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ツ侵指懵废叨氛淖龇恕Ｎ胰衔饩褪�1978年人们的思想状态。
政治上的关心——小道消息
苏：当时您感觉人们都关心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政治上呀，那时候很多人都关心小道消息。
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一个是上面说的处于充满希望的兴奋之中，另外一个我们想得比较多的是为旧市委平反＇4＇ 、为“###”平反＇5＇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些干部当中，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压得很沉的。一粉碎“四人帮”，脑子里就开始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志常在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在这之前下放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聚会，现在我们这些人一回市里，就常去其中一位同志家，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就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们几个就打打牌，聊聊形势。 。 想看书来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3）
那时候，这种形式的老同志聚会很多，吃点好的，分析分析形势，在农村待着挺辛苦的，回来当然也就吃点好吃的，稍稍改善一下。在这种聚会上，我们最关心的首先是对旧市委的平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文革”一发动，市委就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我们脑子里都想着我们都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衷心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那时候，对“文革”的根本性否定，还没敢往这个上面想。但是觉得，对北京市委怎么着也应该平反；还有一个，“###”怎么着也应该平反。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我们还没怎么想，还不知道大局嘛，想的也是离自己近一点的事情。反正，1978年要求对北京市委、“###”平反已尽晌嗟倍喔刹棵遣栌喾购笠槁鄣慕沟恪�
那时候，一见面就问：“哎呀，看看现在上面最近怎么样啊？”恕行〉老⒕凸毕壮隼矗褪钦庋バ〉老ⅲ治鲂问疲醯檬形汀�###”早晚得平反，都关心着什么时候平反。包括对刘少奇同志的平反都没有这两个问题议论得多，还没有想到那么高。当时就觉得市委应该为刘仁同志平反，都认为刘仁同志太冤枉了。因为当时，刘仁同志的平反还没有提到桌面上来，上面并没有表态，我们也就只有少数几个知心的人在底下讨论。但是，很多人私底下都讨论为刘仁平反、为市委平反、为“###”平反，这已尽晌嗣巧钪幸桓鲋匾奶致刍疤狻Ｋ裕唤烊腥岷筇岢隼吹暮芏辔侍舛疾皇桥既坏模谡庵埃庑┪侍庖丫…是广大人民，至少是相当多的干部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苏：一般的群众又议论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我接触的主要是工厂的同志，他们的议论侧重于为“###”的平反。因为，有一些工人为这事被当成“反革命”给抓了。我们化工局在这方面是好的，一个都没抓。保卫处长把电话记录本锁在抽屉里，自己请假，不来了。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就说没钥匙打不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用消极怠工的办法应付了过去。但是另外一些局，有的局都抓了好几十个。这一下子，工人们的议论就很厉害。
当时，我们很多工业局都在市府大楼，局与局之间，因为一些负责人都是当年市委老青年团、工会出去的，之前有一些工作交往，“文革”期间也都是挨过整的，又都是从下放地回来分到几个工业局的，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所以一有空就串串门、交流交流，于是也就知道这些局里面抓“反革命”的情况。局里面领导“左”一点或者胆子小一点的，就抓的比较多。好在那时候化工局的领导班子比较齐心，互相之间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认为最好不抓。
那时候，我曾是办公室主任，扮演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各个处长有什么问题都到我办公室来叨叨，我也就集中起来向局里的一、二把手念叨。他们对我比较放心，认为我比较可靠，不至于揭发他们。我们的保卫处长以前是老公安局的，跟我很熟，他熟悉公安局的一套做法，也反感得很。他就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给他出主意，你把电话记录本锁起来，请假不来上班就是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后，我们就和他们说：“这不行啊，人家不在，我们也没钥匙，开不开。”于是也就这么拖着，糊弄过去了。一个也没抓，一方面说明咱们顶着干不容易，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我们碰上的那几个公安局的人也不是太较真、太卖力气，一遇见阻力，他们也就不硬来，没和我们对着干。
我们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旧市委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关心旧市委的平反；我们这些人当时大多都在各个工业局，工人们关心“###”的平反，我们也很关心“###”的平反。
