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一着死棋
史载，宋初，太祖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为了给下面做出榜样，太祖带头把日常的开销降到最低，所用乘舆十分简朴，寝宫中的帷帘以青布包边，穿的衣服有的带有补丁。他对家人说：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宫殿用金银来装饰也不难办到。但身为国君，就要为
天下百姓着想。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为一己考虑，
那么，天下人又该怎么办呢？
可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素以节俭、克己著称的开国皇帝，身后竟会一代一代地出现腐败奢侈、荒淫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名言：“大俭之后，必有奢男。”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这里单说宋代。如果溯本求源，问题的根子确实应该追索到立国伊始。本来，北宋一朝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就非常丰厚，居于中国历朝之首。有人统计，与明朝官员相比较，大概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兼当时，宋太祖实行的是以“经济赎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识地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在丰厚的俸禄之外，再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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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9）
立国初期，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大量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奢靡浮华的风气，便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时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强敌入侵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在宫廷士大夫中间，盛行击球活动，击球时，先设东西两个球门，高丈余，百余名球员，骑马或者驴骡，各执彩绘的球杖，击弄球子。乘骑击球之外，还有脚踢者，称为“蹴踘”。佞臣高俅，就是由于“蹴踘”技艺高超，得到徽宗赏识而提拔重用的。
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每家高级酒店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多为达官贵人。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诗中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已经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当日邵雍“颂圣”的诗句中预想的景象：“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完全在尔后的现实中出现了。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汽，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还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作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煞尾
为了赵氏王朝的千秋永固，太祖登极之后，外平叛乱，内削将权，可谓呕心沥血，虑远谋深。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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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10）
世事如棋，千折百曲，变化无穷，有时一着不慎，满盘尽输。不过，棋枰对奕，尽可往复千遍，错了还能重来；而人生却是一次性的。这种直线单行，使它的每一瞬间、每一轨迹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就要求，必须识机在先，巧加抉择。
不能预先看出五步、十步，难称高手；但世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它系无数细节构成，而细节尽多玄机、隐秘，经常呈现非理性状态，并无逻辑可循。所以，更多时候倒是：纵使“机关算尽”，到头来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完全悖反。“本来要驰向草原，结果却闯进了马厩”，是司空见惯的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剌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唐太宗并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睡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之内。
同样，宋太祖也绝没有料到，倾覆的祸患不在于禁军首领和方镇的节度使，而在于“卧榻之旁”睡着一个篡权夺位的同胞弟弟。没到五十岁，他就暴病而亡，“烛影斧声”成了千古之谜。而赵光义，自己坐上哥哥的龙椅还不餍足，并且，处心积虑，要建立一个本支世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把哥哥的两个儿子也迫害致死。这样一来，就成了后人所说的那样：“光义不义，匡胤不胤（没有胤嗣）”了。当然，这着棋的摆设，与太祖无关。这里之所以还把它作为话题，无非是想来验证一番当日陈抟老祖的偈语：“世事如棋难自料，心思耗尽死方休”罢了。
不过，最出乎赵匡胤意料之外的，还是三百多年之后，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向他让出了御座一样，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全太后和刚刚六岁的宋恭帝，不得不向元世祖忽必烈奉表出降，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刘因：《书事》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北客：《宋太祖》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这历史上的惊人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从无字碑说起（1）
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悖反。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更何谈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正是这种种欲望，在裸露出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爆发了强势的生命力、创造力。
一
“无字碑”的出现，始于汉武帝，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它就屹立在东岳泰山的玉皇顶上。而要以名气、地位论，当属陕西乾陵的“无字碑”——这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我在这里，却要抛开汉、唐的真品，说说名不见于经传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冒牌的“无字碑”。
宋太宗在征服了北汉之后，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大有一种“举世滔滔，舍我其谁”的超越感。这天，他来到太原城，游览了名闻遐迩的晋祠，见到这里竖有一座唐太宗的“贞观碑”，上面记叙着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不禁心为之动，便仿效这种做法，也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借以歌功颂德，美化自己。
不过，两座碑的命运竟是截然不同：“贞观碑”被后人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一千三百多年来，那辞采斑斓的碑文、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炼的刻工交相辉映，光彩照人。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这句古话。
说到太原城的老百姓恨怨赵光义，这个话可就长了。
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赵国曾一度把它作为都城。尔后，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据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就是从这里起兵的。他们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雄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从北宋###北汉的战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太原城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盘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太祖赵匡胤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不可不防。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宋太宗于公元979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栽给了榆次县；并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还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尔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型的土城堡，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