蹦杲鼋�33岁。建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的大明王朝在267年的岁月沧桑之后，轰然倒塌，呜呼哀哉！
由于交通及各个方面的限制，加之社会动荡，强盗丛生，三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六月份，四川才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流寇张献忠开始攻打四川的重庆（重庆被从四川分割出来，是非常近的事了）。没有几天，重庆便被张献忠们攻陷。当时的四川巡抚是陈士奇，他率领朝廷的军队与流寇们对抗。煌煌王师，竟然敌不过一群杂牌部队，可怜陈士奇被流寇活捉。流寇的喽啰们将陈士奇押去见他们的首领张献忠。陈士奇一见张献忠，破口大骂不绝。流寇们处理陈士奇的办法是：剁掉双手，砍下两足，挖去眼睛，割了舌头。陈士奇就这样在残酷的折磨中死去了。流寇的变态，朝廷大员的坚贞，在大明王朝崩坏的时候，都表现地淋漓尽致。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人性与兽性的表演大幕刚刚开启。
流寇攻占四川重庆的时候，重庆的知府王行俭、四川巴县的知县王锡也前后被生擒。当时，王锡被流寇捉拿到流寇的大营以后，张献忠呵斥让他跪下，王锡十分镇定，面不改色，怒气冲冲地瞪着张献忠。没等一会儿，王行俭也被流寇的小卒们五花大绑带进大营。大营内外流寇们的吆喝声如同雷鸣一般，振聋发聩。王行俭见此行状，满脸都是恐惧的表情，似乎就有求降告饶的举动。王锡见此，疾厉地说到：
“大人您受朝廷的厚恩，天下大乱，朝政受此凌虐，难道大人就没有想过要为朝廷一死报效吗？难道您就没有想过以何种颜面在地下与先帝相见吗？屈膝容易，要再伸直，恐怕就难了吧？天下大势已经糜烂到这个份上，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还有意义吗？”
流寇们听了王锡一席话，勃然大怒，当场就把王锡给斩杀了。王行俭随后也被流寇们处死。
当年，大明朝廷分封于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因为流寇扰动，汉中无法安枕，于是携带家眷，准备到四川去投靠蜀王。天下大乱，哪里会有清净的土地安放枕席啊？朱常浩走到重庆的时候，正遇上流寇张献忠攻占重庆。朱常浩一队人马与陈士奇一起被杀。据说，攻占重庆市，当时重庆城内外的乡绅、士子、军人、普通人、男的、女的，加起来不下几百万，全部被流寇们杀死。这里面，也有不幸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被剁掉了双手，削去了耳朵和鼻子。历史的记载或有夸大之词，但是当时的惨烈，就以所谓的文明时代的暴乱场景来猜测当日的状况，也可以想象出当时的肮脏与不堪。最残忍的人性与最暴虐的兽性，在战争中表现地最为真实。
攻占重庆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流寇张献忠们又开始攻打四川成都。当时，成都城内还有三万人的朝廷部队。按说，这三万人的部队，还是有些抵抗能力的。但是，天下大乱的时候，蜀王还在想着他的权力，还在想着如何搞阴谋诡计。蜀王的行为，引起了四川巡按刘之渤的不满，他以跳河自尽的方式进行抗争，未遂，刘于是闭门不出。这一事件，使得当时成都的城守松懈。流寇们乘此良机，乔庄打扮，混入成都，落脚在一些寺院。经此一番布局，当时流寇在成都城内的内应已经遍布大街小巷。刘之渤闭门四天之后，在一众官员们的苦苦哀求下，他才出来处理相关事务。此时，流寇的布局已经妥妥当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刘之渤等官员向蜀王请求拨发粮饷时，蜀王竟然爱财不放。真是不知死活，只知权力与金钱。
当时蜀王是这样讲的：
“你们要粮饷，是吧？我府库中的钱粮是有数的，不能乱动。在下倒是有一座承运殿。你们要是想要，可以拆去变卖，换点粮饷。”
刘之渤大怒，说：
“殿下，你的承运殿，我看没有人能买得起，想想只有李自成能够承受得了。”
今天看这段，似乎是个笑话。可是权力和金钱的迷药，谁人不是食髓知味，谁人吃了不会醉啊？
就这样，成都在流寇张献忠们的炮火声中被攻陷了。流寇们内外夹击，成都城内外不论男女老幼、好人坏人、军人平民，流寇见了齐杀。一直杀够三天，才开始招降。这就是兽性，看看吧！这一天，蜀王和他的大老婆跳了井；这一天，四川巡按刘之渤、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穿戴好官服，面朝南，喝毒药自杀；这一天，许多无法记名的官员，在混战中被杀死去；这一天，有一个官员投降，这个人就是成都知县吴继善，他左手拿着官印，右手携带着小妾，在流寇的马前乞求活命。
成都城陷三天以后，流寇们从井里面捞出了蜀王和王妃的尸体，张献忠亲手执刀，将尸体砍了三砍，才让喽啰们把尸体抬出去，扔进江中。蜀王的世子十八岁，世子妃、世孙、两个郡主（七八岁、十几岁不等）都被活捉，全部由张献忠的心腹看养。
成都沦陷之后，悲剧与闹剧同步上演。
张献忠自立为大顺皇帝，接下来就是封官赐爵：除了和张献忠一起揭竿的泥腿子飞升之外；还有一生员（秀才之类吧）胡默作了吏部尚书；曾经的大明副榜生员（相当于预科吧）王国宁作了户部尚书；那个提印携妾投降的成都知县吴继善作了礼部尚书——看来投降不但保了命，还居官不小；进士龚完敬作了兵部尚书；还有什么道士、箭匠等各色人等，都沾光添彩。这期间，流寇们还把蜀王的世子封为太平公，没过多久，就把他给毒死了；世子妃也被发配作了娼妓。