我们是最关心旧市委平反的，因为毕竟离市委比较近一点，各个区县的领导、青年团、工会的领导对市委平反的关心度比我们稍低，但比工人要关心得多。我们这些人关心旧市委平反，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呢，我比较幸运一点，刚把处分全免了。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4）
1969年，军宣队刚要我下放的时候，我属于犯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留党察看一年。后来到了农村，过了一两年后，又改成严重警告。再后来我到化工局，粉碎“四人帮”后，我又申诉，才把我所有的这些处分全免了。时间大概是1977年、1978年。
苏：那您算较早“解放”的干部了。
王：是的。那时候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有些甚至到1981年、1982年才彻底平反呢。所以我们这批干部对市委的平反非常关心。我算中层干部，“解放”得稍早。高层一点的干部“解放”得比较晚一些。我记得我在化工局工作一段时间后，那时候我住在和平里，佘涤清＇6＇ 放回来了，王汉斌＇7＇ 放回来了，都住在和平里不远。王汉斌分配在一个厂子里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后勤，是排在第十几位的革委会副主任，挺屈才的。我们尽Ｔ谝豢榇蚯排疲治龇治鲂问啤６杂谑形恍└卟愀刹浚不崤级囊涣模┤缢抵Ｌ煜柰驹趺囱税。…怎么样了啊。恕栈乩矗鸵黄鹑タ纯础Ｎ一辜堑觅艿忧甯栈乩吹氖焙颍液驼琶饕澹�8＇ 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太敢走动，我们属于“我们就这样”一类的人，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个意思，就去看望刚“解放”的同志。
1978年总的感觉是，北京市相当多干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刘仁同志平反的要求。刘仁同志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做了大量工作，一定程度上，彭真和刘仁代表着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因此北京市相当多干部非常关心，非常怀念。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文化的大变化——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苏：刚才您谈到了文化上变化不小，具体是哪些变化？
王：文化上变化比较大，我记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1978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文化生活有一个亮点——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终于打破了！这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看内部电影，哎呀，看内部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干部当中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当时化工局我们这几个人每逢有内部电影，几乎必到。各大部委好多礼堂都放内部电影，还有就是不定哪个单位搞来了片子，就放，于是就发票，要搞到票都是靠关系，于是就有专门的人成天在那里倒腾票。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很喜欢看，化工局工会的同志很积极地去弄票。有时候一弄还能弄到好几十张票，于是一帮子人一起去看。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关于朝鲜一个女谍报员的，连着三集，一演就演一夜，从晚上12点一演演到早上5、6点，在北京展览馆放的。我记得这次是我爱人弄的票，弄到票的时候很晚了，拿到家里来了，大概有十几张票，找恕ツ兀恳桓龅谜矣薪煌üぞ叩模沟糜腥税矗豢吹每匆灰拱 Ｎ揖透ぞ旨父鐾反虻缁埃嵌际前谜撸朔艿煤埽谑且顺档轿颐羌依矗盐颐墙由希豢榭吹降诙煸缟稀５诙煸缟匣挂ぞ值某Ｎ幔壹堑谜獯慰赐甑缬昂螅フ郧旌湍抢锍粤说愣鳎幼趴崛チ恕ＭУ模腔故堑孟氚旆ǹ没帷Ｄ憧矗颐悄鞘焙蝰肪偷秸庵殖潭取５笔焙芏嗳艘涤嗍奔涠荚谙耄合衷谠诜攀裁吹缬把剑趺囱愕狡保�
苏：都有些什么片子？
王：那时候的内部电影，哪个国家的都有，有日本、朝鲜、南斯馈颉⒙蘼砟嵫堑模拦缬耙灿小Ｎ蚁衷诙技堑茫桓鍪恰痘甓侠肚拧罚桓鍪恰对沃匚隆罚忝窍衷诤芏嗄昵崛酥馈痘甓侠肚拧罚馈对沃匚隆返牟欢啵腋憬步病对沃匚隆方驳氖裁垂适隆Ｋ墙惨桓鲇⒐墓笞寰伲谡秸斜慌诘鹕耍サ募且渫耆ナЯ恕Ｒ蛭且渖ナЯ耍橇俗约旱募蚁纭⒏改福约捍右皆撼隼吹穆飞希团黾桓雠模罄春驼飧雠牧蛋耍扔谒纳钪匦驴剂恕Ｋ墙峄楹笞≡谝凰孔永铮礁鋈烁星楹苌睢：罄凑飧瞿兄魅斯硖迓指春螅ㄉ缧葱耪夜ぷ鳎ㄉ缫猜既×怂Ｋ雒抛急缸叩氖焙颍烁昂昧讼渥樱米欧棵诺脑砍住＝峁庖怀雒牛龋殖龀祷隽恕Ｕ庖蛔玻押退苏庖欢蔚募且淙橇耍郧暗氖虑橛旨瞧鹄戳耍肫鹱约菏鞘裁醇易宓墓笞寰伲氐郊易迦ド盍耍陌嗽诩依锶丛趺吹纫驳炔坏剿２还米攀掷锏脑砍滓恢本醯煤苣擅疲渥右丫…存在旅馆了。这个男的后来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丁鲁ぃ雒耍飧雠脑诒ㄖ缴峡吹搅耍腿フ宜翟谙氩黄鹄础Ｅ暮芡纯啵涂嫉秸飧龉竟ぷ鳎踔磷隽怂拿厥椋掀舴⑺赡械氖贾障氩黄鹄础＞…过若干年后，女的几乎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个男的一直没有结婚，他一直觉得有问题，有时候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钥匙，不停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的老启发他，说起医院出来的路上有一个咖啡馆，还去旅馆把箱子拿来给他看，他都若有所思。有一次，他自己沿着医院出来的路上一直走，走到他们两个曾尽募颐趴冢砍淄锿芬煌保趴恕Ｋ赝芬豢矗桥囊怖戳耍蝗痪拖肫鹄戳耍礁鋈擞当В缬耙簿屯炅恕�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5）
