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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介绍，曹操想了一招，他给刘表写了封推荐信，把祢衡推荐给了刘表。祢衡到了刘表那里，开始刘表挺欣赏他的才能，对他也很重视，但领导一赏识，祢衡蹬鼻子上脸的劲又来了，不仅傲慢异常，就连刘表他也想羞辱就羞辱。
刘表也动了气，本想杀了他，但想法跟曹操差不多，不想落个杀名士的罪名，干脆如法炮制，给自己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写了封信，把祢衡推荐到黄祖那里。
黄祖见到祢衡，深为他的才学所吸引，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为作书记），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但祢衡本性难移，一次黄祖大会宾客，祢衡又跟领导拧上了劲，连黄祖的面子都不给，还骂了黄祖几句，黄祖一时恼怒，下令把祢衡杀了。
黄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平时就恨祢衡，一接到命令即刻让人动手。黄祖果然后悔，想收回成命，他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出来营救，但祢衡的死刑命令已被执行。
祢衡死时二十六岁，根据传说，他死的地方名叫鹦鹉洲。
祢衡这个人有点过于另类，他确实有才，否则刘表、黄祖开始也不会赏识他。但他个性太强，甚至于有些怪诞，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好在像祢衡这样的人纯属极少数，到许县来的大部分人都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不管是冲着朝廷而来，还是冲着曹操而来，曹操一概表示欢迎，对他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比人才更珍贵的了。
【四、袁绍的不满】
看到曹操把天子一行不仅顺利地弄到了许县，而且还干得红红火火，天下有识之士争相投奔，有一个人心里贼不舒服，他就是袁绍。
此时的袁绍仍然陷于南北两面之敌的夹击之中，由于无法脱身，再加上他对献帝一向有意见（帝立既非如绍意），所以坐失了迎接天子的机会。现在看到曹操占了便宜，心里很不是滋味。长期以来，袁绍一直没拿曹操当外人，在他眼里曹操就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他就没有曹操的一切，尤其在曹操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曹操的危机。自己腾不出手来去迎接天子，曹操去了应该算是自己派去的，曹操理应向自己汇报汇报情况吧。袁绍在邺县等着曹操汇报工作，曹操没有来，也没有派个人来，却等来了献帝措辞严厉的一封诏书，把袁绍臭骂一顿，袁绍的肺都快气炸了。
这件事《三国志》里没写，仅记录在《后汉书》中，说献帝到许县后，给袁绍下了一封诏书，责备他虽然地广兵多，但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擅自征伐，不来勤王（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诏书虽然是以献帝名义下达的，但幕后指使一定是曹操这小子，这不是公然以下犯上吗？地广兵多的又不是我一个，有几个勤王去了？曹操自己不也到处讨伐别人吗？为什么只点名批评我呢？袁绍实在想不通。
袁绍觉得既然是天子的诏书也不能不有所回应，他认真地给献帝上了一份书，这份文件挺长，全文也收录在《后汉书》中，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写的，可能出自大笔杆子陈琳之手。这份上书的开头部分尤其精彩，袁绍写道：
“我以前听说有了蒙冤之人上天会五月降霜，又听说悲声痛哭可以让城墙崩塌，每当看到这些我都认为是真的，但跟现在的情况一比，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为何这么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搭上了整个家族的性命，一片忠心却换来了如此罪过，怎不让人日夜哀叹、心肠裂断、眼里哭出血来（昼夜长吟，剖肝泣血）？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见城塌霜降来应验，可见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这段话中心意思就一个：冤！然后袁绍从自己参加工作开始说起，说他如何跟张让等宦官作斗争，在何进被杀后如何力挽狂澜，如何不畏董卓的强暴，后来如何在孟津休整兵马，领导反董大业。袁绍一再申明的是，自己对帝室一直忠心不二，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匡扶汉室的努力，丝毫不敢懈怠。
这封长篇上书里除了袁绍不停地诉委屈之外，还透露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一个是说曹操到兖州的活动是袁绍指派的（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而且说，曹操几次都快要死了，是袁绍救了他（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这些或许符合事实，但却对曹操有些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除《后汉书》以外的其它史书都未记载这件事，也没有收录袁绍这份上书的原因。
另一个是，袁绍也顺便解释了他跟袁术翻脸的原因，在袁绍看来他跟袁术不合完全是由一个人引起的，这个人就是朝廷特使马日。当初朝廷派马日和赵歧出使关东，马日到了袁术那里，由于他处事不当、偏听偏信，使得他们兄弟俩成为仇敌。
袁绍说的后一件事十分强辞夺理，但此时马日刚刚去世，把责任推给死人，反正也无法查证。袁绍想说的是，他很忠诚，很努力，很正直，所以很无辜，很委屈。
袁绍的上书送到许县，他心里的气还没有散完，又来了一件事把袁绍心头的怒火彻底逗了起来：袁绍接到诏书，朝廷任命他为太尉。
