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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压迫，是人类史上的正义事业，是每个自由人的最高愿望。如果组织里有人要阻碍我们实现这一高贵的目的，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组织，我们必须制止他们，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危害；否则即是犯罪，是严重渎职。
我们必须清除这些因素，让组织真正成为有力量、肯战斗的群众组织。考塔尼、马克斯、波佩普、特鲁姆、我，为禁令所限，不能参加集会，不能与你们一起共同商讨我们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13节。
我们遭禁，是因为我们提倡我国受压迫民众的自由，因为我们一直同种族歧视政策做斗争，以保障民众基本人权，无论其种族、肤色、性别和语言。
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民众，是因为我们毫不妥协地抵制美帝国主义和他的帮凶，他们要把世界拖到暴力与强权的统治之下，拖到汽油弹、氢弹和钴弹的统治之下，可以置几百万人的性命于不顾，只要能满足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贪欲。
我们被禁止发言，是因为我们曾公开有力地谴责帝国主义者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和坦噶尼喀犯下的罪行，曾号召我们的人民坚定不移地追随世界和平大业，同美国及其盟军的战争政策做斗争。
我们被迫藏匿、被人跟踪，是因为我们曾无畏地谴责对朝鲜和肯尼亚人民进行的屠杀，因为我们要支持肯尼亚人民的正义事业。
诸位已经知道，“自由之路多坎坷，我们中的很多人要一再穿越死亡之谷，才能最终到达理想的巅峰。”⑥危险和困难以前没有让我们屈服，现在也不会吓倒我们。
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像认真对待事业的人一样，不在无聊的闲谈和懒散的行动上浪费精力。做好行动的准备，将所有不纯洁、不遵守纪律的因素从组织中排除出去，让组织成为我们手中明晃晃、亮闪闪的工具，帮助我们披荆斩棘，开拓非洲的自由之路。
1953年
02虚幻的流沙
【背景文字】
藐视运动之后，政府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多名非国大领导提出指控。曼德拉等人的主审法官是伦普夫；八年后曼德拉再次站在被告席接受叛国罪审判时，负责该案的高级法官也是伦普夫。藐视运动案的审判结果是9个月刑期，缓期执行，法官评价说，该指控“与大家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无关系”。
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对曼德拉的禁令不断顺延。政府不敢冒险让民众再触及他的领袖魅力，所以禁止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或演讲。于是他开始写作，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解放》杂志是受非国大支持的一份月刊，负责人是前工会领袖、非国大执行委员丹特鲁姆。曼德拉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6月至1959年5月间。
藐视运动在非洲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影响了一部分白人。白人对非洲人在藐视运动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同反应，因此形成了两个白人团体：一个是民主派大会，支持非国大的目标；另一个是自由党。
古老的争议再次摆上桌面。所有人都拥有选举权？还是仅限于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半块面包是不是就比没有面包好？非洲人表现出节制，就能赢得同情吗？一个全是白人的议会，能否带来变化？
白人当中的很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积极响应非洲人的挑战，但他们无法鼓起勇气，提出一人一票的主张。
曼德拉认为，强调宪政、将选举权局限于有资格的少数人，违背了非国大1949年的《行动方案》。他写了一篇文章，批判这些政策，重点是批判自由党的第一部宪法。自由党后来自己修改了这部宪法，也开始采取议会程序之外的行动。
自由党的宪法要捍卫“每个人的基本尊严，无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并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宪法认为“每个人有权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尽其所能获得充分发展”。新政党宣布了这些原则，但只满足于宽泛的表述，没有进行具体解释，也没有规定在南非目前情况下这些原则该如何具体应用。
宪法又宣称，“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而被排斥于政府事务或国家其他民主进程之外。”不过在这条规定上，新自由派却放弃了空谈的安全地带，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政治权利原限于部分享有特权者，现扩展至符合条件的所有人。”这是一条令人疑惑的规定，自由派无法回避，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必须面对那个根本的问题：什么人才算“符合条件”？
第14节。