苏：典型的好莱坞制作，在1978年那可少见。
王：对呀。我挺喜欢看这部电影，后来我还重看过，我觉得《鸳梦重温》比《魂断蓝桥》还好看。这种艺术片感情描写得很真挚，很有意思。好莱坞的片子往往是通篇没有说教的成分，不讲大道理，但是人们看了之后，对美国社会印象都很好，说明他们的手法很高明。我们也可以学学这种手法，用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甚至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党和国家，宣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内部电影，当时可真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文化专制可过去了。那时候可没想这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什么的。解放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也看过美国电影，再加上我们这些干部好歹都有抵抗力，1978年再看看这些美国片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然后拼命去搞票，再有还要去看，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都是非常受欢印摹９加⒁怀瑁裁础陡杷讨茏芾怼罚ミ希歉鋈」恼瓢。壤嵊舭。笔北鹛嵊卸嗳饶帧⒍喔腥肆恕Ｄ鞘焙虻奈幕睿嬲侨嗣堑那斓湟谎Ｕ夂偷笔钡奈镏噬钍且桓鱿拭鞫哉眨�1978年的物质生活还没有看到大的改善，物质供应什么的还是凭票。像我，特别爱吃花生米，能敞开吃花生米，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情了。我作报告老举这个例子，说我特别爱吃花生米，等到了一块四一斤的花生米敞开吃的时候，从我这点就证明，农村的问题解决了，能吃上饭了。花生米一块四一斤，价钱再上不去了，我这爱吃花生米的人随时能买到，说明物质丰富了。当然，这是以后了，1978年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时候安徽也才偷着干起家庭联产承包，北京这边可能更晚，因此供应还没好呢，物资不充足。但比“文革”期间稍好点。
苏：从文化上可以看出，人们当时比较兴奋。
王：尽管物质生活改变不大，但人们确实比较兴奋。一个是工作上很兴奋，我们能放开手大干了，没有人整我们了，可以搞现代化了，这是第一个兴奋。第二个兴奋是文化上的，我们这些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比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要高很多，所以，就觉得，总算不要整天听八个样板戏了，能看电影了，能看一些文艺演出了，特别是有一些文艺演出，能批判一下“四人帮”，歌颂一下周总理。那时候群众热烈的场面可不像现在唱通俗歌曲这种热闹法。郭兰英一唱《歌颂周总理》，那全场就是热泪盈眶啊，那种感情的真挚真是记忆深刻。
岔开讲一句，现在有些样板戏也老演，说实话，我认为有的唱腔艺术上是很不错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健嗟睦佑。睦锊惶娣�
人们的文化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逛内部书店看内部小说。我记得当时出了很多内部小说，很多人都喜欢逛这些内部书店看看这些小说。我记忆中出了一批苏联的内部小说，我一度非常着迷，那一年我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将两大本厚厚的《朱可夫传》给看完了，写得真好，非常精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内部电影搞票比较难一点，文艺演出是公开的，稍微容易一点，但也得要票。虽然要票，但能看到的人比较多一些，我记得当年公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讴歌“###”中的人们，也挺好看的。想想1978年前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化生活的变化很大。
我们对文化生活是有需求的，我记得“文革”前，我们为了看电影、看演出都是到外面排队买票的，两个人带上孩子一起看电影、看戏，这是作为一家人很重要的享受。“文革”期间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文化上很苦闷，那时候觉得这种苦比物质生活的苦还难受。因为物质生活上，我们至少能吃饱饭，不像一些农民吃不饱饭，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的。1978年前后，当时也没什么电视，收音机里也听不到什么，但可以看内部电影、看文艺演出、看内部小说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喜悦的改变。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6）
毛主席有没有错？
苏：当时你们思考的更高一点的政治话题都有什么？
王：那时候也有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对大的事情的思考。譬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韩伯平、储传亨等，已尽加兴伎技父鑫侍饬恕Ｒ桓鼍褪嵌悦飨母鋈嗣孕拧⒍浴拔幕蟾锩币灰骋桑棵飨忻挥写砦螅�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只是不敢说而已，看不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正确性。我们也在关注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彻底地否定，还是“三七”开？或者“几几”开？这个我们比较关心。我们也有议论，都觉得“文化大革命”否定越多越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