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绍的年龄和资历能担任太尉一职无疑是件荣耀的事，数十年来，三公已经快要成了袁家的专利，从他父辈往上数，四代人一共出了五位三公。而他这辈人里还没人有这个荣耀，如今能当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续一笔，那将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可是，袁绍一打听，得知曹操担任的是大将军，高兴劲一下子没有了，袁绍认为，曹操既然是大将军，他这个太尉也就一钱不值了。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是文武百官的首领，在设大将军的情况下，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尤其是太尉，在三公里分管军事，与大将军的职权重叠，更是形同上下级关系。
如果接受太尉的任命，就承认自己甘居曹操之下，这怎么可以？
袁绍的不满也有些道理，即使是现在，无论袁绍还是其他人，都会认为曹操只不过是袁绍阵营中的一员，袁绍是上级，曹操是下级，现在居然掉转过来了。袁绍想，即使自己肯接受，手下这些人会怎么想，这不是鼓励大家以下犯上吗？
《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上表天子不接受这项任命。《后汉书陈纪传》进一步补充说，袁绍不仅没有接受太尉的任命，而且让位给陈纪。陈纪自然不敢接受，他此时被朝廷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大鸿胪卿）。陈纪，著名的颖川郡陈氏家族成员，他的儿子陈群日后成为曹魏阵营里的名臣。袁绍不接受太尉的任命，这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曹操这才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有些不周。
原本他以为，袁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意义，对袁绍来说，太尉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了，他没费一兵一卒就白得了这个职务，应该满意。没有想到，袁绍丝毫不领情，双方的隔阂反而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曹操早就明白他跟袁绍迟早会有一场决战，但不是现在。不仅如此，袁绍还是他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绍过早摊牌，那是极不明智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后悔。
他决定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
这是很伤威望的事，换成别人，宁可错下去也不会轻易低头，但曹操是个务实的人，他宁愿损失一些个人威望，也要把与袁绍的同盟关系继续维持下来。
这项任命很快以献帝诏书的形式下达，曹操辞去大将军，改任司空一职。可是，袁绍那边却毫无反应，接到诏书后，如果接受，应该立即上书谢恩；如果不接受，也应该有所表示呀。曹操明白，袁绍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
过了年，他想派个有分量的人到邺县走一趟，帮袁绍找回面子，让他消消气，把大将军的任命接下来。曹操想了想，觉得孔融最合适。
孔融的名气没有问题，目前担任部长级的将作大匠一职，地位也没有问题。曹操让孔融走一趟，还有一个原因，想通过这件事让他们缓合一下矛盾。
一年多前，孔融还是袁绍的敌人，他跟袁绍的长子袁谭都担任青州刺史一职，袁谭攻击孔融，打了大半年。孔融到了许县后，心里常常不踏实，总怕曹操哪一天受袁绍之命找他的麻烦。孔融刚一听说曹操让自己出这趟差，脊背上直冒凉气，莫非姓曹的这小子真要把我支到袁绍那里挨收拾？但孔融是个极聪明的人，经过简单地分析他很快明白了曹操的用意，曹操想收拾他不会等到现在，曹操是想帮他的忙。
孔融很感激，尽管他以后成了反曹斗士，但在建安初年他跟曹操的合作还算不错。孔融接受派遣，于建安二年（197年）三月来到邺县，宣布朝廷对袁绍大将军的任命。
献帝不仅拜袁绍为大将军，而且封他为邺侯，这是一个县侯，较袁绍此前的伉乡侯高一级，还赐给袁绍天子的节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虎贲卫士百名。这还不算，献帝还给了袁绍一个新的行政职务：督四州事。这四个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
献帝下达这项任命时一定没有查阅过近几年的皇家档案，也许皇家档案已经全丢在逃亡路上了，总之这项任命很有问题，因为几年前献帝也曾颁发过同样的任命，就连所督的这四个州也丝毫不差，不过那是颁给另外一个人的，公孙瓒。
公孙瓒那边没有免职，这边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术性错误，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让旧人和新人相斗。
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当年“三人小组”能想出来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话下，袁绍和公孙瓒已经势如水火，给他们加把柴，让火烧得更猛些。
失去大将军职务的曹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官位是死的，规定是活的，他担任了司空一职，同时代理车骑将军，还顺便搞了一次职务改革，规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领（百官总已以听），仍然把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五、“曹统区”掀起大生产运动】
解决了朝廷的人事安排问题，暂时平息了袁绍的不满，曹操还有一系列挑战需要面对，最突出的问题来自于经济方面。
曹操离开兖州大本营，出于战略考虑将新首都定在许县，在后勤保障方面就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近一两年来，曹操采纳毛等人的建议，在兖州一带积极发展生产，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让自己处处居于主动。
