧只下令抓康有为,根本就没有涉及谭嗣同?并且捉拿康有为的罪名轻得很,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这个罪名可比“围园擒太后”的罪名轻得太多。
其实袁世凯面见荣禄告密,事本无可疑,他自己在日记中就这样写了,下面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一小段,记述他在受光绪帝召见之后,回天津见荣禄因而告密的情景:
抵津门,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荣禄当时是军机处大臣,兼直隶总督,故称他为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及,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在造详谈。此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倍述。
袁世凯的这个日记补记于戊戌政变发生后很久,新政已经开始实行的时候,袁世凯死后,他的这个日记展转被苏州张仲仁先生所得,民国十五年,《申报》记者从张仲仁处看到这个日记,将之在《申报》上披露出来。在日记中,袁世凯说他在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时,太阳已落,往竭荣禄,便想告密,但因为当时有人不方便,故与荣禄相约明早详谈,第二天早上才将事情全部告诉了荣禄。
袁世凯补写这段日记的时间是慈禧政变之后,袁世凯当然要
说自己如何识大体,绝不会说他完全同意谭嗣同的想法,在当时,袁世凯告密,那就是立了功,所以袁世凯坦然将自己告密的事写了出来,不怕有朝一日被人发现。但他在日记中不经意地露出了破绽,因为第二天早上,政变在北京已经发生。袁的日记中说随后与荣禄妥商办法未果,晚上杨崇伊就来荣禄处宣示慈禧复出训政的消息来了。
袁世凯告密的时间在政变之后这一点,还有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及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为证。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的告密,不是导致戊戌政变
发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政变已经发生,袁世凯与谭嗣同商量的计划已经无法实施,并且面临着被慈禧反攻倒算的危险,袁世凯是在无奈之下,这才赶紧告密,以图自保。
想来袁世凯之所以补写这个日记,除过潜意识中为自己开脱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毕竟他的告密使得慈禧的政变扩大,加重了政变后果的严重性,让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喋血菜市口,袁世凯在暗夜扪心自问,心中是有愧的,将自己的不得已之处写出来,能让心理上的压力和愧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在日记中将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则是为自己开脱,因为他不敢说自己和康有为、谭嗣同他们联系紧密、是一伙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4)
三.光绪对于袁世凯的恨
虽然袁世凯的告密是在政变已经发生,为谋求治保,不得已下的被动行为,是慈禧雷厉风行的政变所逼,但光绪皇帝并不知道这些。荣禄为保袁世凯,肯定在慈禧哪儿大力称赞袁世凯,说他是主动告密,慈禧在后来训斥光绪时,肯定要拿袁世凯告密的“围圆擒太后”作为光绪的大罪状,因此,光绪皇帝坚信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才导致了戊戌政变,导致了变法事业的终止,导致了自己被幽禁,所以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光绪在被幽禁的瀛台居室内,墙上到处画乌龟,龟背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用竹杖击打,边打边骂。
侍候的小太监问:“荣禄、刚毅等人也害你,你为何只打袁世凯一人?”
光绪说:“荣禄、刚毅本来是太后的人,为太后出力害我,那是理所当然的。可袁世凯是我的人,却帮他们来害我,所以我要斥骂他。”
光绪恨袁世凯的这个道理,似乎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光绪能说给小太监听,那就是并不隐讳自己对袁世凯的恨,这个恨一直延续了十年,到了预备立宪时候,袁世凯极为积极,宣称: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就是革命党。慈禧让他留京商议宪法内容,这时光绪帝对袁世凯冷冷的说了八个字:“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估计袁世凯听了光绪的这句话,心中一定冷飕飕的,有种胆颤心惊的感觉。袁世凯不是傻瓜,他自然明白光绪对他的恨,他也清楚有朝一日光绪复出亲政,他就要完蛋大吉,那么袁世凯除过依仗慈禧外,就是希望尽快立宪,最好是像英国那样的虚君立宪,这样皇上就没有实权了,即便光绪复出,也拿他没有办法。
四.不谋而合的仇敌
戊戌政变之后,袁世凯不得不更紧的依附荣禄,效忠于慈禧,割断和维新派人士的一切联系,生怕别人说自己和维新派之间有瓜葛,但是袁世凯不管怎么装,也无法装成守旧派,也无法和顽固守旧的慈禧的想法一致。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他的做法偏偏和光绪帝的想法暗合。
1900年,义和团兴起,在山东杀洋人灭洋教,越闹越厉害。在洋人的抗议威胁下,慈禧不得不听从荣禄的建议,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命袁世凯剿抚结合,平定山东局势。袁世凯带着他的北洋军就到了山东,对义和团严厉*,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第一流的,直杀得义和团民血流成河,“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北洋军的枪弹下,迅速破灭。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只好逃了出来,到直隶一带发展。
由于义和团打着“保清灭洋”的旗号,致使慈禧生出了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幻想,就发上谕保护义和团,称团民是义民,不许官兵擅杀。直隶总督裕禄就不敢违抗这个上谕,急忙对团民表示礼遇,请他们到总督府设坛,还与团中有权势的大师哥结交,结果是直隶的义和团遍地,到处设坛练拳,攻杀教堂洋人。袁世凯却不理睬这个上谕,照旧狠杀,他的做法弄得慈禧很不高兴,下旨以严厉的的语气告诫他要“分别办法,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惝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唯袁世凯是问!”
慈禧不光发旨严厉告诫,还将*义和团的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革职,驱逐回籍,这是杀鸡给猴看,硬逼袁世凯就范,要他乖乖的听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袁世凯的嫌疑(5)
在这样的高压下,袁世凯不得不上奏表示尽力妥善处理义和团问题,但转过头来,他却对北洋军的的官兵说:“义和团来了立刻就开炮,如果匪至而不加以痛击,一律按军法处置。”
后来慈禧准备把义和团改为官办的团练,要用他们来对付洋人,询问袁世凯是否可行,袁世凯上奏说:“义和团聚众*,于百里外劫取财物,不能说他们这是保护自己。义和团焚杀掳赎,不得不说他们是作奸犯科,他们掠害平民,骚扰地方,并不是专仇洋教。”袁世凯的观点很鲜明,直接就将义和视作邪教,认为应该严厉禁止,绝不能姑息迁就。《庚子国变记》也记载道:“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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