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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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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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
  '26' 李默庵(1904…2001),湖南长沙人。1923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后考入程潜先生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随之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参加东征、北伐,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5年4月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开展抗日斗争,在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后,任国民党军队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等职,参与酝酿和筹商程潜先生起义的一系列重大事宜,并列名于起义通电之中。后在香港与黄绍竑、刘斐等40余人发表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后转阿根廷尽獭�1963年赴美国定居。1991年初从美国回国定居,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会长,全国政小氖纷柿衔被岣敝魅巍5谄摺私烊…常委。 。。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11)
'27' 宋希濂(1907—1993) ,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多次参加湖南学生示威活动,与同学曾三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多篇抨击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文章。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参加东征、北伐,由排长升为连长、营长。1927年赴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归国,军中任职,驻扎南京。后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所在部队后编入远征军,在滇西缅北抗击日军,取得胜利。后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等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2月被俘。1959年12月特赦。后任全国政小氖纷ㄔ薄⑷…第四届委员、第五至第七届常委。1980年旅居美国后;垂暮之年,奔波于大洋两岸,广泛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后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28' 蔡文治(1911—1994),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州区)人,国民党陆军中将。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自费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军事。“九?一八”事变后,愤而回国,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1935年,进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后又破格提升为少将科长、处长。曾参与“台儿庄战役”作战计划。1943年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美、英开罗会议。曾任浴啦孔髡教ぁ:笤陡昂M猓辉僮匪娼槭�1980年后多次回国访问,促成黄埔同学会的建立。
  '29' 邓文仪(1905—1998),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8年任总司令侍从参谋,有“出身于蒋介石侍从室”、“朝夕不离蒋中正左右”之说,后任蒋介石的秘书处第三科,即谍报科(后改制成军统)科长,专门对中共进行诉奸防谍的任务。1932年,邓是刚成立的蓝衣社主要成员,是“十三太保”之一,接任者是戴笠。解放前,邓任政工局局长。去台湾后,邓当选为中常委和国民党“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代主任,国民党内地位颇高。
  '30' 覃异之(1907!�1995),广西宜山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28年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曾任国民党政府军52军参谋长、195师师长、52军副军长、军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东北行政长官部第八兵团副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在香港起义。建国后,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二、三、四、七届全国政小保谖濉⒘烊…常委。著有《第五十二军台儿庄抗战尽贰ⅰ痘破医ň贰ⅰ妒孀邛痰忍钢猩浇⑹录贰ⅰ逗庋舯N勒角昂蠡匾洹贰ⅰ督…国与青年军》、《中国驻印军始末》(与人合著)、《古北口抗战纪要》(合著)等,遗作编入《覃异之回忆录》。
