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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问道：“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们进警校那会儿，老师告诉我们警察的任务就是‘净化社会，减少犯罪，最终消灭犯罪’，这么多年大家好像也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我怎么觉得这罪犯像野草似的，打击了一茬儿又冒出来一茬儿，好像都没个完了，你们读书多，说说什么情况下才能消灭犯罪啊？”
大军在一边开玩笑说：“犯罪都消灭了，你老潘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咱们都脱了衣服回家种田去。”
我那段时间正好在看一些犯罪学方面的书，就接着老潘的话题往下说：“其实犯罪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在西方早就成为人家不屑于讨论的问题了。咱们国家有些人老不承认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照我看啊，这犯罪现象就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我看大家没当我胡说八道，继续说道：“就像人的本性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一样。在犯罪学上我们必须得承认犯罪现象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人总是有欲望的，不管是生理上、情感上还是物质需求上，更别说某些变态的人了。就算将来咱们跑步奔小康甚至共产主义了，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还不是有人会在规则外需求欲望的满足？各取所需不能等同于为所欲为，世界大同不可能消灭犯罪。”
老潘一乐：“看来我们这饭碗还一时半会儿丢不了。那你说，如果压根儿就消灭不了犯罪，我们现在还努力抓个什么劲儿啊？还有，现在一发个大案子无论群众还是媒体，头一个就先骂警察监管不力，然后再用舆论做鞭子抽着兄弟们去办案，你说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说：“消灭犯罪是一个极限，不能达到，只能接近。我们的任务就是力图接近那个极限。说白了，就是控制犯罪。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问题多了去了，贫富分化、腐败、地区差距、失业、下岗、农民贫困再加上一个邪教组织，哪样不可能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警察作为一个职业和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没资格承受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当然，穿上这身制服，就得努力做好咱们的本分，发现一个抓一个，把犯罪牢牢地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好了，好了，都忙活一天了，还谈这种话题做什么？”大军把酒杯一举，提议大家换个话题。同志们纷纷赞成，马上开始讨论东城和西城哪边的烧烤更好吃了。
蓝色理想和我们都曾经寂寞的成长
七月底，早早陪新任局长从加拿大考察那边的警务状况回来了。大飞和我设宴给我们的外事警察接风。饭桌上，大家照例要开一番早早的玩笑，比如问他外国的月亮圆不圆，外国的女孩子眼睛电力足不足，等等，目的无非是把我们的小帅哥整个脸通红。
早早和我们谈了在国外的种种见闻，而且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局里和那边的警察部门签订了交流培养的协议，以后只要通过了业务能力和英文的考核，大家都有机会去那边的警察学院培训并到当地警察部门实习。
阿轩用质疑的口吻问道：“早早，那边收交通警察么？”早早说：“收啊，什么警种都有对应的接受部门，而且都设计有系统的课程。”阿轩先是满足地一笑，瞬间又警觉起来：“你小子会不会这次去已经和别人谈好了，可以马上近水楼台啊？”早早腼腆地一笑，说：“我不想去那边再镀什么金了，自己本来就是学英语的嘛，现在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参加派往海外的维持和平警察部队，能代表我们国家警察的形象在海外执法，很有意义啊！”
“大飞哥哥，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问大飞，“莫非依然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飞思考了一下，答道：“参警以来对队伍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是真要离开还是很舍不得的。这些年写了不少公安通讯，见识到了很多连普通民警也看不到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知道真相，却不能说真话；明晓得是瞎扯淡，还得乱贴金。如果真要说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有天不用再说假话、空话和套话了。”
接着大家纷纷述说自己的理想，大胖依然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警察心理咨询专家，平时帮民警解决心理问题，舒缓工作造成的压力；在实战中能够利用谈判、催眠等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让一线的民警少一些牺牲和伤亡。”大飞在一旁逗大胖：“兽医，你港剧看多了吧？就你还每天西装领带的挎着包到处去谈判？是用拳头还是用嘴巴啊？”大胖冲大飞扬了扬铁拳，大飞迅速住嘴了。其实我心里知道，大胖那段时间已经开始为即将进行的全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做准备了。
二胖已经结束休假回来了，坐在旁边喝着闷酒不说话。大家知道他还没有从那场风波中恢复过来，都不好开他玩笑。只有小胖性格比较天真，轻轻拍着二胖的腿问：“帅哥，听说你被调到刑侦处了，你们那里最近正要用我们开发的一套系统呢！”
