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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这种对于自身的“部分视而不见”比较起来显得更加奇怪的则是对于疾病本身的视而不见。在一本综合了文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名为《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卓越的美国学者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阐述这种“视而不见”：当一个人听说其他人身体上的痛苦时，人们也许会稍稍被触动，但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内部，而这样一些表层之下的深层次现实也看似有些遥不可及，因而无法对当下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凶兆，这种情况都显得不够真实具体，因为疾病还没有在可见的表面把自己显露出来。
即便是我们具备了很高层次的同情心，也无助于缓解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看起来跟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痛苦同样的抽象—例如，在电视上一次一次看到洪水受害者的图像，使得我们对于痛苦也日益麻木了。“他人的痛苦”是一种抽象之物，或者因为看不见而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同样的，在我们自己身处痛苦或者忍受疾病折磨时，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医生做出的诊断，无论是证实或是推翻你自己的“自我诊断”，都不仅仅会增强医生的权威性，而且还更让你显得无足轻重。即便是此时病情还没有彻底清楚，但跟你刚到医院时相比，你的病情已变得更加明朗了一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医生将借助于现代医学科技所提供的科学器材—激光、扫描设备、DNA抽样、探针、显微镜照相机、计算机分析、3D造影、资料库、机器人—准确地指认出那些入侵你身体的特殊细菌、那些你体内已遭破坏的细胞，以及那类你所缺乏的特定染色体。最终，她将说出你身体所出现问题的名称：散光、心跳过缓、弓形体病、黑素瘤、肝炎—这些名称代替了所有的疾病总和。假如这种疾病仍然没有被包含在治疗措施和诊断结论之内的话，那么这种疾病也就被分隔在理性之外了。一旦出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威胁，那这种威胁就会被转换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目标，而知识自身的存在就能够为病痛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假如这些针对疾病的科学描述有所遗漏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染上疾病的原因，恰好并非是科学性的、技术性的或者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够被科学、技术、理性地描述出来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这种疾病与科学正好相悖，又将会出现什么状况？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3）
认为疾病并非是一种科学所能解释的这一想法，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采用科学术语来描述所有疾病，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忘了糖尿病或是青光眼本身都并非是一种科学性的产物，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就在我们不采用科学性的术语对疾病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又采用了军事领域里的术语。尤其在描述病毒或是癌症病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给拟人化了，好像它们真的是非常聪明、狡猾而且有心计的敌人似的。在谈到癌症时我们或许会说，它“打算”开始繁殖了；在谈到病毒的时候，它“正在攻击”脊髓。我们总是喜欢说，我们正在与一种传染病“进行斗争”。不管是科学术语或者是军事术语，我们用来形容疾病的语言，似乎已经隐含着理性的智慧。但在这些特殊的隐喻之中，却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暗示意味。举例来说，在一个随机出现的点上迅速爆发之前，病毒身上那种“游击队员”似的特质其实是潜伏起来的。这就意味着，病毒是一种具备颠覆性、叛乱性而且暴力性的力量。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在疾病能够被理性的术语描述的同时，理性却违背了其真正的内涵。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如说，当一只绦虫寄生在我们的肠道时（绦虫应该寄居在其他生物体内才是），我们或许的确能够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从本质上说，我们生病是因为绦虫在我们体内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当涉及我们自身的关键性需要时，这种寄生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伤害。但这种糟糕的状态—感觉自己生病了—却超越了导致其出现的那些理由。换句话说，一些特定的事物会导致你感到自己生病了—例如，你因食用了未充分煮熟的猪肉而感染了这种绦虫—但这种生病的体验，却使你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中：现在，你所处的状态不仅仅与生病的起源有关，还与生病这件事情本身有关。疾病所造成的影响已超越了理性所可触及的范围—医生给病人的光明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接着，又再一次回到黑暗之中。
