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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2）
北伐中的蒋介石陈到南昌后，见蒋介石。询以此后志愿，以仍回沪作记者对。陈布雷自南昌西上游汉口，住10天，即起程回沪，上海已为北伐军克复。上海《时事新报》及《商报》均约陈布雷任特约主笔，也可两处兼位。陈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内情复杂，皆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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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民国十六年）4月，陈布雷出任浙省府秘书长，5月辞职赴京，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9月随蒋介石下野离京还乡小住，10月返沪，以潘公弼之约，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月薪150元。所撰社论，以说明党（国民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1928年（民国十七年）一月，蒋介石复职，陈被约同行入京，命陈任秘书长，婉谢。询愿何种职务？答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已而上海《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到南京，蒋介石告潘约陈布雷任主笔，然以《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陈布雷不愿取代，坚辞。回沪前向蒋介石谒辞，仍请助成其办报志愿，许之。抵沪后，乃与《时事新报》订合作之约，电告蒋于徐州，得覆许可，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略有安插，因《商报》已停刊。陈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亲撰发刊词。以后《新生命月刊》发表十大教授“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打击左派言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陈布雷40岁。说：“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只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教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延辏Ч孕秸朊芰罨ι系潮ㄗ裾眨擞胗嗨议驼吆戏ι下厶常嘁浴妒笔滦卤ā贩恰睹窆毡ā分龋衔寺壅罚嗦使裁窃诘车牧α课茨苌钊肷缁嵋郧埃汤档吃痹诜堑郴囟喾椒芏罚笃湫Яδ舜笠病！�
是年7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托程沧波代理。8月，陈布雷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辞意甚坚，然终于出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陈布雷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竹平每见陈布雷，即以升迁为贺。陈布雷颇疑其意，在借此使其离职，以保持该报之所谓“中立性”，于是不再任该报主笔。从此陈布雷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的志愿，因蒋介石倚重而脱离。于民国二十年在南京任###次长，陈布雷仍屡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未果。但是他谦和平实，仍然是新闻记者风度，爱护报人，扶植报业，莫不尽心尽力。陶希圣说：“上海南京路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布雷先生是《商报》的主笔。在《申报》与《新闻报》那样的大报以及《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那样有政治色彩的报纸的中间，《商报》以社论能言者著称。凡是浏丽泼辣的社论，大抵出于布雷先生笔下。五卅惨案之后，上海罢工风潮汹涌之中，我参加‘十教授宣言’。‘商报’发表这个宣言，并由布雷先生执笔，以社论为之响应。”（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
程沧波则说：“布雷先生从政20年，比较他从事记者的时间，要超过一倍。但在他20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民国二十九年秋间，我因接受监察院之聘而脱离《中央日报》。那年九一节，他特为写一封长信给我，为我离开报馆而惋惜，为当时战时首都少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叹息。抗战胜利后，他时时总想回到上海去做记者。三十六年间我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政府明令发表之日，他由南京特为寄书对我道贺并致其欣羡。书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他对新闻事业兴趣之浓厚，与认识之真切，当世真无几人”。程沧波又说：“新闻记者与政治生活，距离过近。然而从政过的新闻记者，常想回头当记者。这是我们数十年中所熟闻而亲历的。布雷先生从政的20年中，真是参加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其于政情宦海之内容，较任何人知之深切”。（程沧波：《重诉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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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陈王允默：《陈布雷回忆录前记》）
