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么说，假如连非正式的等级制度都没有的话，一个组织也就不可能称之为组织了）的话，那么跟“魅力型”的体制相比，这样做才更加具备“理性合法”的因素。这样说的含义是，这种体制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使一些特殊的人比其他的人等级更高（虽然这是它的副产品），而是因为，采用金字塔结构的体制是完成大量工作的最好途径。虽然那些仅接受了最低水平训练的劳动者也可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但他们在劳动技巧上的相对缺乏使他们需要来自更高阶层的指导。就像是军事组织中的命令控制结构一样，等级制度是能够最快传送信息、产生最少“摩擦事件”（就像军队中的叫法一样）的简单方法。“摩擦事件”往往来自反复的磋商和争执。假如说，等级制度排除了来自资历最浅人士的意见的话，那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快工作的进程—这个过程需要简洁、直接以及毫不留情。换句话说，假如在涉及等级制度时，你发现自己跟领导者们有差异的话，千万别把这当成是私人的恩怨。
当然，把一个商业性组织比喻成一支军队的说法正在逐渐变少。我们用“人力资源”一词来称呼“职员”—而在今天，我们则创造了更多有关组织管理的词汇—例如，企业的“生命系统”或者企业“组织体的DNA”，但语言上的变化并没有让等级制度消亡。而在现代，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的则来自管理学大师埃里奥特？杰奎斯。然而，在对等级制度进行赞扬之前，杰奎斯却批评了团队这一概念。在他20世纪末期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及有关战后工作场所中大力赞扬团队合作这一观点时，他的立场是冷冰冰的—团队合作是一种毫无效果的“大力丸”，是等级制度最不能与之和谐相处的一个概念。
一眼看上去，团队合作像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假如你曾经在一个团队中工作过的话，你或许也曾经感受过那种令人感到愉悦的归属感。或许，这种归属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跟那个包含自己团队的更大组织比起来，你会对自己所在的团队更忠诚。因为在团队中，各种不同的才华都能够得到赏识并被加以利用。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某些优点：自由*权利的扩大化、*的实现、范围不断扩大的选举权以及更高的福利水平。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好东西。它有助于促进群体讨论和团体治疗—集体成员凭借这些手段彼此展现各自的才能。因此，“团队”这个词语已经变成了西方价值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对于“等级制度”优缺点的称赞，看上去似乎演变成了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投票，而且，“团队”一词成了一个反映人们对于战后专制行为憎恶情绪的词汇。当然，它最明显的实践领域就是在体育界。当它出现在商业话语中的时候，来自运动领域里的隐喻却随处可见（“齐心协力”、“越位”等等）。毫无疑问，使用运动领域的词汇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给在本质上毫无魅力的办公室工作增添魅力，但它大部分的好处其实都贡献给了团队精神，而这更有助于完成工作。假如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把自己动员起来，使整个团队都变得像一支高水平运动队的话，或许将会发挥出大量潜藏着却无处释放的力量。当在工作场所之中将所有的这些因素集合起来时，团队会变成一个不容置疑的组织。如果你告诉老板说自己不是一个“团队型的选手”，看看你还能待多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四章（6）
尽管团队具备如此多的好处，但对于埃里奥特？杰奎斯来说，“团队”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并没有实现它原本的承诺。当人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个人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并不如他们单打独斗的时候所起到的作用更大。而不同的人之间分散职责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将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责任的分散，二是对于自身职责的混淆。因为在团队之中，人能够将自身隐藏起来，而每个人都负责任的结果，也就变成了每个人都不负责任。所以当会议结束时，人们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支持谁去做些什么事情。即便是彼此之间获得了相互的理解，工作任务—设立团队的最初目的—也将会在执行过程中迷失方向。更糟糕的是，即便是已经不太适合当时的工作状况，“团队”依然还组合在一起。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队能够优秀到最终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程度。
正是由于面临着这样的倾向，杰奎斯才建议采用等级制度。假如说建立一个组织的本质理由就是去完成工作，而不是为“社会化”提供一种环境的话，那么能够圆满完成工作的结构就是：工作职责的界限贯穿整个组织，老板能够自己认清组织内发生的问题，而在每一个层面上，工作任务的分配都很恰当。而且，一旦一份工作被分配给具体的人后，那它被完成的可能性也就变大了。只要工作在团队内部的指派是明确的，而这个团队又有一个确定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团队制度和等级制度一分为二的不同点也就不复存在了）的话，团队制度也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除了缺乏政治性、社会性或者说心理上被众人所认同的特质之外，等级制度对组织的所有者而言是必须要去采用的一种形式。老板摘掉了他“可恶”的面具，仅仅变成了使工作通过管理层通道的审慎的保证人。“组织”的建设更多是针对工作本身的需求，而非出于劳动者的需求。所以，组织需要变得“有组织”起来，一旦工作被恰当地安排到了合适的位置上，一切就都可以水到渠成。
