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500年，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神圣仪式中就用一个塞满东西的橡胶球祭祀太阳。但是我们不知道足球在众多的美洲地区是何时出现的。*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说他们从太古时代就一直踢球，那是一种在两根柱子之间踢的又大又重的橡胶球。18世纪，来自上巴拉那耶稣传教区的一名西班牙神甫描述了一种瓜拉尼人＇1］的古老习俗：“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用手抛球，相反他们光着脚用脚面带球前进。”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一般用髋关节和前臂击球，尽管特奥蒂瓦坎和奇琴伊察＇2］的绘画画出的是他们用脚和膝盖踢球的情景。特旁蒂特拉里一幅一千多年前的壁画上画着一位乌戈·桑切斯的祖辈正用他的左脚娴熟地运球，当球接近终点时游戏也将结束：在穿越了死亡的领地之后，太阳于黎明时分到达，然后，鲜血洒出，旭日东升。据人所知，阿兹特克人有牺牲胜利者祭祀的习俗，断头之前，在他们身上涂以红色的条纹，上帝选择的供品将献出他的鲜血，大地将因此而丰饶，上天将因此而慷慨。
＇1＇ Guaranties，巴拉圭原住印第安人。
＇2＇ 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坐落在墨西哥波波卡特佩尔火山和依斯塔西瓦特尔火山山坡谷底之间，距墨西哥城40公里，是印第安文明的重要遗址；奇琴伊察（Chichen…Itza），古玛雅城市遗址，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是古玛雅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的遗址。
游戏规则
经过多个世纪的官方取缔之后，不列颠诸岛最终接受了它们命中注定的足球。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足球不仅作为一种平民习俗为人接受，而且作为一种贵族美德受到欢迎。
社会的未来统治者们在大学校园里学习如何在足球比赛中战胜对手。在那里，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挥洒青春的激情，磨炼他们的意志，学习忍耐，砥砺智慧。在社会的其他阶层，因有了工厂和车间的存在，工人们虽然不需用足球来检验自己身体的极限，但是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故乡的统治者们发现，足球，这个大众的宠儿，给穷人带来了愉悦和慰藉，使他们免生*或其他邪恶之念。
1863年秋天在一个伦敦小酒馆里，12个英国俱乐部签署了一纸君子协定＇1］，现代足球形式由此诞生。这些俱乐部同意遵守1846年由剑桥大学制定的规则。在剑桥，足球和橄榄球分道扬镳：允许手触球，但是不准用手带球，严禁踢踹对手。“踢踹动作只能以足球为目标。”这是规则警告之一。过了一个半世纪，还是有人因为两者相似的形状，分不清足球和对手的脑袋。
伦敦协议中没有规定球员的人数、球场的大小、球门的高度和比赛的时间。球赛能持续两三个小时，每当球飞远的时候，球赛的主角们可以抽烟聊天。彼时还建立了一个现代规则：越位。在对手的背后射门得分是不诚实的。
那时候球员没有特定的场上位置：他们全都欢快地追着球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改变位置。在1870年左右，苏格兰人开始按后防、中场和前锋来组织球队，此时每队有11名队员。从1869年开始，不允许任何球员用手触球，连用手捡球，然后把球放好来踢都不允许。1871年这个禁令的例外诞生了：守门员可以用他的整个身体阻挡进球。
守门员过去保护的球门是一个比今天的球门窄而高的方形堡垒，由两根立柱系一根带子组成，带子高于地面米，1875年带子被一根木制的横梁所取代。过去在立柱上刻线来记录一个个的进球，现在采用了电子记分板，不过原来“刻上一个进球”的含义就消失了。＇2］在有些国家球门被称作“拱门”，而守门员则叫做“拱门守护者”，但是球门上都是直角并没 有弧度，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大学的学生们过去用校园的拱门做球门吧。
1872年，裁判出现了，在此之前球员们是他们自己的法官，他们自己处罚犯规的球员。1880年，裁判手中有了计时器，他成了决定比赛何时结束、谁被罚下场的法官，但是他仍然只能在边线上喊叫着执法比赛。1891年裁判第一次踏上了球场，吹罚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点球，并踱了12步指定了罚球地点。有一段时间英国的媒体对点球青睐有加，认为它保护了处于球门前的进攻队员，那里像是难以置信的屠宰场，《威斯敏斯特公报》就曾刊登过一串为球场暴力致死致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单。
1882年英国足球当局引入了掷界外球，8年后用石灰画出了球场区域，并在球场中央画出了中圈。同一年给球门加上了球网以截住皮球，并消除了是否进球得分的疑问。
19世纪过去了，随之而去的是英国对足球的垄断。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成立了，从此以后全世界范围内足球和脚之间的关系都由它掌管。此后出现了很多足球锦标赛，在所有这些比赛中使用的规则与英国最初采用的没有太大区别。
＇1］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世界第一个足球协会，同时制定和通过了世界第一部较为统一的足球竞赛规则，并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这一天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
