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在惠州的英勇事迹，国民党一直宣传了几十年。国民党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幅大型油画，记录了陈明仁率先登城的场面，以及蒋介石临阵督战的情景。1949年9月，陈明仁参加新中国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不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敬过礼呢。”
陈明仁从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屡受提拔，先后晋升为黄埔军校上校大队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师长，直到中将兵团司令。
攻克惠州以后，蒋介石命令东征军三线出击，三路都传来捷报。蒋介石不免有些轻敌了。当南路向他告急时，他便派第四军回援。不料陈炯明的主力早已集结在华阳附近等候，要报棉湖战败之仇。敌人严阵以待，发动突袭，东征军三个团被打垮了两个，一个团长和两个副团长战死，南路东征军如潮水一般往后溃退。
蒋介石在前线观战，身边只有人数不多的卫队和政治部几名军官。他见部队溃不成军，山下叛军旗帜四处飘扬，气得大骂：“娘希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时候却临阵脱逃。护卫连！护卫连呢？陈赓呢？”
陈赓灵巧地钻出掩体，应道：“我在这里！”
蒋介石说：“带你的人冲上去，夺回阵地！”
陈赓“啪”的一个立正：“是！——护卫连集合……”
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什么，用手摸着后脑勺，说：“等等，你不能离开我！炮兵一营呢？工兵连呢？”
东征军部队溃退了，如潮水一样向后涌来，士兵们只顾逃命，哪里顾得上蒋介石这个总司令。蒋介石毙了两个逃兵，还是稳不住阵脚，随从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他眼看败局已定，羞愤交加，对左右说：
“我追随中山先生效力国民革命已有十七年，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只有杀身成仁，否则还有什么脸面回去！”
陈赓连忙劝阻他：“胜败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还怕冇柴烧？败退下来的是粤军，又不是我们黄埔学生军。校长是东征军总指挥，决不能自寻短见！大局要紧，我掩护校长突围！”
陈赓站到蒋介石身前，弯腰背上他就跑。陈赓武功了得，背负百多斤不在话下。他命令卫兵掩护，跑一阵，停下来喘两口气，又拔腿狂奔。他背着蒋介石跑了几里路，听见枪声稀疏，才放慢脚步。他跑到河边，请蒋介石上船，谁知总司令这时手脚都软了，陈赓只好背他上船。卫兵在后面一字儿排开，警戒着开阔地，掩护总司令过河。蒋介石到了对岸，缓过劲来，迈开步子行走，边走边嘀咕：“娘希匹，调学生军来！”
他们到了安全的隐蔽地，蒋介石要派一名卫兵去第一师搬救兵。此去有八十公里路程，中途要翻莲花山。蒋介石连喊几声：“谁去呀？”没人应声。陈赓见状，自告奋勇：“我去，我的腿功全校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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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育人才，冰火造雄魄（4）
陈赓又开始奔跑赶路。鞋子破了，搓根草绳一绑，接着跑。脚板肿了，皮开肉绽，咬紧牙关赶完路程。他在第二天赶到了第一师驻地。周恩来与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受困，立即派部队把他解救出来。陈赓救了校长，从此享誉全校。陈赓与另两位湖南人蒋先云、贺衷寒被誉为“黄埔三杰”：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多亏陈赓腿上功夫了得，蒋介石才得以保全性命。
多年以后，延安整风期间，陈赓与彭德怀聊天，说到陈赓救蒋的这一段。康生掀开门帘进来，阴着脸说：“当年你要是一枪毙了蒋介石，现在哪里要打这么多仗？”看那架势，要不是毛泽东和彭德怀护着陈赓，康生就要拿他开刀了。陈赓坦然回答：“当年我若是毙了老蒋，那老蒋岂不和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是成了反革命？”
“黄埔三杰”都是湖南人，决非偶然。湖南人在生死关头冲锋在前，是因为他们有着勇敢顽强的霸蛮精神。毛泽东曾用一首五言律诗来形容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其中有两句气魄无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1）
大概不会有人怀疑，经过湖湘文化熏浸灵魂和塑造精神世界的湖南人，会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
了解湖南历史的人都知道，湖南人不很看重财富，湖南这块土地上，很少出现巨商富贾。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
湖南籍学者章士钊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人，从来没有出在湖南。“不韦迁蜀，世有《吕览》。”吕不韦这个大商人是北方人。“陶朱、猗顿之富”中的陶朱公生活在沿海地区。范蠡是浙江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带着西施泛舟江河，做生意去了，大发了，世称陶朱公；猗顿贩运食盐，开设炼铁业发了财，富有程度仅次于范蠡。
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绩溪，也是一个大商人。他和湖南人左宗棠往来频繁，也有交易，连他的红顶也是左宗棠给的，但左宗棠是不做生意的，他只是借胡雪岩手中的银子来补充军费。
