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你极善比喻和形容。你笔下已少见已成公共词汇的形容词。故你笔下的形容具有文字的独特活性。你笔下的某些形容，也是精致的。
三、我尚不知日本小说“新感觉”一派对你是否有影响？你的《女儿河》具有中国式的新感觉派的忧悒凄美的风格。
四、最重要的一点，你心内有情怀，故笔下也有。那是爱和怜惜。文学之事，非仅技艺智巧之事。心无真情怀，必功亏一篑也。
你要永远牢记此点。
我将向出版社推荐你的《女儿河》。
我将另为你的《女儿河》写一篇序。
我将建议出版社为《女儿河》召开研讨会。
在《女儿河》成书前，你务必要将“她”再修改一遍。小说中某些次要人物，形象未免太淡，如陆小朋、周静殊、林庆、何倩、何健业等……但切记，勿往书中加入邪狞内容，一切情节有如寻常生活最好。
以下几点，一定要改：
一、莲花的丈夫在莲花出走后，与平皓相互辱骂，有秽语数句，一概删之。那几句秽语，对整体忧悒凄美之风格，实属一种破坏也。《红楼梦》中贾大也骂人的，但无秽语。秽语是《金瓶梅》中的骂法，而《女儿河》的风格不是《金瓶梅》那一类。
二、莲花的丈夫与平皓打架一场，可再细一点写来；两个男人的表情、眼神、围观者的情状等。并且，还是要以写意的写法来写为好。这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的“决斗”，对围观者们的思想冲击多多；何况，还是平皓大获全胜。这在当地是一个“事件”，它也许令人们重新看待一些事情——你把这一“事件”写得太简化了，实际上是未深想到它的文学作用，浪费了好情节。
三、结尾肯定要改！必须改！和什么出版禁忌毫不相干——仅与文学处理之经验有关。怎样改，我会当面告诉你！
答中文学子问
关于打算或已决定考研的中文生
我当然是鼓励考研的。如果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是严重的负担；如果本人参与激烈竞争的能力较强，那么考研就完全是上进心的表现，为什么不呢？依我想来，研究生时期，最能集中精力深化中文系学生对中文的能动潜力。
中文系的教学，从前几乎是单项的，旨在培养中文学理研究者，知识承传者。由此为大学本身不断“供应”授教者；由此向文学及文化艺术界不断输送研究型人才。从前是很不重视写作实践的，所实践之文本，只不过是论文式的评论和理论；更不提倡创作实践。甚而反对和鄙薄，斥曰：“不务正业。”所以，在从前，倘一名中文学生竟然经常写小说、散文或诗，那是很不被待见的。所以从前创作是课外之事。甚而是偷偷的，“地下”的。
凡五十年间，大学没为中国培养一名作家。甚至也很少有作家承认，大学在他创作实践的最初阶段推动了他。大学倒是没少“造就”评论者。从前几乎一年一批。因而一度使创作与评论在数量对比上失衡。我认为，每一位作家对应一位评论家就够了。若反过来，十位评论家对应一位作家，现象很荒谬，很滑稽，不见得反而更有利于创作的繁荣。
但我得承认，大学成全了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因为我当年是复旦创作专业的。那个专业毕竟给予了学生充分的创作课时。否则，我若是评论专业的，现在就不知自己在哪儿干什么了——或者在某报社熬成了文化版的副主任什么的？大家都看到的，对于文学和文艺、文化的评论，已在极大程度上被报的副刊“夺权”了。被“夺权”后，报的初期还有“文学版”。现在，基本不存在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中文系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学生实写能力的提高了。比如我所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级起就有创作课。鼓励学生的文学形式写作。将我调去，也是希望加强此点。学着中文只听不写作，好比学着英语只听不说。创作创作，这是一种开掘学生“创”的思维能力的课程。中文系有义务为社会和时代培养“文化”二字所包含的各方各面的有“创”之能力的人。
但是诸位清楚，倘你们中有谁准备考研，那么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预先心目中选定了一位导师，“他”研究的是什么，你必须将精力和时间向那方面转移。你必须有所放弃，你才有可能成为“他”的一名研究生。毕竟，“他”具有一定的资格决定你考研的结果。
那么应该放弃什么呢？
我这一学期开我的选修课时，奉劝我的有心考研的学生重新考虑——值不值得选修我的课。因为事情明摆着，我教的是创作，并不教怎样写考研的论文。我能不能也指导一下学生写论文？当然能。这也不必故作谦虚。有什么指导不了的？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但那只能是课下的、支持性的，不是责任性的。课堂上，我主要还是要讲创作。因为选我的课的学生，也许一步迈出校门，面对的直接就是需要他“创”的思维能力的职业。那些职业不见得非是“文学单位”。现在除了出版社，哪儿还有那么多“文学单位”？但一定是和大众文化概念有关的单位。即使广告公司，需要的也一定是有“创”的思维能力的人。我的课，要从文学的“创”，“创”开去。我是在乎学生以后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我陪他们在做中文系学生的时候“热身”，从“创”的方面“热身”。
