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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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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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三七”开?或者“几几”开?这个我们比较关心。我们也有议论,都觉得“文化大革命”否定越多越好,这一点我们是私下议论比较多的。
  对毛主席有没有错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三个方面想不通,心底自己起了怀疑,但不太敢说。第一是毛主席支持健唷N叶越…青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过好印象。健嘣凇拔母铩鼻熬屠侠幢本┦小爸傅肌惫ぷ鳎形砍だ铉鳎�9' 坚持浴颍挥欣聿撬挠执蛴掷…。我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听到一些健嗟氖虑椋┤缢邓巧鲜兰�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大家对她都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我心想:“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后来“文革”发动,一直到“文革”结束,毛主席支持健啵…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大家对健嗟挠∠罂晌交导耍南耄骸懊飨趺粗С炙俊彼凳祷埃…青可给毛主席减了不少的分。
  第二是林彪。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时,我正在牛棚,听了之后,心里就想:这个“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贰怼保颐堑忱刺岢摹俺颓氨押螅尾【热恕笨赏耆灰谎⌒牡拙头膏止荆骋闪直胝飧鏊捣ǎ鞘笨刹桓一骋擅飨�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又说“林彪欺啤嗣飨保倚牡子行┗骋桑好飨敲次按蟮娜宋铮不岜黄…?
  第三,也是对毛主席是神的信念的最大动摇,就是再次打倒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搞全面整顿。那时我们可是非常热情的,一提起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我们就觉得劲都来了,还很兴奋地说:又要开夜车啦!可是,清华大学刘冰通过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两封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却被毛主席批评了,而且很严厉。'10' 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迟群、谢静宜的印象都很坏,就觉得毛主席怎么了?
  1976年4月的“###”,使小平同志被诬为总后台,被完全打倒。我完全想不通,是不是毛主席老了?因为我接触到的人都热情地支持整顿,支持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再次打倒邓小平实际上是毛主席彻底脱离了群众,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我们私下里还传“文化大革命”的笑话,传健嗟亩窳有芯逗痛砬榭觯舛汲晌嗣翘富昂苤匾囊桓鋈鹊恪�
  苏:都有些什么笑话?
  王:虽然过去30年了,我还记得一些笑话是关于军宣队的,当时军宣队在一些地方还没走,于是大家就传一些军宣队不懂行、说外行话的笑话,我记得那时候这种笑话比较多,至于说点白字什么的,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我记得一个笑话,关于军宣队训话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说成亡羊补“宰”也不晚,什么叫亡羊补“宰”呢,就是说现在再补宰一刀。(笑)反正当时类似这样的笑话特别多。当然,“文革”中,很多军宣队的干部是很不错的,很有浴颍灿姓澹庖坏阌Ω每隙ā�
  传播笑话的同时,再有一个就是传对健嗟拇恚灰贡邪∈裁吹摹;顾嫡糯呵攀桥淹桨。瞪趺椿蛋。蛭笔倍哉庑┤嘶姑蛔鹘崧郏颐钦庑┤硕家槁壅庑H绾慰创拔幕蟾锩保咳绾慰创飨空庑┰…是在某一层干部中小范围讨论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开呢,大家都在盼着,看中央怎么表态。
  苏:当时您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什么看法?
  王:1978年,大的问题还牵扯到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究竟是非标准应该怎么算?以什么为标准?我们这些人议论,以实践为标准,我们好像都是接受的。而对于“两个凡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错了,我们怎么办?真理标准讨论,我们这层干部已尽哟サ搅耍枷肷喜⒉皇呛芮宄挥幸馐兜秸獗曛咀帕教趼废叩亩氛曛咀挪β曳凑囊桓鐾黄瓶冢济挥腥鲜兜秸饷锤摺J榘⊥ !∠肟词槔�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7)
对毛主席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真理标准的想法,都纠结在一起,这成了我们思想上一个重大的扣。我们是倾向于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被否定,我们觉得毛主席应该也是有错误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讲,但是能不能这样做?最后中央到底作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都在底下猜测啊,议论啊,传小道消息啊,就处于这种阶段。我印象中,1978年就处于这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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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您怎么看待“文革”期间的一些人和事?