大赏官禄之后，大顺皇朝还进行了开科取士，竟然有数千人应考。看来升官发财的路只要有个缝，就有人削尖头往里面钻。这一次开科，某州风评不佳、品行低劣的生员龚济民被点了状元，原因不是他文章写得好，而是他的名字很合张献忠的口味。四川什邡县的童生熊某，快六十岁了，这次中了探花，高兴得差点疯了，或许和范进中举有一比吧。放榜几天之后，考试部门将考卷呈给上面，上面看到探花熊某“对策”这一门答卷中有这样一句话：
“西蜀一隅之地，游其中者如井底蛙，不足与大有为。”
张献忠的宰相汪兆龄上报张献忠，张献忠认为是在讽刺自己，可怜熊某高兴劲还没有过去，就被立即活剐了。原本熊某是想拍拍大顺皇朝的马屁，不想被马一脚一脚生生踹死。
大顺皇朝的专制，到了变态的程度。想想后世流寇掌权后的疯狂与残忍，你会发现，原来流寇们一脉相承，流寇的后辈不会比他的先人们纯良多少，当然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顺皇朝治下的军民之间，不可以相互交游；即使是父子、夫妻、一家子的亲骨肉，相互之间也不能随便说话；成人礼、婚丧嫁娶，没有人敢请乐队吹打，不敢喝酒，不敢同席对坐；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大家都要关了门窗去睡觉，不敢点灯闲谈。如果有一家犯了上面的禁忌，就会上面牵连九家，下面牵连九家，全部处死。只要流寇们抓到乡绅、宗室或者读书人，不管老少，立即杀掉；家产没收；妻妾妇女全部送入妓院。每隔四天，流寇们就派人马进入各家各户检查，凡是有外出做生意没有回来的，或者有别的事情出去没回家的，或者生病躺在床上的，流寇们就说这家的人是奸细，是坏人，这家和同街邻里全都遭殃，男的砍头，女的送入妓院。
大顺王朝有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为了这些工程，他们也有强行拆迁。看来，中国的强拆也是有历史可循的，如果这个也可以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有些意思的。大顺皇朝将成都城内的街道做得有十几丈宽，路面平坦如镜、笔直如箭，可以同时容纳五十个骑兵并排行走。道路两旁的房屋有阻碍道路的，立即就拆毁。据说，当时拆毁的民居不下百万。
成都的四个城门，都由张献忠的心腹把守，城内的居民，是不容许出城的。城外的生意人要进城，会按照这个人年龄相貌，发放一个临时通行证，还要在左右脸上盖上同样的图章。等到生意人要出城的时候，先验证你左右脸上的图章；再验证你的临时通行证。有些人，因为天气热流汗，把脸上的图章印迹弄模糊或者弄没了，即使你有临时通行证也不行，你会被当成是奸细，带到大顺皇朝的衙门，进行严刑拷打，让你交代你的家小姓名以及你的家庭住址，然后将你本人割去头颅，将你的家属全部抓来，杀掉。
除此而外，流寇们还密布间谍。间谍们化装成乞丐、生意人混入民间。只要看到平民百姓相互嬉戏、开玩笑、说笑话，或者谈论家务事的，立即给你个“说闲话”的罪名，除了杀光你全家之外，还要实行连坐，你的邻里乡党，全部都要遭难，动辄数百千人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
流寇们的文//字//狱，不比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松。湖广黄州有一个叫夏大武的生员，被流寇强征入伍，并且给了个都督的职位坐。他私下说了一句
“大丈夫不可无博浪一击！”
被人密告张献忠，此人立即被活剐，一家五十几口人全部杀绝。
流寇们更惨烈罪行，再写下去，就显得残忍了。
虽然，后人多有为张献忠的“入蜀”辩驳的，但是看看这个世界较近历史时期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一切，我还是觉得，这段历史有它的依据，这段历史有它的参考价值。
历时276年的大明王朝还是覆灭了，大顺皇朝昙花一现地立国了，在混乱的年代，人性与兽性一瞬间都爆发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洞见人间的兴衰，照亮人性也照出兽性。
呜呼，哀哉！
注：本文完全按照清人顾山贞的《蜀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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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士隐绝世出尘
甄士隐的出家，和开首的那些个“炼石补天”、“疯道人”、“癫和尚”多少有些联系。这是作者本身固有观念的流露。因为在作者而言，红尘之事，多少是受天命支配的。这个观念，不需要批判，不需要褒扬，以公正之心待之即可。我向来主张，对于彼时彼地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假如换了我等在那时作此书，是否能够在思想上达到作者的高度还是一个问题。甄士隐的出世，写来其实也很平淡，翻开中国的小说，这样的模式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因为未脱窠臼就否定这一情节，自然会失之武断。甄士隐的出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把它放在整部小说的大背景下审视，自然可以体味作者的深意与高妙。