二胖正烦着，听小胖这么说正好气不打一处来，回了一句：“用什么用啊，到头来还不是得靠人，人都累死了要堆机器有个屁用？”小胖不明白怎么得罪二胖了，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阿理忙在一边打圆场：“二胖，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小胖也是想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跟你加强合作，联系感情嘛，你怎么能随便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呢？”阿理在新训班素以啰嗦著称，私下曾被我们赋以“唐僧”的美誉，果然几句话就把二胖说得没了脾气，连忙向小胖道歉。小胖说：“没什么，没什么，知道你心里不爽了，不过我现在明白我的理想了，就是让二胖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对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心服口服！”
那一晚，大家喝了很多酒，也谈了很多这些年的喜悦、欢欣、不易、矛盾、踌躇和挫折。除了理想，我们还谈起了寂寞。我们这些人，除了大飞，基本都是共和国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大都有过一个人被关在屋子里独自寻乐的童年。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溺爱，还能独立，还算懂事，比过去的孩子更能习惯安宁、习惯寂寞、习惯找出无聊之聊来，但是，自私、自负这些种子也在不自觉间埋入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毕业大幕轰然落下，我们全部被赶进了社会，穿上制服，拿起枪，去履行一个执法者的角色。几年过去了，我们在渐渐适应这个角色，也因为我们血液里天生对自由和叛逆的渴望，产生过种种排斥反应。我们奔跑过，也挥洒过激情。我们曾经碰得头破血流，也曾经为爱情流泪，会因为瞬间的狂热做出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出了青春的大门，而青春的唯一出口就是妥协，对整个成人世界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无奈妥协。
“有人说过，年轻时候为理想做出的选择，多半是错的。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会心寒，大家说说，这句话对不对？”大胖喝多了，仰躺在包房的沙发上问我们。
大飞长叹一声，靠在椅子上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信心和勇气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今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才感觉到，你真要想好好地挺下来，就是不顾压力如何，风险如何，前途如何，勇敢地去和一切残酷现实与困难面对面。就算输了，老子也输得悲壮、热烈、值得！”
“或许正应了一句话：寂寞的成长，无悔的青春，尽人事以待天命。”我做了一个小结。
聚会解散前，早早给我们一人塞了张小纸条，说这是他在回国的飞机上忽有所感，结合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逐人写的赠言。大家笑着骂这小子像个女人般扭捏，但都高兴地接了。
我一个人踉踉跄跄往家走，走到楼梯口，抬起头，可以看到六楼自己家厨房里的灯光，我无奈地摇头苦笑。
其实家里并没有人，只是从前年冬天开始，自己出门就养成了不关灯的习惯，因为晚上回家，仰着头看到从六楼自己家的窗口透出的灯光，心里会觉得很温暖，这是那些和家人与朋友住在一起的人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楼，开铁门，开木门，漱洗，把自己扔到床上，关灯。浸在黑夜里，我这才备感孤独。转眼已经工作三年了。有时候真的觉得正义、价值、人权、公平在别人眼里是那么冠冕堂皇的词汇，置身其中却感到它们只是流水线上的几个符号，包括自己，无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也不过是轰鸣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已经习惯了看那些求助的弱者期盼的眼神，也冷漠地审视着违法的个人面对庞大的专政机器时的渺小和无助，身边的朋友和事情常变常新，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大车一直在向前推进。
我轻轻叹了口气，突然想起早早给我的那个纸条还没看呢。拧开台灯，摸出小条儿，凑近盯了老半天，我看到如下模糊的字句：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微笑。关灯。睡觉。
理论缺陷、离情别绪和倦意渐生
九月初，全市公安机关的教育培训结束了，政治部宣布马上进入练兵比武阶段，要求各机关、业务处和分局选取在教育训练中各方面成绩优异的民警参加市局组织的各项比赛。
我正在电脑前敲自己的毕业论文，利用休息和工作闲暇，论文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可是越往下写我越感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些年好像都专注于实务方面的东西，忘记多沉淀下来认真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虽然自己论述的只是经济犯罪中的洗钱等一般问题，可是一旦深入进去，我发现需要启动刑法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金融法、证券法、引渡法、司法协助法等各方面的知识，自己那点儿水平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我暗暗问自己，花那么大精力考下这个研究生我就真的学有所得了吗？如果自己就凭着那一点点司法实践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津津乐道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么？