  '31' 孙越崎(1893…1995),浴棍瑁憬…绍兴人。 1913年,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五四”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尽淘喟镏氡本┐笱Э笠毕笛埃笥衷诿拦固垢4笱Ш透缏妆妊谴笱а芯可荷钤欤⒌接ⅰ⒎ā⒌隆⑺盏裙疾煊涂蟆⒚嚎蟆;毓螅卧…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1934年,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同年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抗战爆发后,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1941年,建成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被誉为“煤、油大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浴试次被岣蔽背ぁ⑽背ぁ:竺白派O眨谥泄驳叵碌嘲镏拢橹惫せこА⒒た螅芫鸪艄こ璞溉ヌㄍ澹艚Ц龃蟆⒅行统Э笃笠导�3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建国后,先后任中央财政尽梦被峒苹指本殖ぁ⒖忻嚎笞芄芾泶Ω敝魅巍⒑颖笔∪舜蟪N岣敝魅巍⒑颖笔≌…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小保谖濉⒘⑵呓烊…常委。1950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32' 吕汝骥(1896…1978),字季良,1918年考入直隶军官学校,1920年毕业后曾在陕西、河北、山西等地任军职。抗战初期,任阎锡山部骑兵司令部副总指挥,多次击败日军进攻。1942年后,任战区第4军副军长时,多次和阎及其追随者发生意见分歧,1945年被调往宁夏。1948年,在北平任国防部高级参谋,多次规劝傅作义尽早率部起义,后随傅投诚。建国后,在甘肃、山西等地任军事教官。1955年后,任河北省民革委员、保定市民革主委,多次当选为保定市人民代表。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1)
最大的变化——思想上兴奋
  苏峰(以下简称苏):王老,您好!请您谈一谈1978年您所尽囊恍┦虑椤�
  王大明(以下简称王):197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也有30年了,我只能从我所在的局部回忆一下1978年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1978年,我认为它应当是拨乱反正大潮的前夕,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涌动、酝酿阶段。当然这个涌动、酝酿阶段的过程,必然会有思想斗争,这是必然的。应当说,这一年是酝酿的一年,是思考的一年,也是斗争的一年。
  1978年,在我的印象中,人们还处于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中。说实话,现在我们看来,1978年是“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斗争的一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一年。但是当时的我们并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思想上虽有涌动,但是对于上层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也不完全知道,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呢。
  全面回忆那段时间,人们还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当中。像我们这些人,就特别兴奋,认为我们可以大干四个现代化了,那时候对于华国锋搞的尽媒徊焦龋颐遣⒚挥芯醯糜惺裁次侍猓颐鞘呛苄朔艿摹�
  1977年,全国召开工业学大庆的会,我们到大庆去学习了,我带队去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没多久,化工局就开始抓生产,很快就出现了高潮,北京的媒体就报道了化工局的生产热潮,听说还得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和赞扬。这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总算可以干现代化了,“四人帮”那时候是不让干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
  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这批干部的一个情结,再加上1975年小平同志大抓整顿的时候,把这个情结又大大地调动了起来,可惜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要搞十个大庆,四川发现了大型天然气,要把这个天然气引到上海、北京来,我们非常兴奋,大干现代化的热情再次高涨,我们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大庆,干现代化干出个样子来。这是我们当时思想上的一个大背景。
  苏:当时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1978年的物质生活没有大的改善,老百姓物质生活的困难都还基本没有解决,但是并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觉得我们马上要干现代化了,这个困难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已尽釉帜阎凶叱隼戳恕N矣∠笾校�1978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化不太大,但文化生活变化非常大,这个我等一会再讲。较之于“文革”期间,1978年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很大。物质生活基本还是老样子,但人们并没有觉得苦。我印象中没有人提这个,人们似乎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一切都因为我们要大干四个现代化。