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率军来到浙江之后，决心肃清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太平军。他不缺乏斗志，也不缺打仗的士兵，缺的就是钱和粮。这时候，胡雪岩毛遂自荐，要为他的军事事业投资。胡雪岩希望左宗棠去救他的政治靠山王有龄，同时也想在官场中另找一座政治靠山。
胡雪岩与左宗棠携手合作，给湘军奉献军粮，深受左宗棠看重。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的总理粮台，还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给他加授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在浙江和福建能够顺利地消灭太平军，后来又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旷日持久地对付回民起义，在财政上大大得益于胡雪岩的鼎力支持。当然，胡雪岩也从左宗棠那里得到了不少回报。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可谓官商勾结了。但是，左宗棠却没有从中获取金钱私利。他把官位给了胡雪岩，却没有从胡雪岩那里拿钱来中饱私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权钱交易。
但是，左宗棠和胡雪岩的关系，毕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很多人并不了解湖南人不重财利的价值观，横竖不相信左宗棠在经济上是干净的。左宗棠在西北时，朝中官员频频把他告到两宫太后那里，其中有一条致命的指控，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八国借款，从中渔利，为国家留下沉重的外债。
这还了得！朝廷饬令户部和吏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前往浙江和福建两省，要彻底清查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易。结果怎么样？他们发现，在各省饷银不能及时到达陕甘两省时，湘军所需的费用，全靠胡雪岩的康卓钱庄调动各地的头寸。没有胡雪岩，湘军在西北的用兵简直寸步难行，更不用说购置洋枪洋炮和浮动炮台了！
后来，胡雪岩遇到了最大的难处，左宗棠便投桃报李，雪中送炭。胡雪岩为了扶持民族工业，与法国人进行蚕丝大战，大伤了元气，眼看就要支撑不住，康卓钱庄面临倒闭。他请求左宗棠借用军队饷银周转一下，应付挤兑风潮。当时，左宗棠陕甘总督账上有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可以暂时挪用。挪用是非法的，但这时挪用合乎情理。左宗棠要胡雪岩帮忙，胡雪岩就倾尽全力；现在胡雪岩遇到了麻烦，且是为民族工业，左宗棠能坐视不管吗？要是胡雪岩垮掉了，西部作战所需的银子今后又靠谁呢？湖南人是讲义气的，于是左宗棠做出了不合法但合乎情理的选择。胡雪岩挪用这笔银子解决了困难，随即又将借支的银两打回到陕甘总督的账上，左宗棠并没有贪污受贿一分钱。
联合调查组写的调查材料厚厚一本，直把慈禧太后看得眼睛发花。她很感慨左宗棠对朝廷一片忠心，念他如此暮年，还在西北沙漠征战，办了这么多实事，却惹来一大堆非议。她想，如果惩办了这样的大臣，以后还有谁会真心替朝廷办差呢？
正在这时，李鸿章淮系的几位大臣，又在叫喊着筹饷困难，指责左宗棠乱花钱。慈禧听了大为生气，当即严词厉色训斥他们，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口谕：“三十年不准奏左！”
三十年内，任何人都不许告左宗棠的御状。慈禧担心大臣们不信，把这道口谕转为公文，下达全国各地，给足了左宗棠面子。这道上谕唯独没有寄往左宗棠的营中。慈禧知道自然会有人向这位大臣转达她的上谕，而他会更加感激自己的隆恩。这样，他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委屈呢？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吧？
“三十年不许奏左”，慈禧的态度如此强硬，也是因为她手里掌握了可信的调查报告，知道左宗棠的确是廉洁奉公，否则她也没有这么足的底气。
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2）
那么，湖南人为什么不重财利？他们和外省人有什么不同呢？
沿海一带多财团，蒋介石谋取政权，靠的就是江浙财团。广东人会做生意，因为广东很早就开通了商埠。江浙和广东，靠的是海岸线的优势。既有通商的条件，就没有不做生意的道理。沿海省份的人养成了经商的智慧，也有经商的本钱。
安徽出现过徽商，山西出现过晋商，都是中国著名的商贾，而且留下了传统。因为这两个省很穷，穷则思变，思积聚。从商业中获得的利润，能使他们过上温饱富足的日子。而且他们那里交通方便，与外省四通八达，具备做生意的条件。
四川很少发生战争，即便有，也是小规模的，其民安足，善于积聚。四川人有钱，会过日子，但并不以善于经商而著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交通上的便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湖南却不一样，《史记？货殖列传》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广人稀，饭有稻米，菜有鱼汤，地广人稀，可以火耕种植旱地作物，也可以养殖水产，蔬果和鱼虾，不用去买就能满足需求。这里的田地足够供人种植粮食，没有吃不饱饭的担忧。湖南人是勤劳的，历史上少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这是因为战祸频仍，积聚了财富未必很安稳，既没有经商的便利，也没有经商的动力，所以湖南人不爱财，不重利，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
湖南人不重利，重什么？重功名。功名是荣誉，能给饿不死也发