我理解要考研的学生对于考研知识储备的急迫要求。但反对太过的功利心理。以为凡不能直接变成考研知识储备的课，便都是对自己没任何意义的课。什么是知识的意义？有的学生也不很明白，或说只在极其功利的层面明白。
比如我在讲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时，顺便讲到芥川龙之介，讲到三岛由纪夫，讲到郁达夫，讲到村上春树和我们中国的文学前辈孙犁。
芥川35岁自杀，那是1927年。三岛由纪夫也自杀而死；川端同样，时年73岁，那是1972年。
为什么三位在题材和文学风格方面有“影子式”影响关系的日本作家，对日本现实都流露着相当悲观的态度？为什么川端晚期的创作也呈病态的细腻和孤美倾向？几乎一如三岛和芥川早期的文学倾向？他们之间不同在什么地方？和日本社会的命脉演变有什么内在关系？为什么到了村上春树，文风虽不那么颓靡了，却也几乎丝毫没了《伊豆的舞女》那一种忧悒的纯情，甚至也没了三岛由纪夫那种堕落中的苦闷，而呈现既难真快乐也难真悲伤的状态？
还有郁达夫——28岁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是1924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刚刚20岁。
和川端比较一下——27岁发表《伊豆的舞女》；那是1926年；他那短篇中的“我”，十四五岁。
那时的中国怎样？那时的日本怎样？那时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怎样？那时日本的文人知识分子心理又怎样？
有比较才有思考；有思考才需去查阅资料，梳理个明白。于是才有发现啊。有真发现，则对于文学的研究，才必有真意义。哪怕仅有极少极少的人承认了其意义，也颇值得。
我为什么要由川端谈到其他呢？盖因学生中，有一人不但要考研，还要考“比较文学”方面的“研”。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那一名学生才那么讲的。
但我看出那一名学生很心不在焉。因为要考的是中西文学的比较；非是中日文学的比较之“研”。
“比较”更是一种思维方法。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任何几样看起来不甚相关的静物，只要反复剪辑在一起，都能构成电影的“蒙太奇”效果。有人能发现那效果；有人一点儿不能，或只能从导演极为刻意为之的“蒙太奇”中去发现。
这是“比较”性思维能力的差别。
这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
否则，所花的精力和时间，换得的也只不过是一纸高一点儿的文凭，并非实际能力的提高。
遗憾的是——应试教育，我看在大学里也是一样的。相对于中文，也难脱窠臼。
这一种情况，导致中文这么本应思维极其活泼又活跃的学科，也将培养不出多少有“创”的思维能力的学生，而仅仅只能“造就”极有限极狭窄的知识的“盛装器”。
倘我以后决定带研，仅仅能成为“盛装器”的学生，我是不收的。因为，一以教点儿，一以装点儿，那也只不过是“死”的知识……
关于“编造”
诸位，我在上一堂课，就文学性质的写作，谈到了“编造”两个字对吗？是在关于小说、戏剧和影视剧本的一般写作现象时谈到的。
我认为，“编造”二字，相对于新闻报道，是必须予以职业道德方面的谴责和反对的。这是社会对正派的媒体的起码要求，也是它证明自己正派的起码标准。
但是，“编造”二字相对于以上文学的体裁，却不应被视为一个贬意的词。“编造”的冲动是产生想象力的初级的思维活动。高层面的想象力的展开，乃是以其为基础的。
农妇编一个筐子，是初级的手艺。正因为是初级的，所以大多数的农妇都是会的。小学生编了一篇作文，是初级的“创作”。倘不是预先规定了必须写真人真事，那么他们的“编”，不仅不应被否定，还应受到鼓励。我们中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学，在这一点上是很有应该反省之处的。
人的手，如果编的已不是一般装物的筐子，而是一顶样式美观的草帽，并且将用以编的材料破细成篾，涂了种种不同的颜色，精心搭配；甚而，编的直接就是一件供观赏的工艺品，那么其编，显然的，就也已经等于是在“创作”了。那就是较高级的，伴随着想象力的手艺了。比“编”更高级的手艺，是织，是绣。高级的织和绣，对针法的要求是很讲究的，在某过程中，针法往往是变化丰富的。更有前人不曾用过的针法，在自己织和绣的过程中实践出来。
故我认为，“编造”二字相对于文学，应作如下的理解——由“编”的冲动而始，随之进入类似手织，类似手绣的状态；由一般意义上“造”的初衷，上升为“创”的较高级的自定的标准。
“编”的过程是几乎没有细节可言的。对样式和审美的效果也不甚重视。但织和绣那肯定是特别重视细节的，多一针或少一线自己都是特别在意的。“造”的过程倘并未与“创”的思维联系起来，就往往缺乏新意，停留在司空见惯的一般水平。
所以，归根到底我要说的是——学着中文而不习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习写而仅仅停留在“编造”的水平，没有进一步将自己的想象力展开的愿望，也不要求自己向织与绣即向“创作”的层面提高，在我看来是不够的。是对一种完全可以达到的能力的遗憾放弃。
或许有同学会说——我们又不打算成为作家，干吗非要有你说的那一种什么织和绣的能力？
此言差矣。
我也声明过，并没有将你们中谁培养成作家的奢望。作家根本不是先成了作家的人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作家都是自己成为的，别人只不过能对其稍有影响而已。