能够让疾病这种黑暗的性格显现（或者说消失）的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一首由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作的著名诗歌，它描写了一朵因蠕虫而生病的玫瑰：
啊，玫瑰，你病了！
是看不见的蠕虫，
从黑暗中飞来，
在咆哮的暴风雨中。
它找到你，把你作为温床，
血红的愉悦，
以及它那黑色的密爱，
使你的生命毁灭。
很明显，这首诗讨论了伤害玫瑰健康的腐坏之地。从诗歌的象征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患上疾病的人类之爱。此诗的象征物隐含着浓重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也变得厚重起来。当然，认为爱情不是一种治愈的手段而是一种致命的方式—一种四处肆虐的疾病闯进了房门—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然而，这种将爱情描述成苦恼、疾病的说法，却的确有着漫长的历史。甚至连相思病都有了它自己的名称—它所指的就是当你陷入爱河时候出现的白日梦、食欲不振或自身理性思考能力的中断。假如说爱情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疾病也同样是一种爱情了，因为在本质上，它也是“从黑暗中飞来”，让人无法预料，而且让人盲目。长着翅膀的丘比特或者一场传染病，当它们来临时，你都没法看到。疾病潜伏在你的身体之中，就跟爱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样，都在“发烧”的隐秘空间里旁若无人地表演。就像处在热恋中一样，这种在本质上由于疾病而发烧的状态，即便不总是先让人们产生幻觉、接着让你时而做梦或时而产生幻觉、最终陷入想象的话，也能够使你的头脑失掉其理性思考的能力，并且开始开小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4）
这种疾病以隐喻或者说是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倾向，在一本书中曾经进行过著名的分析。这本书我一会儿就将谈到，而它的作者是与伊莱恩？斯凯瑞几乎同代的美国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但在这里，我首先要谈一谈曾最令我感到震惊的一次电台广播节目：一个儿童精神病专家正在描述她曾经治疗过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在4岁的时候，性格发生了巨变。在这之前，他是一个阳光、开朗、活泼而且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然而一夜之间，他就变得孤僻、闷闷不乐而且沉默寡言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4个月。这个小男孩的父母曾经寻求过很多医学专家的帮助，但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此次电台节目中，这位儿童精神病专家和这个小男孩进行了以下对话：
你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
沉默不语。
你能告诉我你自己认为患上什么病了吗？
我不能。
你能，假如你想的话。我不会生气。
你没有足够的纸。
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看上去非常疑惑。
看着，我这里有很多的纸。你想要多少呢？我这儿还有彩色的蜡笔，你想要画一些什么东西吗？
这个小男孩拿起了一张纸，从上到下画了一条线。接着他又拿起另外一张纸，重复了一遍同样的事情。然后他把两张纸接在一起，所以那条线就可以从一张纸延续到另外一张纸上。之后他拿起了第三张纸，画下了第三条线，并把这张纸放到了第一和第二张纸上所画的那条线的位置下面，然后一次又一次做下去。直到所有的纸张都用尽了，这个小男孩才停下来。这个精神病治疗专家的地板上摊满了由彩色蜡笔所画出不间断线条的纸张。“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在节目里说，“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患上了绦虫病。”
在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所提供的趣闻里头，疾病剥夺了这个小男孩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在这种形象化的描述中表现出的半神秘状态，使这个小男孩几乎已经成了人世间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他成了疾病的传声筒。即便你没有在这个故事中感受到其所蕴含的那种超自然的感觉，那它也蕴含着另外一种感觉。当我们厌倦与我们身上的疾病抗争而变成它随意选择的牺牲品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但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患癌两年而成功治愈的苏珊？桑塔格却辩论说，似乎是人类的一种特色，人们总是以相反的方向来阐释事物：我们认为，疾病是这个人自身的一种表达—“你得了什么病，就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其说把疾病完全当成一种彻底的生理现象，认为其完全是由病原或者流行病所引起，倒不如这样来考虑：我们可以将疾病与个人品格联系起来，有些人生病能反映出他们的品格低下。或许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你会隐隐有种担心，因为医生不仅能够诊断出你的病情，而且还会从这些病情之中推断出你的性格。