不了财的人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可是，功名是很难博取的。湖南古属南蛮，湖南人在朝廷里没有背景，北方王者之气的时代，湖南人要争功名是先天处于劣势的。何况，本地话外省人很难听懂，就连和朝廷里的皇亲国戚沟通起来都有困难。唐朝以前，湖南很少出大官，很少出大将，也很少出大学问家。湖南人去搏，做的都是无效劳动。于是这里的人形成一种稳妥的观念：人生在世，唯耕与读。这也可以叫做耕读文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充实了自己，可进可退。进可以谋取功名，退不至于饿冻妻儿父母。这种耕读文化，大约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现形式。
由于耕读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湖南的农民。湖南的村夫野老之中，常可见到一些见识不凡的隐者，他们知书达理，博古通今，只是不愿走出农耕生活来到繁华的都市争名利。
湖南人在太平盛世唯有耕田读书，但是一旦遭逢乱世，当入世济用建立功名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湖南就会变成一块热血沸腾的热土。这时候，屈原的遗产就会被湖南人拿出来摆在祭坛上。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就会点燃湖南人心中的烈火。
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国藩。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怀王。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尽管有一个王辏г嗽擞米约罕仙聊コ隼吹牡弁跹В吡θ八邓肭逋⒎滞タ估瘢踔劣胩教旃郑婧喝顺鐾罚鹆税戮趼藜易澹吮３忠簧摹扒逵保衔荒芴磐蹶＇运的劝告，而连声对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国藩并非对王辏г说娜八岛敛欢模木釉诠フ技凸睾螅桓鲈旅挥薪グ睬欤辉诠ハ掳睬熘螅殖俪俨豢隙徽庑┮部梢越馐臀诟⒘成矗辽僖菜得魉猿⒉恍湃巫约焊械椒浅Ｄ栈稹Ｋ挥邢袂茄猿⒒秤杏脑梗换嵯袷治薇ǖ娜檀蠓蚰茄猿⒌奶认窀救艘谎砣酢６谟胪蹶＇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就只能说明他正在内心做一种选择了。
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统”自居，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样和信奉上帝的太平军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则说，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爱国相提并论，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些层面上，随着唐宋贬官文化在湖南与屈原的情怀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气候，湖南人就有了忧国忧民甚至叛逆的心态。随着时代进步，屈原与曾国藩身体力行的忠君，与爱国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被后来的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扬弃。因此，湖南成了一块革命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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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3）
湖南人在和平岁月满足于种田与读书，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则忙于博取功名，对于财利的追求，就只好放在一边了。耕读文化与功名精神，都贯穿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和血性的遗传，因此无论在哪一种世态下，湖南人的心态都是积极的。耕读文化是比较静态的，但因为读书，湖南人即便在静态中也总是有一颗蠢蠢欲动、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则是一种剧烈的动态，湖南人在这种形态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两种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随着世态而转换和调整，却不会割断其内在的一脉相承。
清代以前，湖南人在耕读文化的形态下生存了很长的时间。随着歌颂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随着湖南出人才的现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湖南人心里逐渐多了些自夸的豪情。中华民族两个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七次大的移民带来了域外的文化，使湖南人潜移默化了。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缓慢地解冻。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基因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和教育增强着它的信号，直到博取功名的时机来临，人才便如火山喷发一样潮涌而出。
左宗棠的个人经历，仿佛是湖南人才现象的一个缩影。左宗棠在和平年代，是个高才博学却屡试不中的书生，恨透了科举制度，在老家教书为生。他怀才不遇，只得在家中关注国家大事，尤好钻研地理气候，以“当今诸葛亮”自许。他到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只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