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来用。也按照农具的质量作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都要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只能随波逐流，也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赵恒发因为买了房子，没有钱购置大型农具，入社时，只有简单的随手用的小型农具。
人们在社里，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认为搞合作社比单干强得多了。
进入一九五六年，政治形势更加火红。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的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在高级社里当指导员。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改变，他们还象办小社的时候一样，对生产了解得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劳动相当自觉。各小队的生产还是井井有条，很有生机。
社员们料想不到的是，组织形式变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各个小队生产的粮食产量要上报到高级社里，没有高级社的批准，各个小队无权支配。高级社对各小队不断的进行产量核对，动不动就搞几个队长到高级社里去反省交代，说他们瞒产私分。到了年终，为了核实产量，迟迟不能分配，社员们吃饭，只好在高级社的同意下，临时预支。直到下雪的天气了，高级社才有了分配的方案。而现在的所谓分配，只是按照高级社指派的数字，每人分发规定的口粮，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而且全高级社都是一样的标准。分配过后，多余的稻子都送到了大粮站里，算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产量。粮食处理过后，高级社拿了点钱发给劳动力，叫做劳动分红。
可是，这一点钱到了社员手里，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添了过冬的衣裳，夏天买草帽也没有办法了！这一年赵恒发分到的粮食，还不到去年在小社里分到的三分之一 。这点粮食全家人从新粮上场就开始吃起，还得吃到明年午季收上，实在是捉襟见肘，韩妹妮十分紧张。不过，这不仅是赵恒发一家，全村人都是一样。东圩人才两年没愁吃的，现在又急着没的吃了！
工作队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的纪律，在三令五申强调高级社所有制的同时，还找出了四个队长擅自做主，多分了粮食给社员的典型，把他们戴上“瞒产私分”的帽子，挨了斗争以后，又被撤掉了队长的职务。
为了加快“迈向共产主义的步伐”，上面来的工作队开展了“整社运动”。说“现在高级社里许多干部象小脚女人走路，工作中左右摇摆，干社会主义的思想落在了群众后面，总说别人走得快了。”批评现在高级社前进的步伐迈得太慢了，于是开始了整顿思想，要快马加鞭地奔向共产主义。整社的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员们常常晚上开会，接受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到高级社里开会，接受当前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为带领社员群众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于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地响亮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两大类。农民固定为“农业人口”，农民以外的人都算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粮食由农民自己生产，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生活物资由国家计划供应。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农民们还抱无所谓态度。因为反正都是由公家配给口粮，国家配给和农业社配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岂知，时隔不久，政策对农业人口在各方面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优越多了。这样，实际上人为地制造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鸿沟，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有了天壤的差别。
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为其运行。所谓乱世出枭雄，治世出能臣，就是这个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的，在整社运动中，对干部队伍进行着大规模的调整，各地都大胆地起用着“敢想敢说敢干”的有“革命干劲”的人充当干部。这样，东圩乡的副乡长赵荣春被调整为区政法干事，芝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指导员赵序宏被调整到他所在的小赵村当中队长去了。同时，从谷口调了一个姓刘的来当东圩乡乡长，从新镇调了个姓吕的来当芝渡社的指导员。充实干部时，意想不到的是，赵荣夏被安插到了小乡做了统计员，这也是他当时上夜校认真学习的好处。由于最基层的干部还没调整，赵恒顺还当着东圩村上的负责人。