就在那一刻，一年前在清华园里产生的考博士的想法又再次复苏，不是因为机关里的生活太压抑，也不再是因为对现实的灰心和失望；而是我突然又想回到校园里，沉下心来好好看书，把自己这些年在实际办案中郁积的疑问一一求解，并用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进行解释。继续学习的想法在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虽然我知道难度和强度会比考研时更大，但我总觉得决心已经在开始慢慢凝结、成形了。
“你干吗呢，大中午的发什么呆啊？”小齐的一记猛掌拍醒了我。我扭头见是他忙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想什么，在考虑怎么才能找个借口让黎科长请我们吃饭。”
小齐说：“这个想法好！我把大军和小范都叫来大家一起群策群力。”不一会儿那两个家伙也窜进了值班室，都恨不得像聪明的一休那样开动脑筋了。正密谋得热闹，黎科长从后面摸了进来，大喝一声：“你们这群臭小子不上班跑这里商量什么啊？想造处长的反不是？”小范是老实人，被吓得慌了神，忙如实交代：“我们在考虑找什么借口让您今天请我们吃顿好的。”
黎科长哈哈大笑，然后用哭笑不得的神情看了看我们这群活宝，说道：“这还用找借口啊，直接说不就是了，今天我请全科吃饭！”话毕，同志们山呼万岁，各就各位了。
午饭吃得差不多时，黎科长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即将于本月中旬调往省厅。同志们全部瞠目结舌，觉得这消息实在过于突然。我就更是不舍了，从进法制科到现在，黎科长一直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无论是支持我读研究生、提醒我在机关如何做人，还是告诉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我都把他当作老师和兄长来看，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
黎科长看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就安慰我们道：“只是借调，大家怕什么啊，保不准还要回来的呢！”老江看这句话还没效果，就在一旁说：“大家这么喜欢黎科长当然是希望他好了，现在他调到省厅分明是高升了，我们难道还会因为他升官而郁闷吗？”大家想想也是，以黎科长的资历和水准，早该提他当处长了，可惜市局竞争激烈、指标也有限，现在他能直接调到省厅，不管怎么样待遇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我们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儿小农主义了。
九月十日中午，黎科长清理好所有的材料，提着箱子离开了市局大楼。我和大军他们一直把他送上车，心里别提有多重的失落感。
刚一上楼，迎面看到老潘引着个白净青年走过来。那孩子一脸腼腆，一见到我们就微笑着点点头。老潘向我介绍说：“这是刚分到我们队的大学生，叫庄伟，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大军一乐：“那不是我的学弟嘛，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我！”
我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比我当年从防暴队一脸憔悴地调过来时要精干多了，或许是刚进机关的缘故，他的眉宇间依然露出几分惶恐和羞涩。我突然想起当年拎着脸盆和行李在防暴队的大楼下等待中队长挑选时的自己，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高兴地伸出手对庄伟说：“谢谢，在这里熬了三年，我终于成师兄了。欢迎你！”
黎科长调走后，科里的工作暂时由江科长负责。九月中旬，因为一起案子需要调查取证，我又离开了晴川市，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列车在秋天的田野上奔驰，我斜靠在窗边想着心事。
其实这次出差是我主动向江科长申请的，自己很想到北京几所高校的法学院看看，一是为论文写作查找些资料，二是因为感觉到老呆在一所学校做研究有点限制自己的思维，很想换个地方继续深造，打算多去找几位老师和师兄，询问一下考博士的情况，供自己十一月报名的时候做参考。
在北京取证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又是转车又是倒地铁，忙得日夜晨昏颠倒。好容易才找到几个放风的机会，我连忙趁着休息时间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毕竟晴川市的学术资源有限，很多外文资料都得耗费心力去检索和查对。
那天，从国图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我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准备到西直门地铁站倒地铁。摇下车窗，阵阵凉风拂面，让累了一天的大脑格外轻松。经过一条小街时，路边出现了成群结队穿着军装的人，我本以为是部队在拉练，认真一看，原来是刚刚军训完的大学新生打着背包从训练基地往学校赶，队伍拉得很长，那些裹在肥大的军装里的瘦小身躯明显透着疲惫，但是他们依然边抹着额头的汗水边放声歌唱，那些面孔充满稚气，却又那么阳光和张扬。
二胖发了条手机信息过来，上书：“我正在广东追逃犯，被蚊子叮惨了，你在哪里？”我回信息道：“北京，缅怀我那如肉包子打狗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从北京返回晴川的列车上，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留着光头，年纪看上去五十出头，面上的胡子已是许久未刮，一只手缠着绷带，一直坐在自己铺上闷不作声。一听到我们谈公安工作，马上露出了惶恐和警觉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