  王:现在想想,“文革”期间,恕疾缓霉�
  刚才我说了这个时候小道消息很火。我们这些人朋友不少,兴趣也相投,互相之间可不是就谈论这些事情么。中央的事情,还有北京的事情,都在讨论之列。旧市委的一些干部当时对吴德的意见挺大的'11'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他对旧市委的干部执行“左”的东西,整得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他对“###”难辞其咎,而且他在当时还保持着不明朗的平反态度,这对当时平反“###”,应该说是一个阻力。这是我听到的多数人的看法。
  当然,后来我看到吴德'12' 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这本书,我对他的看法也有变化。吴德也有他很难的一面,他在当时处于那样的地位也做了一些好事,也很不容易的。他跟健嗨潜3肿啪嗬耄罄丛诜鬯椤八娜税铩钡氖焙颍彩怯泄毕椎摹5牵笔蔽颐窃诘紫绿寤岵坏剑途醯迷勖鞘亲钕缺淮虻沟模芰撕芏辔4蠹叶岳钛┓濉⑽獾露己苡幸饧衔鞘抢创虻刮颐堑模杂幸饧6悦飨共桓一骋桑蛊桓曳⒌矫飨砩稀�
  1972年我从下放的地方——门头沟区调回市里,在化工局任职。没多久,化工局要提拔我任副局长,结果到了市委被拦住了,市委那边的负责人明着就说:“他是旧市委的人,不能提拔。”化工局的党组书记黄光就和这个人吵架,说:“我也是旧市委的人。”当然,这次提拔没有成功。
  我们当时觉得他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的'13' ,我们北京市委(指旧市委)怎么回事,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批人,结果,他们对待我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听汪家镠'14' ,他们到北京市委来,好像到了“敌占区”的感觉,那么一种心态。把我们都看成了敌人!
  苏:为什么都看成敌人了?
  王:也许他们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才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时也没敢怀疑到毛主席,毛主席是不能怀疑的。但他们这样对我们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又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然苦闷、怀疑,那你说我们怀疑到哪里去?当然就是怀疑到我们直接接触的这两个人。
  最早是李雪峰来到这里,接管北京,他一来就把包括我在内的人都打成了黑帮'15' ,这些事情就是他做的。当时华北局工作组就在那里,像我这样的都当了黑帮,被专政了,更不要说那些高级干部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中下层干部都这样了,你这打击面也太广了吧。而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同属华北局,你难道不知道?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当时毛主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嘛。但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认为我们没什么错误,我们都是革命干部,怎么你们一来,我们都成了敌人了。哎,当时真的很苦闷,革了一辈子命,一片热忱,结果成了这样!
  不过,我想,当时的那个处境,除去健嗄桥撕霉猓铱疵挥惺裁慈撕霉8饔懈鞯哪压Α@钛┓逡膊焕猓芸炀捅换坏簦脖淮虻埂�
  苏: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林乎加同志来北京了。
  王: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实干派。
  吴德走了之后,1978年11月,林乎加'16' 调了过来。林乎加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段呐,北京到处都传“乎加指示”,我们这批人是非常支持他的。我后来去了尽ㄊ比伪本┦芯…委副主任),陪着林乎加到处跑厂子,当时我对林乎加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都传说他在上海、天津干得很好。我觉得林乎加是实干派,当时北京就缺这样实干的领导呀。像我接触的旧市委的一批人,都是挺佩服林乎加的,而且都很支持他。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8)
认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的呢?有一次,北京市科委的同志给他汇报,汇报完了之后,说希望林乎加同志给大家讲一讲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据说他生了气了,可能拍桌子还是怎么的了,反正生气了。说明他当时是比较支持华国锋的,支持“两个凡是”。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他怎么是这个态度?觉得这是不对的。开始对林乎加有怀疑,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后来林乎加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跟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吧,绝不是北京市的干部顶了他什么的。
  其实,林乎加在北京是干了一些实事的。华国锋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用了很多外汇,一定程度上使得尽帽成狭税ぁA趾跫釉诒本┑氖焙颍蔡岢鲆愣嗌偻饷常颐堑笔本醯谜飧鍪钟械忝槐吡耍械愎至恕2还馑得魉呛芟敫憔…济、搞发展的,他是实干派。浴炊运婷皇裁椿骋桑欢雀鞯氐酱Χ即昂跫又甘尽薄D鞘焙蛩桓鲆桓隹诘酱μ惚ǎ惚ㄍ炅怂徒不埃驳幕拔颐腔厝ザ己苋险娴卮铮幸欢挝颐嵌妓担本┦懈骺诘酱Χ荚诮病昂跫又甘尽保耐磐Ω撸蠹一故欠浅VС炙摹�
  当时我在尽运屯ε宸模冉隙校ぷ髂芰νη浚敢馓こУ氖导是榭觯乙餐ΧK苍敢夂透刹棵墙涣鳎档闼枷肷系氖虑椋故窃敢馓摹�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一些什么感受?30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您有些什么印象?