令人扼腕的是，很少有组织能够如此合理有序地运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组织本身缺乏等级制度所提供的支持性框架，还因为这些组织已经开始变得臃肿了。因为它们是由人、历史沉淀和传统习惯所组成的，所以组织本身并不能够被简化成要么是等级制度类型，要么是团队类型。组织之中总是还存着其他的因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组织中总是难以避免办公室政治。因此在工作中，我们需要去适应的是一种奇怪的组合。这种组合的构成因素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制度和复杂混乱的现实生活；宣扬的企业理念与实际达到的效果；敏锐的商业触觉和盲目的人类情感。在本书的前面我曾经写到过有关“补偿”这个问题，而出于上述的原因，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一点都没说错：为了容忍源自办公室政治的一切无谓消耗，一定的补偿看上去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一种鸡生*生鸡的困境之内：工作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对工作的合理补偿？
为了应对服务型经济那爬行般的增长速度，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为所有人来洗衣服—有些人必须去生产衣服。”但是，服务型或者说知识型经济并不能只被当成一种摆设，因为知识的增长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它自身。能跟洗衣店的工作那样归入服务业的，还有包括咨询行业以及公共部门的协调工作，而制造业的客户关系管理也属于此范畴。例如，对于一个汽车制造商来说，它就必须向自己的“股东们”解释自身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对于他们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案例之中，很难去精准地确定工作到底是什么，也很难去解释任何人都需要因此去付钱的原因。毕竟，这些工作的最主要模式就是交谈。而对于那些相信雇佣就意味着花钱所换来的是用手完成的劳动—如耕种、播种、收割、挤奶、制造、维修、剪切、缝纫、修正、搬运重物、运输—的人来说，花钱雇人来交谈，看起来既是荒诞的，甚至还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且在办公室里，有相当多的实际工作，甚至连交谈都不用，而是直接以写电子邮件（不仅仅是写电子邮件，还包括删除、重发、搜索等等一系列事务）来替代。再加上看到下列情景：人们在工作时还交头接耳地闲聊、打电话回家、泡茶以及上厕所……于是，你开始寻思：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啊？根据一家管理杂志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查显示，仅仅是为了找到开始工作所用的工具，美国的劳动者们每天花掉的时间就有30分钟。很明显，“工作”和“正在工作”二者有重叠的部分，但也仅仅只是在一个点上而已。
或许这种如宇宙飞船飞向未知方向般的过程，并非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不可挽回；或许我们正处在法国社会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称的“认识论断裂”的边缘之上，这跟那种“范式的转换”①并不相同。某种“认识论断裂”可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其形成了一种新的框架，使人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例如，卡尔？*对历史的重构使其将历史当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观点的提出就可被看成一个分水岭。或许，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物质资源—燃料、水源、食物—的危机，将会迫使人们进行修正，从而使工作不再继续朝着抽象化的形式去发展。随着使用这些基础性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我们对于服务性项目的支出将会减少，而我们的注意力将再一次聚焦在寻找事情的真相上。这将会对我们的工作过程产生撞击，我们将会被要求去证明，“附加价值”并非超过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基本价值。谁知道呢，但或许工作也将可能重新回到其本质形式。这种工作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夸夸其谈，而是更多实打实的劳动，就像是把干草捆扎成捆、给轮船的船身敲入铆钉或者是纺织短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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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1）
看医生，害的相思病也该看看
假如说爱情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疾病也同样是一种爱情了。因为在本质上，它也是“从黑暗中飞来”，让人不可预计，而且是使人盲目的。长着翅膀的丘比特或者一场传染病，当它们正在来临时，你都没法看到。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则笑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行得通。把俄罗斯人逗得哄堂大笑的笑话，却能让索马里人变得眉头紧锁。当然，反之亦然。但的确有一些笑话，能够跨越国家界限，四海流行。
一个男子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我该怎么办？我的朋友刚刚晕倒死掉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认他的确已经死了”
“好的，等一下……”枪响了一声。“现在干什么呢？”