综观陈布雷从政之前，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步入新闻界，在《天铎报》、《商报》皆有活泼进步之表现，一旦从政后，其思想依附于蒋介石，则仅于爱国一点上还有独立之人格，锐气不复以前，思想也渐趋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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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见蒋（1）
陈布雷如果没有跟上蒋介石当幕僚，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更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一生将另是一番面目。可是他却偏偏走上了跟蒋的道路，时耶？命耶？
陈布雷是1927年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蒋介石当时迫切希望有一幕僚长，会动动笔头，出出主意，又要有文采。不是说没有其他文人可以供他选择，人才多的是。但是要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且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确实不多。这是蒋介石对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恩宠有加，使陈布雷感激涕零。陈布雷对蒋介石并不是没有看法的，但是他始终不愿也不敢背叛这个“主人”。在陈布雷的心目中，不管主人怎样，他要从一而终，以死相报。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是两个阶段。1927年到1934年是第一阶段，这一个阶段陈布雷得识蒋介石，蒋介石要重用陈布雷，但陈布雷不愿当官，所以并不都在蒋的身边。蒋介石有重要事情，才把陈布雷叫来，所以当时有人一看到陈布雷动身到南京去，就说：“政局将有变动，一定又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了。”第二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陈布雷当上了侍从室二处主任，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后来侍从室撤销了，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文字上出谋、执笔，一直到死去。
那么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推荐了陈布雷的，笔者最近从台湾出版的一本刊物中，发现有天鼎所撰：《甬上近代文杰陈训正》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道：“早年蒋中正总司令北伐时，迫切需要有一位幕僚长，既会动笔头，善于筹划，又要有文采，长于风骚的；当时誉有‘浙江才子’美称的陈训正先生应运而出，为蒋总司令所赏识，曾聘为其私人机要秘书。”天鼎在文中还介绍了陈训正即陈屺怀，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与汤寿潜、戴季陶、陈训恩（即其堂弟陈布雷）创办《天铎报》，1911年10月10日以同盟会宁波支会副会长参与宁波光复，后办教育事业，1920年后在上海与戴季陶创办《商报》，自任社长，后由陈布雷代主笔，“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陈训正先生满怀文才，为蒋总司令所倚重，曾聘任私人机要秘书；不久，向蒋总司令推荐陈布雷担任。先生（指陈屺怀）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与蒋总司令的革命主张。”
笔者又查到陈训正之曾孙陈元《陈屺怀与陈布雷兄弟》一文中提到：“屺怀先生与宋教仁、陈英士、张静江、于右任等同盟会###关系密切，并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蒋介石，我父亲讲，屺怀先生与蒋介石的老师相契相交，在张静江家中，与蒋介石相识，蒋十分重视礼节讲规矩，只要他的老师坐着，他就会站在一边，屺怀先生与蒋的关系也为以后布雷先生出任幕僚长起了桥梁作用。当然，布雷先生本人的品格、才华是主要的。”陈元又说：“父亲（即陈屺怀孙）还对我谈及一件事，即在北伐开始前后，蒋介石曾写信，托带口信邀屺怀先生即军旅中协办文案，屺怀先生的为人及文采老蒋是熟知和了解的。但屺怀先生年岁大，不惯军旅生活，本人身体多病，怕不适应，故而谢绝，但介绍自己的从弟陈布雷，以为可任此职，后来有蒋介石邀陈布雷先生去南昌一行，慈溪陈家原是从奉化迁去的，与蒋亦可称同乡，同时又有屺怀先生介绍，加上布雷先生在报界的名声及本人的才华，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幕僚长的首选。近年来传闻是由共产党人暗中推荐一事，我父亲讲以前不曾听到过，但当时情况甚复杂，不太清楚。”
