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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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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1）
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上海当时各报评论未有署名制。《商报》原决定不署名，因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内容则代表整个报社意见，故采各国报纸新制，评论不署名。在其时中国报界，则为新创。社会不察，以为《商报》无社论专人，无自撰之社评，于是《商报》不得已，亦署名以从俗。陈布雷乃以“畏垒”署名，自1923年（民国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国十三年），《商报》出版已满三年，渐有声誉。陈布雷说：“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是年齐、卢战起。《商报》立场，鲜明的反对曹锟贿选。第一版全版用大号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对齐、卢之战，袒浙抑苏。卢永祥一蹶不振，孙传芳引兵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商报》与广州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京为执政，北京政局，似一时颇有澄清之现象，陈布雷与报社同仁，咸感兴奋，对执政府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之。是年7月，陈布雷在《商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有《中华新报》及《民国日报》。
病逝后的孙中山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报》著论哀悼。上海《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大为不满，次日著“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反应。《时事新报》无词以答。《时事新报》之前身为《时事报》，创刊于民元前五年（光绪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报》。1911年4月，改称《时事新报》。初为维新派机关报；入民国后一变而为进步党机关报，常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北伐后该报又投入新财团之怀抱，立场不一贯。抗战时迁渝出版，胜利后复员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生活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任务，应拒绝接受赔偿金。因此，交涉使许秋帆竟不敢遽然接受英方75000元之支票。
当时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兼顾老家家务，陈布雷给他四弟写家信时，也透露了他的一腔爱国之忱：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悲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人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孙中山遗嘱这封家书，与当时他在《商报》期间写的社论相印证，足可见其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立场相当鲜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宁波办《四明日报》，还是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陈布雷在这一时期写的言论直至9月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所持论点，基本上与中共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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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2）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的《向导》周刊也曾经转载《商报》的评论，并且加以评注。中国共产党人肖楚女投函《商报》，赞扬“畏垒”的革命精神，希望“畏垒”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可是陈布雷这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太深，坚持“联合各阶级之力量，打倒军阀，争回主权”，坚持“全民革命”实际上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争取。
陈布雷自己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闲亦亲至各团体访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商报》之尽责敢言，可佩！陈布雷费心力最多，尤为可敬！陈布雷又说：“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响导周刊》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彻底。”可见共产党是曾想争取过陈布雷，可是陈布雷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是不赞成阶级斗争的。天津《国闻周报》胡政之，闻声相慕，函约先生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酬金50元，陈布雷则答应了。
1926年（民国十五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刊。社长陈屺怀撰《五周年宣言》，陈布雷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此时《商报》发行数达12000份，上海之读者为多。然报社经济拮据，欠薪常达3个月以上，时或纸张不继，穷困异常，但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陈布雷与营业部某君各出30元，机器房工头某亦罄其余囊20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汤节之于民九冬出资创办《商报》，以资金久不集，无法出版。陈布雷大哥陈屺怀与应季审闻而言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赵家艺（赵林士）等，出资助成之。李徵五（镇海人）任总经理，徐朗西为协理，李徵五由傅筱庵支持，接盘《商报》。维持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陈器伯者回忆：“当时布雷邀余担任浙省特约通信员，此时往来函牍，积有尺许。其一扎中有云：‘商报近如孤军陷入重围，矢尽援绝’。其旁并自加密圈，可以表现其奋斗精神。”后由方椒伯任总经理，乌崖琴任协理，仍以傅筱庵为靠山。