  王:1978年,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光是党内外的同志关心,普遍的中国人都关心,而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1978年是酝酿的一年、思索的一年,也是思想开始分野的一年。
  当时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成型,人们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些想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四人帮”那一套东西很不满,这是肯定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对于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又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说,1978年是思索酝酿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旧斗争的一年。
  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两个方面的感慨,一个是没想到。1978年的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我没想到30年后我们国家有这么贰旄驳氐谋浠谡巍⒕…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我们的步子都走得相当快。还是浴吹哪切┩恋睾腿嗣瘢故窃…来那些资源,但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却成倍地增多,必须承认,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
  第二个就是忧虑和反思。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物欲横流等诸多丑恶现象都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改革中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付出代价、交高额学费,但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在反思和总结尽榻萄瞪喜惶唬Ω醚暗鹿飧雒褡甯矣谥泵娴木窈陀缕又贫壬稀⑻逯粕献芙嵴�30年,特别是反思建国59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尽椤5比唬谕鸭盖攴饨ㄗㄖ扑枷氲纳羁逃跋欤皇且怀幌δ艹晒Φ模沟眉复耍币布辈坏谩�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正反两方面的尽槲颐欠此嫉牟还唬芙岬牟还唬玫囊膊还弧3米啪…历了改革开放30年、建国59年历史的人还在,应该好好总结和运用。我们民族一旦接受这笔财富,我们的民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强大的不仅仅是尽蒙系那看螅侨硎盗Φ那看螅颐窍衷谒坪趸谷闭飧觯�
  '注释'
  '1'郑天翔(1914…),内蒙古凉城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宣传科长、专员、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专员、宣传科长。建国后,任包头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75年后任北京市委书记。1978年5月任七机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1978年12月至1982年4月期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第一书记。1982年4月任航天部顾问。1985年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七大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9)
'2' 赵庆和(1924…)山西河津县人。1937年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1938年入党。1940年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连指导员。1941年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任北京文化用品总厂厂长、北京制革厂厂长。1958年,任北京化工局副局长,1965年之后,任局长。1985年离休。
  '3'“三大讲”活动指大讲健喾锤锩藕嵝惺钡呈芷浜Α⒐芷浜Α⒌ノ皇芷浜Α⒏鋈耸芷浜Φ纳畛鸫蠛蓿淮蠼餐…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尽淮蠼餐…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尽楹吞寤帷�
  '4' 1979年1月16日至25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召开,在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指出,对所谓“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平反;关于城工部问题和《海瑞罢官》及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问题,应一律推贰狡椒矗凰健岸卤洹备静淮嬖冢还赜凇俺┕勐ナ录彼A娜耍σ宦苫指疵�1979年3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下发《关于撤销对彭真、刘仁等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宣布对18位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彻底平反。12月4日,为给受株连、受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市委下发《关于为“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平反的决定》。
  '5'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以第一版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其中提到:“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拧帧娜税铩耆歉锩卸6杂谝虻磕钪茏芾怼⒎炊浴娜税铩艿狡群Φ耐疽宦善椒矗指疵!蓖眨�15日,新华社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完全是革命行动》的醒目标题,发出电讯。
  '6' 佘涤清(1917!�1999)男,河北获鹿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3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学校以“思想极端反动,想推贰钡淖锩�1938年4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9年7月,任华北联合大学组织科副科长、校党委委员。1942年底调往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培训和派遣平津地区学生党员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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