民主的原则是“一名成年人，一张选票”。自由派显然不同意这个尽人皆知的原则。因此，他们必须明确陈述自己的替代理论。但迄今为止，他们依然没有提出来。非国大、南非印度人大会、民主派大会，都赞同全民选举权：也就是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宪章派所主张的平等的全民普选权。自由党支持这一举措吗？历史事实要求他们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
在南非，由于种族歧视政策，全体居民几乎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近期的政治态势又让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几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言。自由党的错误——这必将导致他们的衰亡——就是试图寻找这样的中间道路。他们批判、谴责政府的反动政策，却又害怕与人民为伍，害怕动员社会力量，将斗争推向更高层面。＄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自由党的纲领宣称，为了达到目标，该党只使用“民主与宪政的途径，反对共产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一切形式的集权”。实际上，只有对那些已经拥有民主与宪政权利的人谈论民主与宪政的途径，才有现实意义。
我们必须接受以下事实：在南非，要赢得任何一场政治自由斗争的胜利，都必然会遇到当局歇斯底里的抵抗。胜利不会送上门来，受压迫的人们如果想要推翻种族歧视，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进行斗争，动员一切力量，坚定无畏地向一切反动势力开战。
有人以为我们可以双手抱臂，坐等未来某个议会立法，捍卫“每个人的基本尊严，无论种族、肤色和信仰”。这种看法违背了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任何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组织，都不会通过妥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南非当前的情况下，民主派只通过宪政的途径斗争，也就是要求人民服从少数派议会制定的法律。少数派议会的组成，从根本上讲就是剥夺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
这部宪法恰恰是以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为借口，将大多数人排斥在政府事务与其他民主进程之外；而宪政的途径，就是要求我们去遵守这样的一部宪法。
如果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携带通行证，允许他们侵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镇压共产主义法》，眼见人民的领导者因为信仰不同而遭到“合法”的钳制与迫害；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复原计划》、《班图管理机构法》、《族群区域法》、《公共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以及当局所有邪恶的法令。
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全面斗争中，受压迫的人民能指望自由党当他们的盟友吗？答案是：新的政党在机构层面上表达的这种倾向，在白人统治阶层和联合党中早已存在了多年。这些人憎恨、害怕南非的革命性民主思想，和马兰⑦、奥本海默⑧这样的人没有区别。
他们不愿用武力镇压非欧洲居民的群众运动，那是一项代价高、风险大的可疑任务。他们只想用动听言辞与空头承诺来误导运动，向少数获得特权者（也许就是那些所谓“条件合格”的选民）让步，贿赂他们，以分裂运动。
因此，自由党宣称的那些动听的原则，虽然具有民主、进步的形式，实质上却是反动的。它们不会给予民众自由，只会带来更加隐秘的剥削和压迫制度。
自由党谈的是人的自由和尊严，实际上却是统治者的党羽奴才。他们和国民党政府一起，要维持廉价劳工制度，维持非欧洲民众的低贱地位，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国民党政府是一致的。实际上，对于人民的奴隶地位、廉价工资、大规模失业、村庄和城镇中肮脏的居住环境，他们都是默许的。
我们致力于非欧洲居民的解放运动，但我们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坚信，白人居民中有成千上万真正的民主人士，有坚定而无畏的立场，赞同无条件平等，支持彻底废除“白人至上主义”。
我们向他们诚恳地伸出友谊之手，愿与他们结为兄弟般的同盟。但是，在逃避、虚幻与机会主义的流沙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同盟的。我们坚持提出条件，证实为自由而战的合理性。通向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进行群众斗争，推翻法西斯主义，建立民主政府。
1953年6月
第15节。
第二章
种族隔离下的生活
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忘记不公、忘记仇恨和埋怨，你才能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是身心强大的人，是世上再无与之相匹敌的人，是一个任何悲剧都击不倒的人。
——曼德拉第二章种族隔离下的生活001民众遭殃
【背景文字】
20世纪50年代初是准备时期，南非各种族人民团结一心，筹划国家未来的伟大日子即将来临。
1955年6月23日，南非人民大会召开，一场号召民众发出自由呼声的运动，至此达到高潮。参加人士包括：农民和矿工、家庭主妇和家政员工、工会成员、出租车司机和学生、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员。他们在数以百计的各种集会上做出决议，写下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然后选举代表，前去参加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规定：