为什么会出家？最常用的一个解释就是“看破红尘”。这话说起来很有些意思，因为我会去想，“红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怎么就能够“看破”。它是圆的？我会想到“破镜重圆”、“破锣”里的“破”字。它是一个整体？我会想到“丢一粒石子，打破了水面的宁静”。其实，我都想错了，这里的“看破”是看穿、看透、洞悉实质的意思。红尘是一个抽象而具体的概念，说它抽象，它指的是人世间，说它具体，它是指车马扬起的飞尘。结合起来，大概就是说，这人世间也不过就如飞尘一样吧——我是这么想的。“红尘”究竟如何？为什么要“看破红尘”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红尘有“幻象”与“实质”二体。“幻象”的“红尘”是繁华、是车水马龙、是夫妻恩爱，是高官厚禄……是一切眩人眼目的表象。红尘的实质，用佛家的话来说，是诸多的苦；用通俗的解释，就是包含诸多阴暗面的现实人生。繁华背后，有多少令人心酸的凄凉；车水马龙里面，有几多人世的艰辛；夫妻恩爱过后，有多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卷）里的闹剧；高官厚禄中，又隐藏了多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对于“幻象”和“实质”，普通人自然会以一般的方式对待：为了那“一二”的快乐开心，常常付出“八九”的忧伤痛苦。正因为这样，才会有这大千世界；正因为这，才会有这人间世的纷繁复杂；正因为这，佛陀才会产生普渡众生的念想；也正因为这，才会有种种解救凡人出红尘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
以愚鄙见，真正的出尘只有两种：其一，自小未受任何俗世的熏染，天生慧根，与佛仙有缘，天然出尘者。《西游记》里的唐三藏即是此类。三藏虽是小说中人物，但我深信，尘世中必有此一类人物。其二，便是本篇着墨的甄士隐——看破红尘而出尘的人物。这一类，在中国的记载中比比皆是。《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出尘，是家遭不幸，世态炎凉的结果。还有一个柳湘莲，却是因戡破情关而出尘的。虽然都可谓之“出尘”，但是，“出尘”也各有不同。
甄士隐的出尘，似乎是宿缘。作者说得明白：红尘中的他老，已经有神仙之姿：“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观花修竹”、“酌酒吟诗”。这就为他老的绝世出尘埋下了伏笔。
甄士隐与人为善，从文字间就可以读出。不说别的，就他老对待贾雨村的态度、行为便可以约略体会到。在我的想象空间中，他是一个绅士。一则家计宽裕、二则知书达理。按照惯有的模式，他应该是儿孙满堂才是。可他老偏偏是年已半百，却未有子息。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这是他老的第一大不圆满。
也许是老天眷顾，甄士隐生有一女。老来得女，想必其疼爱有加必不输于“老来得子”。谁想，这贵若明珠的女儿，竟是个“有运无命、累及爹娘之物”。接下来的元宵，便应了那“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的谶语。观灯失女给甄士隐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老年失女给甄士隐的精神创伤堪比“三大悲”之“老年丧子”。在中国文化的观念中，人生是必须有所守、有所靠的。甄士隐的独女失踪之后，他便是“老来无靠”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奉养问题，还有精神上的依归问题。“独女已失”，甄士隐后半生的精神将处于流浪状态、放逐状态，这种负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面对和承受的。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甄英莲的失踪，是甄士隐精神世界的坍塌。对于“禀性恬淡”的他老而言，爱女丢失之后，纵有万贯家财，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作者在这个时候添了一把大火，把甄家的房产也烧了个精光。这时候的甄士隐，除了老妻和所剩无几的资财，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可怜。
失女和大火的打击，对甄士隐而言，可以说是天灾，是人生无常的结果。投奔到丈人家里所受到的冷遇，便只能解释为人情，是世态炎凉的表现。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甄士隐的出尘绝世便成了必然。若不然，他可能的结果是疯掉（其实，哲学家和疯子的区别在一线之间）。
绝世出尘不是对社会的反叛，而是对俗世的超脱。《好了歌》的深意在那里？以愚鄙见，那就是，要想“好”，你必须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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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谁能比嵇康
魏晋时期，因为时局动荡和政治诡异而造成的社会氛围，完全是一种低气压的生存状况。社会虽然乱了，但是，维系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没有倒塌，所以，魏晋的“名士风度”里面，除了形体的潇洒之外，还有内质的纯真。当士子们无法把自己的才学施展在安世济民的仕进之路，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跟当权者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许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