但是，曹操在许县一带基础还不很扎实，许县以及周边的颖川郡、汝南郡虽然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区，但这些年来遭受战争的影响也最深，黄巾军在这里势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荆州地区。
朝廷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粮食、布匹等物资，军队也需要后勤保障，这些物资如果都依赖兖州供应，浪费会很大，兖州那边也难以为继。
拿军粮运输来说，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兖州运到许县来必须组织大量人力参与运输，还要考虑运输队伍途中的物资消耗，往往运一车粮食，至少还得再准备一车粮食供人们路上吃，另外，沿途安全又难以保证，这个办法基本上不可行。
许县的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立足于就地解决。曾在东郡任东阿县令的枣祗和夏侯的副将韩浩同时向曹操建议，通过在许县周边一带进行屯田的措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
枣祗是颖川郡本地人，家住阳翟县，跟郭嘉同县。曹操在东郡时，枣祗在东郡下面的东阿当县令，张邈、陈宫之叛，兖州近八十个县里只有枣祗的东阿县等三个县没有叛变，为曹操反败为胜立下了大功。枣祗这时也随曹操来到许县，有的史料称他此时担任献帝近卫部队的指挥官（羽林监）。
韩浩一直担任夏侯的副手，当年夏侯被人劫持，韩浩临危不乱，将夏侯解救出来，曹操事后对他进行了表扬。
枣祗、韩浩建议曹操效仿汉初以来的经验，把流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的屯田。
屯田作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汉文帝时期。据《汉书晁错传》记载，著名改革家晁错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败的教训，认为单纯以戍卒守边的制度有很大毛病，必须实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与戍边结合起来。于是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下令在边郡屯田，这比汉武帝时经济专家桑弘羊建议屯田西域还要早得多。
不过，晁错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与国防建设有关，属于半军半民性质，许县的情况与那时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参照前人的办法推行，在当时还存在着争论。
反对屯田的人也不少，据《三国志司马朗传》等史籍记载，对于曹军收复的大量无主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土地“国有化”，由于反对的人不少，曹操也不得不有所考虑。曹操让枣祗找荀等人商议，荀支持屯田。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才能度过危机。
经过内部讨论并逐步统一了思想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标志着这项“战时经济政策”正式实施。
从建安元年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这项制度推行了七十年，可以说它伴随着曹魏帝国的兴衰始终，成为曹魏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
屯田首先在许县附近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收成由国家和农民按比例分成。
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
农业工作本应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卿管理，为了加大推行力度，曹操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在许县试点期间，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管理具体的屯田事务，直接向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曹魏早期的屯田工作由司空府直接主导，由下面特设的屯田官来具体负责。这种制度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到曹魏时期，随着屯田规模越来越大，这项工作转到了尚书台管理，屯田官的职务和品级也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与地方行政官员并行的一个系列。
屯田刚开始推行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挫折，据《三国志袁涣传》记载，屯田刚开，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还不太适应，他们经常逃亡。对此，袁涣建议曹操，农民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改变，必须因势利导，要让他们自愿，不能强迫他们在土地上耕种（宜顺其意，乐之乃取）。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情况这才有了好转。
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税太重。
过去农民给地主扛长活，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政府扮演了地主的角色，收租也按这个比例。如果农民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就要提高到百分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