“南非属于居住在此的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任何政府若不以全体人民的意愿为基础，即不得宣称拥有合法治理权
“人民应治理国家。
“一切民族群体应拥有平等权利。
“国家财富应由人民分享。
“土地应由耕作土地的人共享。
“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
“所有人应享有平等的人权。
“应有工作与保障。
“学习与文化的大门应打开。
“应有住房、安全与舒适。
“应有和平与友谊。”
曼德拉等人在文章中，对这些家喻户晓的简单要求做了详细的阐释。
雷切尔穆斯，53岁，她与丈夫在克鲁格斯多普居住了32年。在此期间，她丈夫为克鲁格斯多普市政府工作，月薪7镑10先令。他们共有七个子女，大的19岁，小的2岁。其中四个在克鲁格斯多普；一个在班图中学读初中毕业班，三个在上小学。
第16节。
穆斯因酿造啤酒被判过几次罪。由于这几次判决，根据《原住民城市区域法》相关规定，她被确定为行为不端者，因此被拘捕，由克鲁格斯多普的原住民事务助理专员处理。她被捕之后，尚未受审，丈夫便突然倒地，去世了。
后来，专员认定穆斯行为不端，下令将她驱逐到利赫滕堡。她处境凄凉、伤心欲绝，抚养七个孩子的重担还压在她肩上，这位年长的妇女被迫离开家乡，与自己的子女分离，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里讨生活
1952年6月，我和其他五十位朋友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藐视运动时被捕，后被送往马歇尔广场。就在我们被推搡着押到院子里的时候，一名“犯人”被一位年轻白人警官狠狠推了一把，摔下几级台阶，伤了脚踝。
我表示抗议，那位警官就像个牛仔那样，在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很愤怒，开始示威。高级警官们到院子里查看时，我们希望他们查看受伤的犯人，并要求立即治疗。他们敷衍说，让我们明天再重提要求。结果，萨缪尔马凯伊就在牢房里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翻来覆去，呻吟不已。那些人的职责是保护和捍卫法律，却有意打伤了他的腿，然后又恶意地不予以治疗。
1941年，一个非洲小伙子在约翰内斯堡面见原住民事务专员，他面临的指控是未能根据以上提及的“法律”，就自己的经历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去年已经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有几门功课还很突出，他原打算到开普省去读高中，后来却生了病。
这个小伙子听从家庭医生的建议，决定在亚历山大镇的家中待一年。警察要他证明有足够、合法的收入来源，能够维持生计；他解释说，自己还是个学生，靠父母养着。然后，他就被捕了。当局下令将他作为无业游民，送到利尤克普农垦场劳作六个月。这道命令后来由最高法院搁置复核，但那时候，小伙子在监狱里已经待了七个星期，本来就很弱的体质受到了严重影响
非洲人的家园遭毁、亲人离散，孩子被迫离开母亲，囚犯遭受虐待，一有捕风捉影的小过失就被强行关入农垦场。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种族歧视的种种暴政和实际罪恶远不止于此，还要加上政府欺压人民的成千上万的恶行：剥夺非欧洲人的自由公民权；抢夺民众的土地和家园，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欧洲土地大鳄与工业资本家；非洲劳工因为“不尊重工头”而被欧洲农场主鞭打或谋害；非洲工人放下工具、罢工维权，就会遭到警察的毒打，然后被投入监狱；鼓励人民鄙视、仇恨非欧洲民众，煽动白人与非白人之间、不同非白人族群之间的种族歧视；将非洲人分裂为相互敌视的部族；挑动族群或部族相互攻击；禁止工人积极分子参与民众组织，将他们禁锢在某些限定区域。
这一切恶行，都被这个国家的矿业与农业特权集团当作武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避免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达到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一目标就是为矿业巨头和农场主制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才毁坏百姓家园，将人们从城市驱赶到乡村，以保证农场上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因此，反对政府的非欧洲人才会受到如此残暴的对待。
在这种环境下，有出色学业的非洲青年，不是国家的骄傲，而是对当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也许不愿意钻到深不见底的地下挖矿，那些挖矿的人最后把肺都咳破了，而矿业巨头们却发了财；他们也不愿意为了一丁点儿口粮，到农场上去挖土豆。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达到目的。的确，这些恶行吓住了某些群体和个人，偶尔甚至会破坏或暂时挫败我们的计划与方案。但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歇。
民众中诞生了勇敢的斗士和组织者。人民也越来越意识到，所有民主力量，无论其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都必须团结起来。
各人民组织利用这一形势，启动了一项全面计划，促进相互合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最近，由各种族、各行业的民众通过的《自由宪章》，已经成了未来行动的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