方椒伯为一普通持重商人，而傅筱庵为善于投机者。陈布雷说：“方不解事，亦不常到馆，乌更隔膜。更生不乐引去。潘公展亦渐不安。余苦心调剂之，然终觉前途渐黯淡矣”。傅筱庵与孙传芳有密切之关系，而陈布雷与潘公展是反孙传芳的。北伐军克复武汉时，陈布雷因病请假，《商报》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引起董事会中人之惊恐，谓本报何能开罪吴佩孚？傅筱庵不信，谓陈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则不可知，乃派叶伯允至《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潘公展怫然不悦。陈布雷病中闻之，力言一切由其负责，即欲派人，须病愈面商。此时任何人入编辑部，必有害无益。潘公展之能力，向为上海同业所钦重，《申报》史量才遂乘机延揽。及陈布雷销假，潘五卅惨案后，声援上海工人的游行队伍公展翩然而去，改入《申报》任事。两潘皆去，陈布雷独支全局，处境甚困。《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与孙传芳关系甚深，结好北洋军阀，意见不一致，陈布雷甚为苦闷。从10月到阴历年底，陈布雷在《商报》勉持残局，两潘先后他去，要闻由胡仲持主编，商业新闻由冯柳堂主编。陈布雷慨然说：“余若一足承全鼎，抚今念昔，怅怅不怡”。《商报》投资者，以报纸作拉关系之工具，干涉言论、新闻，逼走一位人才，为史量才延揽而去的潘公展。傅筱庵不及史量才。史量才后于沪杭公路上遇刺。《申报》还维持到上海沦陷；而《商报》先关门。傅筱庵私心过重，好名贪财，后竟附日，沐猴而冠，任伪上海特别市长被其仆（背后为军统操纵）所杀，作为汉奸，万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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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1）
杨度致颜旨微信函叶恭绰《商报》已近黄昏，陈布雷苦心维持。陈布雷说：“有一事使余感奋者，则叶誉虎（恭绰）去年在京闻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药饵资，且道念想思之深。叶君去年至沪，曾约余相见。且谓：沪上友人曰：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可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指当时新闻界两大言论巨擘：“北颜南陈”，在新闻史上有记载，传至今，亦传于后。报史留美名如陈布雷者，能有几人？叶恭绰，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今中山县）人。清末以部曹，置身宦海。入民国后，承孙中山赏识，升以交通部要职。由此因缘，从而蒙受梁士诒之知遇，累升至财政总长。“三水梁燕生先生年谱”由其编订。叶恭绰文章，颇足击节赞赏。叶公超是其令侄，字画两绝，很有才气。叶氏爱才，远道赠金，到沪面誉陈布雷。
“在北惟颜旨微”系指北平《益世报》惟一主笔颜旨微。颜名泽祺，旨微其字。原籍山东，世代居北平。早年留学日本，习法律，国学造诣甚深。所藏经史子集极多，且有不少绝板善本。其家藏古籍，及明清名人书画，皆系祖传。民国十二年至十七年间，颜任北平《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一篇，从未间断。与《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天主教神父，入华籍之比利时人）为忘年交。雷鸣远神父经常在欧洲传教，社务委托总经理杜竹宣代理。颜旨微为总主笔，总编辑潘云超。郭春涛、成舍我、张公恕、朱虚白、曹见微等分任编务。当时北平有报纸十数家。《益世报》、《晨报》、《顺天时报》并称京都三大报。《益世报》为天主教文化事业之一。总社设北平，天津设分版，同享盛誉。其时北洋政府历黎元洪、曹锟两个总统，至段祺瑞执政，张作霖的大元师府，有直系、安福系、奉系等军阀，连年内战。文人政治人物如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士珍等先后任国务总理，均以军人为靠山。历年向国外借款，以供内战。如最著名金佛郎案，舆论哗然。颜旨微连撰社论10篇，反对向国外借款，延长内战。言论精辟，立论公正，文字锐利，读者无不心服，于是声誉鹊起。颜旨微所写社论，均用真名，不署笔名。字体如“圣教序”行书，挺秀清新。用通俗文言写社论，仿梁启超文体。见解卓越，富有热情，绝无火气，娓娓动听，流畅易诵。因此，当时政论家有“北颜南陈”之称。1928年（民国十七年）8月，北伐军克复北平，蒋介石北上谒中山灵于香山。陈布雷随行。抵平后与颜旨微初次把晤，互道仰慕，颇有相见恨晚之慨。从此订交，常有鱼雁往还。十九年10月，颜首次南下，陈布雷奉蒋介石命邀请至南京，入戎幕参政。颜以老母在堂，爱居故都，婉辞北返。颜氏于民国三十五年辞世。在平津陷敌时，匿名不出，不作伪政权任何职务。当时陈布雷曾谦谓：“傅筱庵常为余述‘北颜南陈’以为荣，余自以为文字见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季鸾），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恭绰）顾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北颜南陈”可比拟盛清有南北两文豪：“北纪（晓岚）南袁（子才），俱享文名。纪终身为官，袁乞归不仕。北颜以记者终其一生，南陈后从政。风格不同。”
国民革命北伐军进展神速。民国十五年春间，邵力子衔党命自广州到沪，约宴上海报界，说明革命局势，并携总司令蒋介石亲笔签名之照片赠陈布雷，谓“蒋公对君极慕重也”。是年年终陈布雷乘报馆休刊之便，偕潘公展同游南昌。陈布雷说：“北伐军克鄂境后，彼中友人，屡有寄语，盼予及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视察，兼可晤党中诸先进，某君并转述蒋公盼余等相见之意。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诸人与孙传芳关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围。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轮赴赣。临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犹诡称为我家修水公和典铺事而往。傅君谓君不必隐讳，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别，请赠余以言。余谓‘局势变化日剧，君宜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一以虞洽卿先生之意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傅君虽诺诺而未能全纳余之劝告也。”傅筱庵不仅未接受陈的赠言，且利欲熏心。汉奸下场，死于刀下。《商报》因健将相继离去，地位一落千丈，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31日停刊。次年9月，由前《商报》协理洪雁宾和广告主任黄春逊重振旗鼓，复刊出报；但因资金人才，两感缺乏，不到半年，又告倒闭。全部机器生财，由汇商公司盘让上海《中央日报》。该报民国十五年冬创刊于广州。北伐军克复武汉后，移汉口发行。旋又迁沪，于十七年元旦发刊，其设备系价购《商报》者。民国十八年2月1日迁设南京。抗战胜利后，设于屯溪之《安徽中央日报》移沪出报，改称《上海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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