这一天，老董四从新镇回来，特别找到赵恒顺。因为他听到了郝成仁被调到了谷口，荣升了大的干部。他唉声叹气地说：“顺子，这政府是怎么搞的？象荣春、序宏都不让当主要干部了，而郝成仁却调到谷口乡里当大干部去了；我们乡又从外地调来了干部。别人我不了解，提拔郝成仁当大干部，肯定不是好兆头！调来的这些干部，大约也都是象郝成仁一样的东西。政府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了！顺子，我看，我们天天想过好日子，这个样子，恐怕难得很了！”赵恒顺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哎！我也搞不清楚。现在政策时时新，真叫人没办法摸得透啊。”老董四听了，无奈地摇摇头！
在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形势下，处处彩旗飞舞，歌声嘹亮。出现了“组织起来力量大，人多势众天不怕”、“集体化是康庄大道，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的大幅标语。各机关学校都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歌颂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描绘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闹得沸反盈天。这样的宣传鼓动，让人们依稀认为，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可是，东圩村思想保守的农民们却说：这世道真搞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
在这眼花缭乱的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简直是隔着人世看世界了：一切都不能理解，更无法想象了！然而，感情冲动的年轻人，却跟着宣传的内容，也炫耀共产主义美景。说，到了那时，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再不会贫穷挨饿了。吃的穿的，应有尽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真正是人间天堂了。能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真是无上的幸福！而年纪大的人听了只是摇头，警告他们说：天上哪会掉元宝啊，你们不能痴心妄想呢！而年青人则笑话他们跟不上形势，思想落后。
尽管宣传鼓动得如火如荼，社会景象也令人鼓舞，可是，人们在集体的生产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计划是上级制定的，小队只能遵照执行；收入多少都是高级社里的，队里无权支配；劳动由积极份子，党团员和队干部们带领，社员们只需做些“现成活”了。生产好坏，有干部们负责，社员们也不用关心了。于是，农民们本来高涨的生产热情，都被无所谓的态度代替了。可是，政治宣传却不谈这些，只一鼓作气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
政治上为了说明所宣传的优越性煞有介事，社会上时时爆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农业生产捷报。而且，这些捷报层出不穷，甚至连擅长造势的新闻报道也落在了后面。因为这些捷报都是农民们见所没见，闻所没闻的“奇迹”，诚实的农民们则斥之为是“胡闹的荒唐事”。可是报纸广播只要抓住了它，便将它烘托得有钉有铆，并且不在乎人们信与不信，只是一个劲地狂吹。闹得真个象是“鸡毛飞上天，鸟窝出凤凰”了！在强大的政治形势下，从来只关心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必须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诚实的本性，以适应社会政治形势了。
才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民，在新的政府政策沐浴下，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幸福，对共产党以及他的政府感恩戴德不尽。因此，对政府的号召热情响应，积极拥护。政府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他们便很快地放弃了几千年的自耕农习惯，还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表现着很高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崭新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一穷二白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眼前的政治形势却显得高度发热，而且，还在不断地升温，简直是震天撼地了，诚实的农民们被弄得晕头转向。高温政策象狂飙一样越刮越猛，在这种狂飙中，整个社会象大海一样，掀起了狂浪。一批“敢想敢说敢干”的人物，象潮头上的泡沫，涌了上来。们恣意地施展着胡夸、荒唐和野蛮的伎俩，把社会上的人们，逼迫得象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百姓一样——人人知道荒唐透顶，人人只好跟着咋呼叫好。解放不久的农民们，在好不容易逢到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大好时期中，却被这种政治潮流驱赶着，过上了空前④的生活！