笔者为考证此事，还曾就近询问陈屺怀先生之嫡孙女陈明楞老人（陈老当年85岁），1944年陈屺怀先生在云和去世前她已24岁了，一直生活在其“爷爷”身边，她所提供的情况与上述文中所提到大体相同，不过更为具体一些，陈明楞老人说：“我爷爷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长辈前辈了，比蒋介石要大15岁，张静江、陈其美等都是蒋介石前辈，而我爷爷曾是张静江、陈其美知交；我爷爷办过《天铎报》、《商报》，被称为甬上三才子，即冯君木、洪佛矢，有文名；我爷爷为人公正，办学校，如办效实中学，办堕民小学，宁属各县中、小学多是他推动办的。蒋介石请他当秘书，我爷爷是有条件的，我爷爷还撰写过《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但我爷爷是不会去担任这个职务的，一是他年纪大了；二是他不惯军旅生涯；三是他也不会屈居于晚辈之下，受其使唤；我爷爷于是推荐其得意之堂弟陈布雷，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26年下半年派邵力子到上海，拿了一张照片赠送给我二公公（布雷先生），我二公公比我爷爷少18岁，比蒋介石小3岁，不过他也一直不喜欢从政，1927年我爷爷在杭州当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住在杭州，曾经亲自引见过我二公公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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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见蒋（2）
最后，笔者从陈布雷1948年9月20日在杭州日记中查到，“九月二十日星期一阴晴热八十四度（作者注，华氏）”“昨晚睡甚酣畅，所寓别墅中，夜犹有旅客迁来，余竟丝毫不觉也，七时起即下山麓，至周鸿元车厂，约福清侄同出发游湖，先至城内聚水馆进早餐，所制面食绝精美，允默（作者注，陈布雷妻）即至，至三元坊，访黎叔夫人，余等商定上午游南山，下午用船游览，八时五十分出发，储君裕生殷勤作向导，先至石屋洞啜茗，继至水乐洞，顺道游满觉垅赏桂花，正值桂花盛开之时，坐桂花厅下游赏久之（桂花厅者居民临时搭席棚以招徕游客，仅设桌子八个，极简陋，然厅前后丛桂盛开，芬芳馥郁，使人神怡，尔等流连不忍去）同游者为余夫妇特备山轿上烟霞洞，知客僧保定人，尚不俗。此地亦久不到矣，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从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即由此下山到九溪十八涧，观水啜茗，进午餐，建设无所增进，路面更平矣，由此乘车至毛家埠，改乘申报之游艇下湖，先至白云庵，乃最近修复者，求得一笺，不甚可解，又游刘庄及三潭印月，茗坐至七时，再以小艇荡漾湖上，晚风吹来，稍觉凉爽，八时到楼外楼晚餐，黎叔伉俪特来晤叙，餐毕已九时，楼主人乞题字，写羽蹘无所一绝付之，出门晤见方青儒、娄子匡、张延哲三君，遂回福清寓处小坐吃菱，十一时三十分寝。”
陈布雷这次到杭州旧地重游，记得很详细，道出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联袂到了南昌。
南昌这个地方，陈布雷从未到过。大约是1919年3月，陈布雷为视察祖上在江西办的事业，曾经到过修水，回程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换乘南浔路火车到九江；原来想一游南昌，因同去的族中老人思归，卒未能成行。这一次到了南昌，第一个印象是满街都是横幅标语，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就是不提张静江一个字。张静江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是国民政府主席，按说职位要比蒋介石高。陈布雷想：大概蒋总司令确实劳苦功高，现在是北伐时期，军事高于政治吧！他想先去见一见张静江。
张静江这个人，陈布雷是熟悉的。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兄弟众多，排行第二，人称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也有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之一。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设有盐公堂和盐厂，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也有通运分公司，成为最早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静江幼年虽由家里延师攻读诗书，但一无成就。20岁左右，由其父做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嫌张无功名，示意张父为子捐官。张父遂以10万两银为儿子捐了一个“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张跛足，人称“张跷子”，传说是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致残。也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行走，由于生活放浪，治疗不慎，伤及坐骨神经，遂成瘫痪。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张当时是想乘机到法国花花世界去见识见识。在赴欧的轮船中碰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见张较年轻，官职不高，想说服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相告，并且宣传革命，告以推翻清廷之主张。张静江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专权的腐败情形，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有可能成功，觉得此时同孙联络，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且询问：“先生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中山说将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之用。张静江即表示“愿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亲笔写一信给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