或许，这则笑话并不像蒙提？派森组合（Monty Python是英国著名的六人喜剧团体。）所表演的喜剧作品一样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滑稽精神，因为，它使人因笑而死。但在一个有关具备普适性吸引力的笑话研究中，这却是一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在紧急状况之下的无可奈何、医生和呼叫者之间错误的信息传达、它的悲剧性后果、呼叫者以热切坦率的态度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则笑话把这些元素组合到了一起，从而在听众那里激发起了某种情绪。它在让人难以忍受的同时，将微妙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在所有关于医生的笑话之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笑话是关于医生的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有关兽医或者园丁的笑话呢？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倾向于去取笑那些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而在关于医生的这个例子之中，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恰好就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权威性。
就像是法国伟大的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托马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则发生在医院中的故事中所写的那样，“我非常喜欢医生们……然而令人感到烦恼的事情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有权威。有些人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医生们的确就是医院里的‘国王’”。从我们称呼她（或者他）为医生的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医生们所具有的权威。仅仅是发出“医生”这个单词的声音—这是一个称呼，而不是一个名字—就已把我们放到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去了。不管你患上何种疾病，都必须由医生来决定。因为医生拥有我们普通人所缺乏的那种诊断病症的经验。但在所有推进医疗健康体制改革的努力之下，病人变成了消费者，而且据说这让病人们处在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上。然而，病人和医生之间力量的消长却依然没能动摇医生的这种优势地位。医生的话再不靠谱，他们也能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清晰的诊断。更何况他们还能够治愈我们所患的病症。正由于病人们对医生的这些预期，所以医生们的权威更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我们特殊的身体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我们要看医生脸色的原因。毫不稀奇，医生这种职业也患上了一种源于它自身的弊病，就是一种过分傲慢的“上帝综合征”（God syndrome）—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上帝。
并不仅仅是因为医生们拥有专业性较强的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天赐”权威还有另外一个产生渠道，那就是源自病人们的盲目性：假如病人对于自身的状况没有如此“拿捏不定”的话，医生的这种权威性效果就将大打折扣了。你可以反驳说，自从人们私底下上网“Google自己病情”的习惯开始之后—自我诊断已经得到了正面的激励—对于我们身体系统的运转情况，我们知道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仅如此，我们还已经习惯在到达候诊室之前了解自己的病情，并在看诊时自己知道的和医生知道的一样多。的确没错，我们对于自己病情的了解已经多到了让我们自己变成了所谓的“专家型病人”（expert patient）了。为了减少一部分责任，医疗机构当然也愿意我们变成这样一种病人。但不管我们的自我检查有多么深入，我们依然要请医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最终诊断。这不仅因为医生是唯一能够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发表意见的人，还因为我们在关键点上没有资格对自身的情况做出正确估量。因为我们常被局限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之中。即便我们的病情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出疹子、划伤或者是脚趾囊肿—我们个人对真实病因的认识也都远远不够。我们的自我感觉必须得到医生的认证，必须让医生来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不必大动干戈，医生就能够把我们的个人分析变成是确凿无疑的诊断。因此产生了两种效果：首先，毫无疑问这加强了医生身上的权威性；其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界定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因为这说明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之下，我们无法把自身看清楚。在这个领域里，以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为代表的一些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医原性疾病”①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现象是：病人认为自己需要服用更多的药，但最终却因为服药过量造成病情恶化。病人的盲目增加了医生的权威，结果造成他们服药过量。这个过程证明，我们从一开始对自己的理解就不够完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2）
你让医生往耳朵里滴药水，或者让医生来检查你的椎骨，在这些过程之中，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需要借助额外的一双眼睛才能够看到自己。有这样一种说法：身体不仅仅是自身的媒介—用两条腿来负担我们，用两只胳膊来取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心智之外，身体就构成了我们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