＇2］“to score a goal”本意为刻上一个进球，“score”有“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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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上的死亡
阿登·波特，在4年时间里代表乌拉圭民族队打了200多场比赛，一直赢得球迷的掌声和不时的欢呼，直到有一天不幸降临了。
他被踢出了首发名单，经过等待、请求后他又重新上场，但是这没有用，他的状态继续下滑，观众嘘声四起：防守时即使对手像乌龟爬一样也能过他，进攻时他一个球也进不了。
1918年夏末，在民族队的体育场， 阿登·波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午夜，他在这片曾经令自己受人热爱的球场中央朝自己开了一枪，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人听到枪声。
黎明时他的尸体被发现，一手握左轮手枪，另一手握一封绝笔。
倒挂金钟
拉蒙·温萨加在智利的塔尔卡瓦诺港口球场发明了这个动作：身体腾空跃起，后背翻转朝下，突然摆腿将空中球向后踢出，双腿打开就像剪刀的两片刀刃。
几年过后，那是在1927年，当智利科洛科洛队在欧洲巡回比赛的时候，前锋大卫·阿雷拉诺在西班牙体育场表演了这个动作。记者们为这个从没见过的华丽的杂耍动作大声喝彩，并将其命名为“智利动作”，因为像草莓和奎卡舞一样，它也是来自智利。
在打进数个这样的凌空进球后，阿雷拉诺于当年死亡，在巴拉多利德的体育场，他同一位后卫发生致命相撞后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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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进球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阿根廷人以掌扪心，对天发誓，恩里克·加西亚的那个进球是完美的，加西亚，绰号“弯曲”，在阿根廷竞技队打左边锋。像阿根廷人一样，乌拉圭人也两指交叉放在唇边，信誓旦旦地说佩那罗尔队前锋“骡子”佩德罗·拉戈的那个进球是完美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也可能两个都是。
半个世纪以前，拉戈或加西亚打入了一个完美的进球，一个让对手目瞪口呆，同时又勃然大怒或是赞叹不已的进球。然后他把球从网底捡起，夹在腋下，拖着脚一步一步地沿原路返回。这就对了，多扬起一点尘土，擦掉足迹，这样就没人能够复制他的进球了。
我为衣狂
乌拉圭作家巴扎·埃斯皮诺拉不喜欢足球，但是在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他打开收音机搜寻一些想听的东西时，碰巧收听到了本地频道，佩那罗尔队0∶4大败于民族队。
夜幕降临，巴扎感到心情沮丧，他决定一个人吃饭以免将自己的苦闷情绪带给别人。这莫名的悲伤究竟从何而来？巴扎觉得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单纯伤感而已。突然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之所以伤感是佩那罗尔队的输球，他是一个佩那罗尔队的球迷而不自知。
会有多少乌拉圭人同他一样伤感？反过来说，又有多少乌拉圭人会欢呼雀跃？巴扎经历了一次迟到的自我发现，其实我们乌拉圭人从一出生不是属于民族队就是属于佩那罗尔队了。例如，人们说“我是一个佩那罗尔人”，或者“我是一个民族人”。从20世纪初就一直是这样了。据说那时的*们都是只穿着佩那罗尔队或是民族队的球衣坐在蒙得维的亚的妓院门口来吸引顾客的。
对于狂热的球迷来说，快乐不仅来自你所钟爱的俱乐部的胜利，也来自你所憎恨的俱乐部的失败。1993年《蒙得维的亚日报》采访了一群平时靠搬运木柴为生、周日到民族队的主场尽情尖叫享受的年轻人。其中一人露骨地说：“我只要看到佩那罗尔队的队服就会感到恶心，我希望他们每次都输，即使是他们同外国球队比赛的时候。”
在其他一些分裂的城市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1988年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上，民族队击败了纽韦尔老伙计队，这是一支来自阿根廷海滨罗萨里奥市的球队，它同另一支球队分享着这个城市人民的崇拜。而那另一支球队，罗萨里奥中央队的球迷此刻正涌上街头，同外国球队的球迷携手庆祝纽韦尔老伙计的失败。
我想是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给我讲了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青年队球迷之死的故事。那位球迷用他毕生的时间来憎恨河床队，这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垂死的病床上，他要求披上敌人的队旗，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呼吸来庆祝一个敌人球迷的死亡了。
如果球迷专属于一支球队，为什么球员不能专属于一支球队呢？很少有球迷能接受他们的偶像去一支别的球队。更换球队和更换工作不一样，尽管球员确实只是一个靠自己的双脚讨生活的职业运动员。对所穿球衣的忠诚在现代足球中已不适用了，但是球迷们仍然会对离弃的罪行给予惩罚。1989年，当巴西球员贝贝托离开弗拉门戈队到达伽马队的时候，一些弗拉门戈队的球迷跑到达伽马队的比赛向这位叛逃者抱以嘘声。威胁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最恐怖的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位男巫还给他贴了一道符咒，贝贝托遭受了一连串的伤病，他几乎无法健康地踢完一场比赛，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直到他最终决定转会到西班牙。早些年前，阿根廷竞技队的常青树罗伯托·佩尔菲莫转会到了河床队，他的忠实球迷们给了他历史上最长最响的一次嘘声。“我意识到他们有多么爱我了。”佩尔菲莫说道。
