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亚人皈依基督教经过的著作，我在1983年研读过那本书。这部重要论述里的细节包括阿克苏姆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公认的历史人物像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那国王等。这些细节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点：鲁菲努斯提到的那个国家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尽管他始终把它称作”印度”。
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早期地理学家总是把埃塞俄比亚说成那个印度大帝国的西部疆土”。不仅如此，看来这同一个地理学错误，连同12世纪流传的那封奇特书信，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印象，即”祭司王约翰”是位亚洲的国王，确切地说是位印度国王。
这个印象虽说是错的，却已经顽强地证实了一点：在”祭司王约翰”不再是个神话人物之后很久，在他的王国被确定在非洲之角之后很久，这个印象依然存在着。例如，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写道：”阿比西尼亚是一片广大的国土，被称作中印度或第二印度，其国君是基督徒。”这句话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传统学说的认识。
与此相似，在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旅行家西蒙尼希格里仍然把”祭司国王乔万尼”说成一位住在印度的君主，而那个”印度”其实是位于埃及苏丹管辖的边界上，其国王曾被描述为”尼罗河之主”，据说，他能够控制流入埃及的尼罗河。
在相当晚近的16世纪，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使团，其成员依然认为自己将要见到”印度的祭司国王约翰”。后来，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对这个使团做过权威性的记载。他于1520年4月在红海的玛撒瓦港上岸，其后用了6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各地旅行。那次耗费体力的艰辛旅行虽然无疑是在非洲大陆之内，他那本书的书名却依然反映了那个古老的地理学错误：印度祭司王约翰的国家之实况。
在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翔实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作”祭司国王”或者”祭司王约翰”。
我还能证明，在比这早得多的时代即1352年，罗马教皇驻亚洲的大使弗朗西斯坎德乔万尼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过：”埃塞俄比亚居住着黑种人，该国被称为祭司王约翰的国家。”同样，公元1328年有位名叫约丹努司”卡塔拉尼”的神甫也曾把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为”祭司王约翰”。更晚些的1459年，弗拉马罗绘制了一幅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受到广泛重视，其中把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版图的一座城市标上了红颜色的说明：”此为祭司王约翰之国都。”
浏览面前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我的确困惑不已：有的说法似乎毫不含糊地把祭司王约翰说成在埃塞俄比亚；在另一些说法里，他虽然被看作在埃塞俄比亚，却被说成几个名叫”印度”的地方的国王；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就在印度本土或者是在远东一个别的国家。
但是，这一切混乱背后似乎有一点确定无疑的东西：真正的祭司王约翰，这一切神话之源，终究必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国君该国是中世纪时期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以外惟一的基督教王国。因此，沃尔夫拉姆提到”印度”被”祭司王约翰”所统治，而此人是法莱菲兹与勒庞斯德索妮的儿子，信基督教他这里说的”印度”只能是埃塞俄比亚。
我翻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想找到一个希望是明确的最后说法。结果，我看到了如下的解释：
并非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很早的时代起，”祭司王约翰”这个称谓就被赋予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尽管这种关联曾一度被”祭司王约翰是亚洲人”这个流行传说所掩盖。将此人说成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说法的来由其实是混淆了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吉尔，甚至可能更早。
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这个词条用以下的一段话结束，这对我的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到了教皇和祭司王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发生在门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致函那位君主，无论教皇当时如何想象那国王的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当时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请注意一点：菲利浦大夫在东方见到的”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也必定就是某位真正握有王权的君主的使臣，而不是一个幻影的代表。表明自己愿意完成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祭坛的使命者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圣墓教堂内，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的确曾长期拥有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我不久之后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公元1189年，那个礼拜堂和祭坛首次被授予了埃塞俄比亚人，但不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无权授予这种恩惠了，而是由穆斯林的萨拉丁授予的，他于1187年从十字军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圣墓教堂里的这些特权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直接向萨拉丁求得的。请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本人。
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法国北部那些无名的石头建筑上就出现了一些圣杯和约柜的神秘图画，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里，也出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雕像。同样，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开始写作帕西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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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纯然的巧合，相反，现在我感到这些背景环境已经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那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沃尔夫拉姆那部引人注目的叙事诗，其创作目的显然都是作为某种神秘的寻宝图。并且，尽管这些图上并没有标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我们看来还是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地图上标出的那个藏宝地点只能是埃塞俄比亚那里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王国，是那只虚构圣杯的最后所在，因而也是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将会找到约柜的地方，而那只圣杯所象征的真正对象，就是约柜。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另外几个问题：
12世纪的时候，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到一位德国诗人和一群法国圣像雕刻家那里的
是什么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如果后者都创作出了艺术作品，而其中都用密码的方式编制了同样的信息，那他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前者有关联。