  苏:大干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给化工局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围绕大干四个现代化、怎么干四个现代化,北京市化工局已尽行⌒〉母母镆罅恕F┤缢担炊云骄饕濉F┤缢担こЮ锩嬉灰憬苯穑恳灰慵萍吭趺囱⒒尤嗣堑幕裕吭趺囱股刃蚋茫空庑┪侍猓搿拔母铩逼诩涓闫骄饕澹笈什准斗ㄈǖ囊恍┒鳎灰刃颍焉刃蚪泄芸ㄑ梗际呛懿灰谎摹�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已尽懈母锏囊罅恕N胰衔笔毕旅嬉恍└刹渴强吹搅苏庖坏愕模彩怯懈母镆蟮摹N业笔本褪腔髡鸥憬苯穑芨慵萍木透慵萍N胰衔蠊埂⑵骄饕迨遣恍械模と嘶缘鞫黄鹄囱健5笔被ぞ窒率舻某ё又诙啵桓龃笙鸾汗鞠卤呔陀泻芏喑ё樱揭┕鞠旅嬉灿泻芏喑ё樱褂谢ひ怀А⒍А⑷А⑺某А⑽宄А⒘А⑵叱В谢こА⒒な笛槌В褂谐雒浩慕够А3ё又诙啵鞫と说幕允且桓鲋匾侍狻�
  对于那时候一些更大的、更高一级的改革斗争,我们有一些思想涌动。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围绕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影响生产发展的一些“左”的东西要打破、要清除。在这个方面,已尽加胁煌饧兴枷攵氛耍一辜钚卸恕N壹堑谜庖荒暧幸淮挝胰スせ嶙鞅ǜ妫业ㄗ颖冉洗螅担骸拔揖醯每梢愿憬苯穑忝蔷醯迷趺囱俊贝蠹揖痛笮Γ械木凸钠鹫评础R蛭庵埃挠腥烁姨岣憬苯穑空馐俏镏蚀碳ぃ∷裕裾庑┒鳎得魑颐撬枷肷弦丫…有所酝酿了。那时候,我们这批抓实际生产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搞奖金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真理。不打破平均主义,生产没法上去。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2)
“文革”前,我在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1'的领导下,尽E艿匠ё尤ィ煸诔ё永锔愕鞑椋ü鞑椋恢币岳次揖途醯闷骄饕宕蠊故遣豢尚械摹R虼耍拔母铩币唤崾蟾闼母鱿执揖途醯闷骄饕宕蠊贡匦肓⒖唐瞥岢龈憬苯鹨彩翘敉返摹D鞘焙颍挥腥颂岣憬苯鹫饫嗟摹拔镏蚀碳ぁ贝胧鲜兰�80年代初北京光学仪器厂提出搞“浮动工资”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还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阻力。
  那时候,青年团、工会有时找我去作报告,都不算正式场合。当时化工局的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像赵庆和'2' 等,他们都是长年在基层搞工业的,都很懂得工人的心思,都知道平均主义带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生产无法发展。所以我作报告时,胆子比较大。当时的化工系统隶属于燃料化学工业部,大庆也在燃化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化工系统根据燃化部的部署,比较早地搞了“三大讲”'3', 在批“四人帮”方面,是带头的。因此,在打破影响工人生产积极性这些东西上,我们思想上禁忌比较少,而且,大家都有股探索的劲儿。不是你想搞奖金,我就想着斗你,不是这样的,而是认为这事必须搞奖金。我印象中燃化部的同志们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把生产搞得快一些。“四人帮”打倒了,咱们解放了,真是有一种再次解放的感觉。现在没有障啊耍辖糇ド蟾上执娇煸胶茫�
  所以,在初步改革的时候,对这块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当多的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顶多有人抱有疑问,说搞这个可以吗?这和我们过去不一样。没人说这个不能搞,说你搞修正主义。所以,1978年的北京市化工系统大部分人都自然而然地觉得该这么走了,至于要不要搞计件。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对于打破平均主义,大家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不过,当时我脑子里认为计件是最能体现按劳取酬的。
  苏:看来当时化工局人们的思想很活跃。
  王:是的。北京市化工系统思想的活跃还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关注。当时北京市尽魅我读帧⒏敝魅握排砹轿煌揪途…常到化工局来,我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很多同志不时插话发表意见。化工局的干部思想活跃,特别是一批女处长特别能干。叶林说:“哎哟,你们化工局够活跃的,女处长们都够厉害的。”
  我认为那时候我们的活跃不是对两条路线的活跃,是一种“该干了、该大干了”的思想状态,以及“怎么干”的探索状态。而且,《北京日报》报道我们化工局大干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后,据说当时还得到了华国锋主席的表扬,我们就觉得更应该好好干了,要在四个现代化上好好往前赶了。这是当时我们的一种心态。
  总的来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这些在下面抓实际工作的干部,对更高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认识还没有到某种高度,就处于一种要大干四个现代化的兴奋之中,对于物质生活的一些困难并不太计较。我们还沉浸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从干部到工人,对“四人帮”的那种仇恨确实是到了一定程度,粉碎“四人帮”为什么那么迅速,那确实是得人心。“四人帮”已尽牙习傩斩嫉米锿噶耍乇鹗堑诵∑�1975年整顿后的再次被打倒,那确实是犯众拧恕N裁粗茏芾硎攀篮螅殖鱿帜敲粗卮蟮摹�###”?这不是恕贰⑺…鼓动就能鼓动起来的,这是民心所向。所以到粉碎“四人帮”,容许批判“四人帮”了,要大干现代化了,这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在干的过程中,也要探索怎么干得更好、怎么冲破障啊T谡飧龀迤普习…的过程中,有不同意见,但已尽皇枪ツ侵指懵废叨氛淖龇恕N胰衔饩褪�1978年人们的思想状态。
  政治上的关心——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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