①落头厦：用两根桁条八字似的架下来，将房脊变矮，使四周房檐一样齐。
②《东方红》的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③《王武大忘本》的故事，繁昌县文化馆有存档，此不赘述。
④空前：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即1956年到1981年，农民们所过的生活亘古没有，称得上是“空前”的生活。
十六、小顽童，入学得学名；新学生，上学遭尴尬
解放以后，共产党对教育事业抓得很紧，务必要新一代的人有文化，有知识，这是新中国的一大特色。早在土改的时候，梅湖村农会就在东圩村的东边留下了老亩三亩田，市亩五亩田的面积做小学校的场地。这里的小学没有建起来之前，为了能让孩子们及时上学读书，在村农会所在地的田家村公堂屋里，已经办了所临时小学，与村农会公用着一所房子。这公堂屋是两进六大间，破圩以后，墙都倒掉了，一九五四年的冬天，校长梁焕文将公堂屋其中的一进三间拆了，将材料运到东圩村的东边，在这里做成了一溜五间的瓦房小学。还有三大间，村农会也将它拆了，利用它的材料做了五间办公用的房子。
赵老大的小儿子赵荣秋在创办田家村小学时，就去了那里读书。那时候赵荣秋虚年十六岁了。因为是第一次招生小学生，所招收的学生年纪参差不等，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十七岁了。开办的那一年，招收了三十多人，只开了小学一年级一个班。此后，学校年年招收一年级新生。如今已经招收了六个年头，最早的一年级学生，即使不跳级的话，也应该是六年级了。
这所小学在田家村时，叫做“田家村小学”，如今到了东圩，又取名叫做“东圩小学”。无论是叫田家村小学也罢，叫东圩小学也好，都只是初级小学。学生是一到四年级四个班，到了五年级就升到新镇高级小学去了。赵荣秋因为年纪不小了，天赋也不低，念书又认真得很，二年级没念，就跳入了三年级；高级小学也只念了一年，又跳入了繁昌初级中学。如今，是繁昌县初级中学二年级学生了。他自从进入了中学以后，给自己又取了个叫赵欣的名字，而把“荣秋”两个字只作为曾用名，不常用了。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赵欣从县城中学回来了。这天，他来到恒发家里来叫包包到他家里去。赵欣比包包大十岁，虽然是哥哥，他们在一起的交往却少得很。包包能数一百个数，还能写1到10的*数字，都是跟郝佳民学的。赵欣也从来只把包包当做小孩子，没曾与他交谈过。今天大约想到包包到了该念书的年龄了， 想开导他一回，所以，特别来叫他。
包包叫赵欣为三哥。今天见他来叫，高兴地跟着他来到了他家的草屋里。十九岁的赵欣出落得很漂亮：细条的身材，白晢的脸膛，虽然身子还单薄得很，可是个头比大人已经不矮了。在他的草屋里，他摆出做哥哥的派头，一副正而八经地样子，说道：“包包啊，你今年几岁了？”包包天真地说：“我九岁了，你怎么不知道呀？”赵欣说：“我知道你九岁了，可是你实足年龄也就八岁么。既然虚年九岁了，就要准备上学念书了啊！不能还一天到晚地尽讲究玩了。学校一开学，你就得报名做小学生了。做了小学生，就得用心念书。不能专门玩，玩昏了头书就念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我去年就去报了名，梁老师不要我，说我还要歇一年呢。可是，村上跟我同年的人就有好几他个去念书了。这梁老师看不起人，不要我呢。”赵欣说：“去年你才八岁，当然是小了。今年不小了。为了要想念书，你从现在起，就要天天练习数数，还要写1到10的数字。你把这两样都做好了，老师就会要你了。”说着，从他的书包里找了个破本子，又拿了支铅笔头，递给包包说：“听说你已经能写1到10的数字了，大家说你还不算孬①。你就用这本子把这十个数字多写写。你要是既能数数，又能写字，保险老师就会要你念书了。”包包拿着本子和铅笔，因为是第一次拿着这两样东西，稀罕极了。拿在手里端详了又端详，手痒痒地就要在本子上写字。
赵欣又说：“你要晓得，现在国家真好，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是幸福的人。象你的阿爸阿妈连学堂门都没有进去过啊。你这点大，就要去念书了，你说幸福不幸福啊？我也是一样，要不是解放了，也念不成书。过去，能到繁昌县念书，真是了不起的呢，可是，也得自己带米去吃。现在国家给非农业人口都配了口粮，我们在繁昌念书的学生，都是非农业人口，只要交几个买米的钱，就能有饭吃了。你说好不好呀？”
包包说：“这么好？念书就是非农业人口，连米都不要带就有饭吃了？那么，我马上就念书了，学校里也能给我饭吃吗？”赵欣说：“你现在还不行。你现在还是小学生，是农业人口。只有念到中学了，才会给你把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人口。非农业 人口，国家才配给口粮呢。”包包说：“配的口粮，能吃得饱吗？我阿妈说，配的口粮都少得很，不够吃。你不饿吗？”
赵欣说：“国家配给我们的口粮，我们都吃得饱。哪象家里，只配那一点，当然是饿喽。你好好念书吧，要有信心做个好学生，一定要念到中学、大学去，国家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正在培养新一代有用的人才呢。”包包听了，憨憨地、嘻嘻地笑着，他不了解什么是有用的人才，又问不明白，却装着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当然，我念书一定要学你的样子，也要跳级呢。”赵欣微笑着说：“跳什么级啊？现在不作兴跳级了。你只要不留级就算是好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