最后，为什么有人宁愿把约柜下落的秘密，用讲故事和雕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已经几乎要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将这个秘密传给后世的各代人。不过，与此同时，这里使用的密码尤其是沃尔夫拉姆使用的密码一直格外难以破解。我自己手头有12世纪的全部研究资料，并且得到了目前的结果，这完全是由于我去过阿克苏姆城，因而有了先人之见，即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便利和优势。这就是说，隐藏在帕西法尔里的信息，根本不可能是在中世纪编制进去的除非有些人能获得一种非常特殊的、惟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创造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密码。所以我认为，假设必定存在过这类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但他们究竟能是谁呢
我的确发现一些欧洲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他们是占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的一部分，12世纪时大量出现在耶路撒冷。1145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时，那里正初次流传着”祭司王约翰”的传说。1177年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使臣们已经访问了那座圣城，去寻找圣墓教堂的一座祭坛。因此，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完全有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些欧洲人。
不仅如此，这些欧洲人还有个高度秘密的组织，并在远程国际通讯中经常使用密码。此外，这些人还参与了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演进和传播更具体地说，他们可能参与了沙特尔大教堂建筑及雕刻的工作。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曾有几次提到过这些人的名字。我研究那只奇特的圣杯时就遇到过那个名字，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家把那只圣杯放在了他们假想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雕像的左手中那雕像碰巧几乎是麦基洗德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的惟一雕像。
这些人影响巨大，孔武有力，游历广泛，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组织的正式全称叫”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但其成员都以”圣殿骑士”或者”骑士圣殿教徒”而闻名。从本质上说，这是个宗教组织，其成员都是武僧。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组织都把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而在旧约时代，约柜就是从那里神秘失踪的。
第五章 白色的骑土，黑色的大陆
爱玛荣格是一位学者和讲师，也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妻子。她曾经指出，12世纪末形成圣杯传说这种文学样式，其方式既突如其来，又令人惊诧。
爱玛写过一本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著作这是为荣格基金会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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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作的，其中提出，这个传说突然戏剧般地衍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其背后必定存在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其实，她甚至还提出，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和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这个样式中最早的两部作品，”几乎就像突然喷涌出来的地下水水脉一样。”这个”地下水水脉”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答案就在开始流传”圣杯传奇”的那个历史时期内。那毕竟是个十字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第一次密切接触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文化；在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军队占领耶路撒冷达80年之久从公元1099年到1187年萨拉丁收复这座圣城。就在1182年，即基督教军队占领耶路撒冷83年之后，克雷蒂昂写出了他自己的圣杯故事。耶路撒冷陷落后不久，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便开始了帕西法尔的写作。
因此，我发现很难否定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对圣杯传奇的早期修订，必定基于当时已经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必定基于当时被发现的某种资料，而那个时期，耶路撒冷完全被控制在欧洲人手里。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帕西法尔的内容，想看看其中是否存在能支持我这个推测的证据，结果发现：沃尔夫拉姆在其中有几次提到了一位神秘的信息提供者，名叫”克尤特”kyot据沃尔夫拉姆说，他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此人提供的信息，而此人幸好是一位受洗的基督教徒不然，这个故事仍会无人知晓。没有任何一种不信教的艺术能向我们揭示圣杯的本质，揭示了解其奥秘的方法。
这无疑是帕西法尔里惟一的一个地方，其中这位德国诗人暗示了帕西法尔可能另有奥妙。这”另有奥妙”完全可能就是这部作品美丽的虚构象征后面的一个真正主题，即”约柜”。对此，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研究书中那些分散提及”克尤特”的地方时，我偶然想到，这个若隐若现的人物其身份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可能还向沃尔夫拉姆介绍过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隐藏处的秘密。书里有一处把他写成”克尤特，为我们送来真实故事者”，因此，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到底是谁呢
帕西法尔这部书本身就包含着几个明显的线索。有的地方”克尤特”被说成一位”大师”，另一处则说他的母语是法语。不过，书里除了这些暗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说法。于是我便去请教学者，发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把”克尤特”相当明确地认定为12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此人名叫古尤特德普罗万，阿拉伯人收复耶路撒冷前不久，他曾到那里朝圣；他还可能曾一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有过联系。
我之所以注意到了这后一件事实，是因为我知道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barbarossa像沃尔夫拉姆一样，也是个德国人在1152年被选定为皇帝之前，他一直是德国西南部斯维比亚公国大公。我还知道见本书前一章，”祭司王约翰”1165年的那封书信是写给各个基督教国王的，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收信人，而其中之一正是这位弗雷德里克一世。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还了解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情况的意义至关重要：克尤特l古尤特和骑士圣殿教有密切关系，而爱玛荣格在她的研究著作中说，人们把骑士圣殿教徒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卫士”。我还知道，在旧约时代，约柜正是从所罗门圣殿神秘地失踪的。后来，我激动地发现了一点：在帕西法尔中，沃尔夫拉姆把圣杯的卫士描述为”圣殿骑士”，并对他们大加赞誉：
一个高尚的兄弟会他们以武力保护着各国的人们，结果，圣杯只在那些奉了召唤到蒙萨瓦什加入圣杯兄弟会的人面前出现。
沃尔夫拉姆所描写的这些”圣殿骑士”，是否就是那个著名的同名武装教派呢
我发现：这个被译成英语为”telars”的词，在帕西法尔使用的中古高地德语里是”teleit”。一些学者对这个字的意义虽有争议，但还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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