例如，身体的循环系统不好，意味着你是个态度冷淡的人—缺乏人性的温暖；患上癌症，意味着你总是吃动物内脏。最终都是那些长久被压抑的因素发散了出来—而且是以一种最为残忍的方式，所以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的疾病都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虽然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对其却并没有深入了解。16世纪曾流行一种情绪理论：比方说，假如你脾气很臭而且黑胆汁过量，那你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这是一个既能够表现你的性格，也能在同样程度上表现你健康状况的词汇。这个理论的现代版本所表达的信息是：假如你真想要去了解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就不必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医疗档案就行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5）
一旦你了解到，桑塔格的这本书是在艾滋病的第一次浪潮袭来＇这本书再版时，书名也改为《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的时候所写的话，那她强调这些有关疾病的综合性特质，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特别稀奇的事情了。艾滋病是“性传播疾病”，这给予了道德上的多数派一个借口，用以劝诫那种“罪恶的堕落行为”。艾滋病既暴露了这个群体的滥交行为，又以“文明”的方式惩罚了这些患病者。我们不应该忘记艾滋病爆发初期时那种让人印象深刻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跟诗人布莱克的“看不见的蠕虫”一样，艾滋病也从非洲直接横扫到西方。仅仅是源自对它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抵消了它正在大量传播的这种现实。当然在今天，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与对其他在阳光之下出现的疾病所了解的程度一样。而且有人希望，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的不断了解，人们能够不再如此沉湎于桑塔格所提到过的那些隐喻。这些隐喻不但居心不良，而且似是而非。有一条歹毒的规则宣称，“不能治愈的疾病总是要比能够治愈的疾病多”。事实上，人类对神秘疾病的征服过程依然在势如破竹地前进，因此人们获得康复的希望从来都不会落空。
这种把病痛和病人性格联系起来的治疗方法有着自己的用武之地。即便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主流的医疗手段，但人们依然能够通过“替代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①—也就是通过找到疾病病灶—的方式来与主流的医疗手段进行竞争。不仅如此，这种“替代疗法”的手段还再次断言了疾病和病人之间以性格为基础所产生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仅在身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在身体和头脑之间—在病痛和自我之间—也同样存在。例如，当你去一个采用顺势疗法②的医生那里看病的时候，你会谈到自己的整体情况，而不仅仅是指出自己哪里不舒服。与你遇到的那些受过医学教育的普通医生不同，这些顺势疗法的医生们就像是相信身体和头脑分离的二元论的哲学家，他们能够把精神状况跟身体的物理性数据分离开来。这种疗法的观念是：身体和头脑相互作用，并形成了一种有关于神经和精神的网状物；头脑并没有拖整个身体的后腿，而是与之联合在一起，并且形成一个整体。与之前它们各自分离的状态相比，现在它们的集合所起到的作用则超越了它们原本各自所能够达到的作用的极限。在这种不占主流的非传统的医学观念中，存在的另一种假设便是基于人的完善模式而非缺失模式（defieit model）：医疗本身的主要目的并非改善体内某种失衡的状态，或者是解决身体的短暂故障。古代诺斯替教③的一个现代分支所持有的观念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内部都存在着一个神灵，它正等待着被释放出来。它所寻求的则是完全统一的人类潜能开发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宗教的确在积极地鼓励身体去体现一个人的自身性格，甚至是成为这个人灵魂的中介。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当疾病离去的时候，你就不仅仅已经治愈了疾病，还让自己的心智也得到了提高。
问题在于，这种传统的“替代医疗”却成了巫医、巫师、宗教治疗师为自己谋取好处的手段。上述那些从业者们，不管他们身处何种地位—他们不再需要行医凭证，不需要草药，也不需要医生助理—他们都使用神秘部落里来历不明的气味以及借助催眠式的氛围来武装自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原本已经不明朗的病情变得更加神秘兮兮。假如说，医生的权威已经在病人心中建立起来了，那么在病人和那些声称知道如何去治病的人之间，后者想要去利用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完全毫不费力，尤其当病人们处在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之下时。更加糟糕的是，这种神秘的治愈方式不仅并不能够治愈我们的疾病，或许还将带来一种可怕的后遗症。比如，你去针灸师那里本想让他为你重新调节一*内的循环，但最终你却因为针灸所使用的针头而感染了疾病。在存有这种后果的可能性时，又有谁会不信任专业医生呢？至少，他们还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 。 想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