怀着对过往忠诚年代的留恋，球迷们也难以接受令俱乐部作出如此决定的收益计算，现在的俱乐部被迫变成了一个制造奢侈品的工厂。当经营状况不好时，红色的赤字就会叫嚷着牺牲掉一些公司的资产。连锁零售业巨头家乐福超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队体育场的废墟上建了一家新的门店。当这座体育场于1983年年中被推倒的时候，哭泣的球迷们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尘放入自己的口袋。
俱乐部是球迷们唯一相信的身份证明，而很多时候队服、队歌和队旗则深深地代表了对球队传统的认同，我们可以从球场上找到对这种传统的表达，但是这些传统却是来源于那些球队团体的历史深处。对于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巴塞罗那队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它还是他们为了反抗马德里权力中心而进行的长期民族斗争的象征。自1919年以来，从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其他地区的西班牙人为毕尔巴鄂竞技队效力过。作为巴斯克地区骄傲的堡垒，竞技队只征召巴斯克地区的球员加入球队，他们的球员几乎一直来自他们自己农场的球队。在漫长的弗朗哥*统治时期，巴塞罗那的诺坎普和毕尔巴鄂的圣马梅斯这两座体育场，是非法的民族主义的圣地。在那里，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喊着、唱着、挥舞着为法令禁止的旗帜。巴斯克区旗第一次升起而没有遭到警察的阻挠，是在足球场里。弗朗哥死后一年，竞技队和皇家社会队就将他们的旗帜带上了球场。
南斯拉夫的分裂战争搅得世界动荡不安，在它战场上的战争爆发之前，球场上的战争已经开始。每一次贝尔格莱德的球队和萨格勒布的球队相遇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积怨就会浮上水面。球迷们宣泄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并且从箱底翻出过去年代的旗帜和颂歌当作战斗的利斧。
贝肯鲍尔的进球
1966年世界杯，德国对阵瑞士。
乌韦·席勒和弗伦茨·贝肯鲍尔一起发动了进攻，他们两个就像桑丘·潘沙和堂吉珂德，被无形的机关发射到球场上，一前一后，左右穿插。瑞士人的整个防守变得毫无用处，贝肯鲍尔与守门员埃尔泽纳形成单刀之势，守门员往左跳起扑救，贝肯鲍尔脚踝一拐，射向右边，球应声入网。
贝肯鲍尔此时20岁，这是他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1966年之后他又作为教练或球员参加了4届世界杯，从没有排在三甲之外，并且两次捧起金杯：一次是1974年作为球员；另一次是1990年作为主教练。他逆钢筋铁骨、力量至上的足球潮流而行，证明了优雅比战车的力量更强大，敏捷比炮弹的穿透更锐利。
这位中场的王者，以“皇帝”的绰号闻名于世，他出生于慕尼黑的工人阶层，他能够高贵地指挥进攻和防守：在后场他的防守滴水不漏，连蚊子也飞不过去。在前场他的进攻火花四射，迅猛异常。
足球没有眼泪
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有时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这时候“突然死亡”就不再是一种决定比赛胜负的戏剧性方式了。在这些日子里，疯狂的球迷会占领以前为狂热的宗教分子、爱国人士和政治狂人所预留的地盘。因为经常伴随着宗教、爱国主义和政治的狂热，足球使人们的紧张情绪趋于沸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都是以足球的名义犯下的。
有些人认为被足球魔鬼占据的人会口吐白沫，坦率地说这样的形象相当准确地描绘了那些暴怒的球迷。但即使是最愤愤不平的批评人士也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足球不会引发暴力，最多不过是人们手绢上的几滴眼泪而已。
1969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爆发了战争，两个既小且贫的中美洲国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积累着理由来互相怀疑。这个国家的问题总是可以神奇地在那个国家找到解释。洪都拉斯人没有工作？因为萨尔瓦多人过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萨尔瓦多人在挨饿？因为洪都拉斯人虐待他们。每个国家都认为他的邻居是敌人，而不断的军事*则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这种错误延续下去。
这场战争被称为足球战争，因为引发灾难的火花是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萨尔瓦多的体育场里点燃的。麻烦开始于1970年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期间，发生了打斗，少数人受了伤，还有几人死亡。一周之后，这两个国家就解除了外交关系，洪都拉斯驱逐了10万名一直在该国庄园和农场工作的萨尔瓦多农民；萨尔瓦多的坦克则大兵压境。
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4000人死亡。这两个由美国工厂打造、被称为美洲学校的*政府，煽动着互相仇恨的火焰。特古西加尔巴的口号是“洪都拉斯不能坐以待毙，拿起棍棒，消灭萨尔瓦多”。土地的宗主和战争的发起者们不流一滴鲜血，而两国赤脚的人民却借着爱国主义的狂热互相杀戮，为他们同样的不幸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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