但我强调过，中文系对于中文学子，有培养特殊的观察能力、认识能力、感受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义务。特殊在什么方面？特殊就特殊在，任何的社会现象，时代潮流，不管多么异态纷呈——在深受过中文教学熏陶的人那儿，无不首先是发生于人，作用于人，演变于人，结束于人的现象。而绝不仅仅是政治家眼中的政治现象，军事家眼中的军事现象，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现象，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现象，商人眼中的商业现象……
在深受过中文教学熏陶的人那儿，有时连一座建筑物都仿佛是有灵魂，有气质，有人性意味的。
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别样的思考的立场。
它在你们训练自己“织”与“绣”的能力的同时，将会由你们自己感知到，体会到。而靠了这一种能力，你们眼中的社会、时代，是有细节的。从而你们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掌控和打理，也将是有细节的。
有细节可言的人生是较有意味的人生。
这是中文带给学了它的人的一方面益处……
关于想象之一
想象是一种人人皆有的能力。
是地球上 唯人才有的一种能力。
是与人的大脑共存亡的一种能力。
除了植物人，连儿童、痴傻病人和精神病人，也都有各自水平、各自状态的想象力。儿童不仅靠各种综合营养，也靠自身想象力一天比一天更加活跃而催发他们的成长；正如老人的想象力退化，往往靠回忆来陪伴时光。对于老人，我认为，回忆是对想象力退化的一种补救。一种唯人的大脑自身才具有的本能。我同时认为，做梦乃是人的大脑对自身想象能力的自动的检验。我的意思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他的梦境的丰富性大约也是很有限的。
我们只要这么一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想象力没有被后来的人生诸事所无奈地磨损掉之前，在它像装着满满一袋种子的口袋的时候，充分地运用它，是人作为人的一件多么幸运又多么愉快的事啊！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一下生活就不难得出结论——其实许多许多人的想象力几乎是白白具有了的，是被必然地白白浪费了的。为什么既说被白白地浪费了又说是必然的呢？因为人在青年以后，其想象力往往界临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他或她所从事的职业对其想象力有一定的甚至较高的“使用”要求，所以即使是在工作着同时便也是在想象着，因而想象力越加发达。好比体力劳动者肌肉更加发达；另一种情况是，他或她所从事的职业对想象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我知道，在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人的一切能力都容易被惰性渐渐抵消。久而久之，哪怕原本具有着较高的想象力，最终也会变成想象力严重缺乏，进而严重萎缩，甚至大部分地丧失了的一个人。
现实生活之中比比皆是这样的人。
他们一般的时候并不见得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或已经缺少了什么。但如果他们的职业发生变化，比如由原来对想象力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一种职业，转移到对想象力有一定要求的职业，那么他或她将肯定很不适应，或者根本不能胜任。我所言对想象力有一定要求的职业，并非尽指高级的职业。某些平凡的职业对想象力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幼儿教师。孩子们将是多么的喜欢一位会讲自己所编的童话故事的老师，那是不言而喻的。倘他或她自己就缺乏想象力，那么非但不会给孩子们讲自己所编的童话故事，可能连童话书中的故事，也不愿自己先看了然后再讲给孩子们听。
大学的中文系，进言之，中文系的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说到底，依我之见，乃是为培养具有较高想象能力的人而开的一门课程。
我再强调一次，这样的一门课程，并不是旨在培养作家的一门课程。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没必要以后非成为作家。从未培养出过作家的大学中文系，并不是中文系的遗憾。但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大学毕业以后，甚至取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其想象能力竟没有相应地提升到较高的水平，那么我认为，实在是这样的学生的遗憾，也实在是大学中文系的一种遗憾。
从前的大学中文系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弊端，那就是虽然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